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晚清名诗学家方玉润之诗经学

四十二年

说说晚清名诗学家方玉润之诗经学  说说方玉润之诗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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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30　20:5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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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苕之华?于?2006-08-30?2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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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玉润云南人，祖籍四川，晚清著名学者。生于嘉庆，卒于光绪，大体活跃于咸同之世，正值清学收官阶段。方玉润年少时“天资卓越”、“涉猎至博”，其诗文被友人誉为“浑茫涵盖，浩无际涯”，“博大纵横无不备，虽未能纯乎中道，顾自往往具有特识，要为不向古人颐下乞气者”；方氏如此超著才华，可惜和乃父一般，不会考试。年轻时应乡试十五次不第，比其父尚多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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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方氏虽未当成单科语文状元，却让他保留了天纵灵气而不为俗务消磨。咸丰时，太平乱起，方玉润以《运筹神机》一篇投笔从戎，太平乱后，以军功值陇州，从此以著书讲学为务至终，尤在诗经学上，具有极深之造诣，更以《诗经原始》一大著，奠定其晚清名诗学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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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玉润氏之诗学，与晚清名家陈奂、王先谦等较为刻板之解经不同，而保留了活脱灵气。解诗不重训诂，而在揣测诗人作诗之本心，“原诗人始意”，此即其著作所以起名《诗经原始》的原因。他以为，只要能获得“古人作诗大旨，则读者之心思与作者之心思自能默会贯通，不烦言而自解耳”。在他看来，此实也有不得已处，盖“古序既失，不得不本以意逆志之训而作事或当然之想”。这种直追本意而不追求字雕句琢地去解诗，与乾嘉以降训诂学家尽以小学处入手爬梳的做法，殊不同类，因之更显其之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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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玉润以为，自来说诗，唐以前悉遵古序，宋以后独宗朱传，均两失道。譬如对《诗经·关雎》篇，向来解其意者皆尊诗序之论，以之为赞后妃之德；或从朱熹诗集传，以为乃“宫人之咏大姒、文王”，“虽若专美太姒，而实以深见文王之德”，面空凿壁尤深；至略早于方玉润的胡承珙，作《毛诗后笺》犹承此说，只是认为此诗未必是文王宫人之所作；便是胡适之顾颉刚的偶像、近代疑古派先驱之一姚际恒，在其《诗经通论》里虽列四不通以证该诗非文王后妃之自咏，却依然以为该诗“是当时诗人美世子娶妃初昏（案：即婚）之作，以见嘉耦之合”，则其说依然未尽脱诗序之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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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方玉润则抛弃诗序、诗集传之说法，“反覆涵泳，参论其间，务求得古人作诗本意而止，不顾序，不顾传，亦不顾论，唯其是者从而非者止”（《诗经原始·自序》）。方氏以为，诗中“无一语及宫闱，况文王、大姒耶”？在他看来，此诗“盖周邑之咏初昏者，故以为房中乐，用之乡人，用之邦国，而无不宜也”，虽同以之为咏初婚之作，显然方玉润的观点已不为宫闱所限，比姚际恒又要激进多了。而方氏把“关雎”从传统卫道士所以为之尊颂后妃之德的宝座掀落下来，成为下里巴人的“房中乐”，一如他之否定周公、孔子之编删定诗三百，其观点已不仅仅只是激进、实在是有些离经叛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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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玉润此观点，为二十世纪迄至今日多数近现代解经者所继承。如复旦名家陈子展解此诗，即以为“无疑的原是关于歌咏社会上层的男女恋爱的诗，因而统治阶级作为房中乐章。但不一定是歌咏后妃之德、王者之化”（《诗三百解题》），几全采方氏之说，唯以之为“歌咏社会上层”，则较方氏之“用之乡人用之邦国而无不宜”，似反犹有不如之处。其他如方氏之“风者皆采自民间者也，若君妃，则以颂体为宜”这样的观点，也基本为后来诗经学家所采，因之尊他为真正的现代诗经学先行者，实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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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方玉润也并非彻底的革命者。如他虽将“关雎”解为采自民间咏房中乐之作，但以为“非文王、大姒之德之盛，有以化民成俗，使之咸归于正，则民间歌谣亦何从得此中正和平之音也耶？”换言之，他依然以为此非只是纯粹的民间自然之诗，而是圣人德教风化之效果、编入诗经自也有德化诗教之目的，因之还不是彻底的民本位。这是其解诗和二十世纪现代诗经学家的质的不同。此不同，约略类似于同为疑古派的崔述崔东壁，与胡适之、顾颉刚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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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现代诗经学者以“风”皆为民风，否认编《诗》者有为诗教之目的，也未必符合历史真实。近年出土的上博馆藏版《孔子诗论》，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战国时期）的孔门诗经之论著，较为真实地表现了诗经之本旨。从《孔子诗论》之文字来看，《诗经》作为诗教的特点，还是相当显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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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方玉润的反传统之特点，依然十分鲜明。如他称颂为遵从字正腔圆之正统诗学家所不齿之竹枝词、柳枝词等，以为它们“类多以方言入韵语，自觉其愈俗愈雅，愈无故实而愈可以咏歌”；又以“汉乐府·江南曲”为“千古绝唱，（以其）情真景真故也”，并说“知乎此，可与论是诗之旨也”，等等等等，诸如此类，考虑到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这些观点都可以说相当不俗。至若评《周南·芣芑》章之“采采芣芑，薄言采之。采采芣芑，薄言有之”诸句曰“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真是怎样生动有趣而活灵活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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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方氏论诗之作法，以为“佳诗不必尽皆徵实，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此说要是极妙，正与金圣叹所说的“诗非异物，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获已，必欲说出之一句话耳”相类。诗歌自有诗歌的精神世界，不能以具相的真实的世界比拟之。正因为它是灵动的、跳跃的、无有羁绊的、甚至有时是不合常理的，因之它才是独立的、自由的、超越的、富有趣味的；只要它的世界是美的、别致的、富有性情的，而不是空妄的、荒谬的，那么它就是可亲的、可爱的。如方玉润评《卫风·竹竿》一诗时所说：“其局度雍容，音节圆畅，而语之工，风致嫣然，自足以擅美一时，不必定求其人以实之也”；否则若字字求实，句句依理，这样的写实诗，又焉能不读来味同嚼腊？此正如方氏所讥，“俗儒说诗，务求确解，则三百诗词，不过一本记事珠，欲求一陶情寄兴之作，岂可得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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