中国三、四十年代四大经济学家之一: 方显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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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四十年代四大经济学家之一: 方显廷  中国三、四十年代四大经济学家之一:?方显廷

南开名人堂－方显廷?
浏览次数:175 方显廷，1903年9月6日生于浙江宁波一个珠宝手艺人家。幼时丧父，家境贫寒，上中学一年后被迫辍学。1917年进上海厚生纱厂学徒。因其天资聪敏，深得厂长穆藕初先生赏识，出资助其就读于南洋模范中学高中。1921年又被资送美国伊利诺斯州威斯康星大学深造，主修经济学。后转纽约大学获经济学学士，耶鲁大学攻经济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于1929年1月受聘于南开大学，任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1931年后改为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主任兼文学院经济系经济史教授。1946年，赴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任执行所长。1947年底，受聘参加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任经济调查研究室主任。1968年退休后应新加坡南洋大学之请，重返教学第一线。1971年退休，为该校首席荣誉教授。1985年3月20日于日内瓦寓所病逝，享年82岁。
　　方显廷将其毕生精力与心血奉献给了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事业，以其卓越成就，蜚声于国内外经济学界，成为我国三、四十年代与马寅初、刘大钧、何廉齐名的四大经济学家之一。（《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科学院）。而在南开大学经研所和经济系的科研与教学工作，是他一生事业的起点，更是他事业最辉煌的篇章。
　　1928年，刚刚完成了紧张学业的年轻博士方显廷，踌躇满志地回到祖国。在上海，已有优厚待遇的工作等待着他。当时工业部长孔祥熙任命他担任经济咨询局主任。这个机关是由中国前辈经济学家刘大钧先生1921年创办的。正当方显廷接受这份工作时，接到了先步回国的何廉先生从南开大学寄来的聘函。当时，何廉主持的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正欲通过对中国工业化的程度与影响进行探讨，开展经济研究工作。因此，信中动员方显延到张伯苓先生创办的天津南开大学，为培养新一代中国的经济学者和调查研究天津地毯工业的发展情况而共同工作。这正是方显廷对事业之所求，于是，他毅然放弃了三倍于南开大学的优厚待遇，北上天津。他在给经济咨询局的辞职信中这样写道：“作为去国七载刚刚归来的游子，请给我机会首先通过教学和研究，来了解故乡的现状，以便日后能对我的国家做些更为有益的工作。”（引自方露茜我的父亲方显廷——一个勤奋工作的学者》手稿第13页）从此，他成为南开经济研究所创办人何廉的最亲密同志和战友。
　　成立于1927年的南开经济研究所，是当时国内大学中首创的
经济研究机构。其时，正致力于中国工业发展的研究。1929年四月，25岁的方显廷来到这里便如鱼得水，一干就是十几年。当年，在南开经济研究所中流传着这样的佳话：“何不离方，方不离何”。所长何廉长于运筹决策，主要负责筹划、对外联络、筹集资金等工作，而方显廷则潜心于学问，负责主持对内的教学与科研，二人一动一静，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使得南开经济研究所在当时闻名遐迩，成为我国三、四十年代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为我国现代经济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经研所的任务是繁重的。方显廷来到后便立即着手天津工业的调查研究工作。对于学术问题的研究，他非常重视实证和实地考察，特别注重占有第一手原始资料，反对那种主观臆断的浮躁作风。这种治学态度和工作作风的形成，还应归功于他在耶鲁大学的导师，当时著名商业史学教授克莱弗·德埃（Prof．Clive?Day）。德埃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注重资料的搜集与实地考察和统计分析。当时他正对19世纪40年代英国职业的分配情况颇感兴趣，致力于英国经济发展史研究。先生的研究方向与治学的方法及态度，深深地影响着方显廷。为了写好《英国工厂制度的胜利》这篇博士论文，方显廷阅读了英国国会大量文件，查遍了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及纽约图书馆的资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撰写工作。论文一改1840年前后英国工业结构的传统划分方法，即“个体镀金工、家庭生产制及工厂制度”为“手艺工人，商业雇主制及工厂制度。”这一形象生动的提法及其重点的缩写已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谢普德·克拉弗教授（Prof．Sheppard·CIOtlgh）1959年所著的教科书《欧州经济史卜书所采用，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