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元刘氏”，兼论卞藏本之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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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卞藏本题记页上的“上元刘氏图书之印”，我陆续写了两篇文字：

《从卞藏本钤印看卞藏本之伪－兼与刘世德先生商榷》和《从上元刘氏钤印再谈卞藏本之伪》

今天再写第三篇《关于“上元刘氏”，兼论卞藏本之伪》，是因为在几位朋友们的帮助下，得到了一些新信息。

在《从卞藏本钤印看卞藏本之伪－兼与刘世德先生商榷》这篇里，我曾经说：

我们知道，一般藏印的钤盖，都是有一定习惯的。比如今存卞藏本，是分装四册的，在每册正文第一页，均钤盖了现藏主卞亦文先生的两枚印章。但是，根据题记，卞藏本“原订二册”，经题记书写者之手“亲自衬补，订成四册”。遗憾的事，除了在题记页，我们可以看到有被题记墨笔部分覆盖的两枚印章之外，在书中，我们再也找不到其他卞先生之前的藏主的印章了，也没有挖改的迹象，这无疑又是一项可疑之处。

退一万步，即便刘世老所说成立，字在印下，那麽既然连卞君都知道把自己的藏书章钤盖在每册回首，为什么“上元刘氏”要把自己的印章盖在别人的题记墨字之上而不是每册回首呐？


后来，在朋友的指点下，我获得了一种有刘氏钤印的古籍的信息，所以写了第二篇：《从上元刘氏钤印再谈卞藏本之伪》，在这篇里，我说：

一、“上元刘氏图书之印”不伪，确有刘氏藏书存世；

二、“上元刘氏图书之印”钤盖于每册首叶，也就是我前面说的“一般藏印的钤盖，都是有一定习惯的”。


我们再回到卞藏本上面，我前面已经说了，“除了在题记页，我们可以看到有被题记墨笔部分覆盖的两枚印章之外，在书中，我们再也找不到其他卞先生之前的藏主的印章了，也没有挖改的迹象”。在卞藏本每册首叶，除了卞氏钤印之外，并无“上元刘氏图书之印”或其他钤印挖改痕迹。这既有悖钤印常规，也有悖刘氏藏书钤印习惯。

此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又获得了一些关于有上元刘氏钤印的藏书的信息，归纳起来，现今出世的钤有“上元刘氏图书之印”的书计有如下几种：

1.卞藏本《红楼梦》残稿，题记页钤刘氏此印。
2.《李太白文集》，清康熙56年缪曰芑覆刻宋蜀本，30卷，4册。册一、二系配本，卷3－13据影宋本抄配，而且就是刘氏钞配的，注明上元刘氏影抄，所以这两册未见上元刘氏这枚钤印；册三、四系原刻，所以这两册都有上元刘氏这枚钤印。

3.《宝纶堂集》，光绪14年（1888年）会稽董氏取斯堂刊本，有刘氏跋款为戊申年（1908年）。每册首叶均钤刘氏此印。

4.《午亭文编》，清康熙47年林佶写刻本，50卷，10册，每册均钤刘氏此印。

5.《感旧集》，乾隆17年卢氏雅雨堂写刻本，16卷，8册。卷首序文页钤刘氏此印。是否每册钤印，待查。

6.《珊瑚鞭》，钞本，2卷2册，上海图书馆藏，上册目录页钤刘氏此印，下册正文首页钤刘氏此印。

2－6这五种古籍，反映出一个共同的信息，刘氏钤印出现在其藏书的每册（配本除外），卷首（包括正文页、目录页、序文页）钤印。这就是上元刘氏藏书钤印的习惯。这也符合一版藏书家钤印的习惯。

我们拿这种钤印习惯来考察待证身份的卞藏本，不难发现，卞亦文先生在每册上的钤印，正符合这种钤印习惯，但是卞藏本上的刘氏钤印，却不符合这种钤印习惯。

如果卞藏本题记页的文字是形成于钤印之后（字盖印），那么无疑是用有钤印的旧纸造假；

如果卞藏本题记页的文字是形成于钤印之前（印盖字），那麽有悖於钤印习惯的盖章方式，正是暴露的马脚，是不熟悉钤印习惯的人拿着旧印在造假。


顺便可考刘氏大致活动时间：

《宝纶堂集》是光绪14年（1888年）刻本，刘氏活动时间自然相当或者晚于1888年；


《宝纶堂集》上有刘氏跋款为戊申年（1908年）；

现在知道刘氏影钞《李太白文集》的时间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自然不是小孩子；


1888－1922跨度为34年，假设刘氏题跋《宝纶堂集》时为30岁，14年后影钞《李太白文集》正4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