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四大思想家方以智与天地会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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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四大思想家方以智与天地会ZT  方以智与天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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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考方以智晚节的发现

公元一六七一年（清康熙十年），农历十月七日，一代天纵英才的伟人方以智，在被当作政治要犯押解入粤的途中，致命于江西万安的惶恐十八滩。

方以智死于涉嫌反清的事件“粤案”。在三百多年前那个专制黑暗的年代，尤其是在清初满清统治还不稳固，清庭对于涉及反清复明的活动和人物采取极其严厉残酷的打击镇压的特定条件下，时人对于方以智死难事件，不仅在当时讳莫如深，事后也恐受牵连而不敢轻易言及。从现在发现的方以智晚年好友施闰章后来曾修改他与方以智的唱酬诗作的事例可以推证：粤案当时及其之后，不单方以智的家人为着家族的安危，势所必然地会毁灭一些关键或有问题的相关资料，他的亲戚朋友门徒以及曾有来往关系者，也对与方以智相关的诗文书信等文字材料进行过销毁或删改的处理。

这种忌讳的结果，不仅成为方以智在身后数百年间声名不显的重要原因（当然造成方以智在有清一代的历史中淹没无闻的原因，还有乾隆时方以智的著作遭到禁毁，以及乾嘉时期正统汉学家们对持融会三教的“异端”之学的方以智不屑置词等）更直接导致了关于方以智的历史资料的存世极少，使这位生前负海内名望近五十年的杰出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尤其是其晚年的活动情况尘蒙沙掩、鲜为人知，不仅给后世留下了很多迷团疑惑，也影响了后人对他全面而完整地评价。

但历史的痕迹不可能被时间完全抹掉，它总会以这样那样蛛丝马迹般的线索留于后人，引导着他们去发现和还原那已于时空中消逝了的历史真实。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海内外掀起的研究方以智热潮中，美国华裔教授余英时先生不囿于成见，慧眼独具，对方以智隐晦不彰的晚节尤其是死节，进行了极其认真而卓有成效的考证，他通过综合各种零散而语焉不详的史料在闪烁其词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以令人信服的分析和推论，揭示了一个为历史遮掩数百年的惊人史实：在三百多年前方以智殉难的那个风雨之夜，方以智并非是如后来史家所言的病死于惶恐滩边的舟中，而是悲壮地投江自沉，慷慨尽节！不惟如此，余先生还通过他的考证进一步提出了他的怀疑：粤案未必是如时人以及后来史家也附会的属于诬陷，种种迹象表明，晚年的方以智极有可能是真实地参与了反清复明的政治活动。余先生后来没有进一步去考证，但他的疑问已值得人们去重新思索。

二OO四年，笔者为撰写方以智传记而开始搜集资料，研究方以智的生平，在研读方以智的有关著作及一些资料后，越年开始边研究边写作。我写方以智传记的初衷和主旨，是有感于迄今为止未见有一部详实传叙方以智曲折传奇一生的书籍，影响限制了世人对这位明清之际的卓越人物的了解，不利于今天的文化建设。我希望尽我最大的努力，依据我所能搜集掌握的史料反映和我的研究，将一个伟人真实的一生展现给世人。思想指导如此，我在研究写作中，一直采取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和方法：既重视依靠史料的反映来推想刻画方以智在某个时期的活动情况以及他的思想情感，又反过来以方以智这个人物固有的性格与思想情感来审视推测资料的可用性以及可信程度，看它是否反映代表了方以智其时的真实。这个方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帮我弥补了资料有限的不足，保证了传记反映的真实，更使我在传记写作到方以智出家后的情形时愈来愈难以相信和接受包括《方以智年谱》（任道斌编著）在内的一些研究书藉大同小异的观点和说法：中年被迫逃禅后的方以智，从此心灰意冷，思想消沉，真的成了一个超脱尘世苦难，洗心自洁的苦行修炼的僧人，顶多也不过是个怀着悲悯之心，出世尚欲传救世方的禅门哲人。

这符合方以智这个人物的思想性格吆？

方以智出身于以忠孝传家的名门世家，他祖父方学渐制定的家规，要求子孙绝对忠君报国的思想和训戒，自幼就烙印在他的心底，使他须叟不敢或忘。他的性格易冲动却又坚韧，在经受曲折后会有暂时的消沉或悲观，但很快他又会重新振作起来，这使我们看到：当李自成农民军已逼近北京时，满朝官员或恐慌不已或逃逸保身，他却上疏要参军去前线作战；当崇祯皇帝煤山自尽陈尸东华门外，别人在躲避农民军搜捕时，他却独自去哭灵，准备殉难尽忠；当他为农民军所捕，备受拷刑又逃脱后，他抛下妻小家人不顾，千里南归，要求领兵北伐；当他为阮大铖陷害，流亡岭南，九死一生，自谓要从此归隐山林时，永历政权建立，他又积极参加了拥戴筹建活动；当他眼见永历政权内部相互倾轧，大势已去，又为宦官迫害，顾念白发在堂，十辞宰相之位，窜迹蛮荒之际，却又不忘条陈恢复大计，鼓励朝中元勋将士戮力同心；当他被捕之前眼见朝庭形势已十分危急，他却安顿妻小，准备再去追随永历帝。这样的一个人，他会为被迫的逃禅而忘记家国之痛和复明的大计，放弃他自觉的责任从此不问世事，甘当一个苦行的僧人而不顾有辱家门之风？这不是方以智的人生信念，不是他的作风，不是以他之性格思想所能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