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眉盦藏本”与“上元刘氏图书之印”－与刘世德、于鹏 二先生商榷

肆冇新人

再论“眉盦藏本”与“上元刘氏图书之印”









－与刘世德、于鹏 二先生商榷


这篇文字本来不太想写，因为很多问题目前还没确切的搞清楚。但是听到一种声音，说“眉盦藏本”之真至此可以论定了，所以忍不住说几句。



刘世德和于鹏两先生的力作《眉盦藏本续论——“眉盦”究竟是谁？》（以下简称
《续论》）公开发表了，很高兴我的一些意见和材料，在此文中得到两位专家的肯定和使用。



首先是版本的命名。我在2007年2月《卞藏本冠名权之争》曾经对把卞藏本命名为“林藏本”提出异议，当时我就说：

林藏本一名，其实是毫无根据的。“文介私印”和“眉盦”到底是啥关系？“眉盦”和“林兆禄”到底是不是一个人？都是有待验证的。根据工具书里“林兆禄”有用过“眉盦”的字号的记载，就划等号，是武断和盲目的行为。


其次是关于钤盖上元刘氏图书之印的藏书资料，《续论》里说：

经过我们的仔细调查和朋友们的热心帮助，在很多书籍上都发现钤有与眉盦藏本相同的“上元刘氏图书之印”的印章。今所知者，除《红楼梦》眉盦藏本外，至少还有：......


这也就是我在2007年7月《关于“上元刘氏”，三论卞藏本之伪》和《上元刘氏解密》这两篇里说的：


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又获得了一些关于有上元刘氏钤印的藏书的信息，归纳起来，现今出世的钤有“上元刘氏图书之印”的书计有如下几种：......



《续论》里另外比我的旧文多提到了两部藏品，一部是2003年出现的，一部是2007年出现的。其实，钤盖上元刘氏图书之印的藏品还有，以后我会在《上元刘氏藏书、刻书考》这篇里详细介绍给大家。



再有，就是关于刘文俨的信息，《续论》里说的
其中第八项书上的印章，既有“上元刘氏图书之印”，又有“刘氏文俨”，表明“上元刘氏图书之印”的主人便是“刘文俨”。


正如我在2007年7月《上元刘氏解密》这篇里说：
在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书里，有一部《新刻徐玄扈先生纂輯毛诗六帖讲意》，明万历45年（1617）金陵广庆堂刻本，上面也有“上元刘氏图书之印”，而且还有一枚“刘氏文俨”的印。

“上元刘氏图书之印”，“刘氏文俨”印，我想就是一个人的印，上元刘氏便是江宁刘文俨也。



《续论》里说：
还有以下两种书籍，有“刘氏文俨”之印：

9）《说文通检》，光绪二年（1876）崇文书局刊本。


10）《东征集 "
平台纪略》，雍正十年（1732）刊本。“江宁刘文俨”题写书名。

也正如我在2007年7月《上元刘氏解密》这篇里说的：
去年年底，孔网拍过一部《说文通检》，光绪2年崇文书局刊本，也有“刘氏文俨”钤印。

2000年，上海拍卖过一部《东征集
平台纪略》，雍正10年刻本，也有“刘氏文俨”钤印，而且还是“江宁刘文俨”篆书并题书名。


不过，随着新材料的出现，我现在对于刘文俨就是“上元刘氏图书之印”的主人这个看法，有了变化，详下。



上面是些闲话，下面言归正传。对于《续论》，坦白的说，看后我是比较失望的，因为并没有对卞藏本钤印的可疑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


我以前曾经说过，卞藏本题记页上元刘氏藏印的钤盖，既不符合藏书印的一般钤盖常规，也不符合上元刘氏藏印的钤盖常规，而且把图书印盖在已经盖了私印的别人的题记文字上（假设是印盖字），更加反常。


现在《续论》根据刘氏家谱、《望之哀启》等线索，认为题记作者正是上元刘氏家族的刘文介，他承用了曾经属于他哥哥刘文俨的藏书印，将之钤盖在卞藏本题记页。


这样的解释，是否能解决我上面的问题呢？我觉得还是不能。因为：

一、 刘文俨是不是“上元刘氏图书之印”的主人呢？待证。（详下）
二、
即使刘文俨是“上元刘氏图书之印”的主人，但是他并非无后，家族中又不止一个兄弟，有什么理由说他的藏书印一定会落在其中一个弟弟刘文介的手上呢？

三、
刘文介虽然生平经历不详，但是作为“藏书家”的弟弟，而且从卞藏本题记文字看（假设文字是他所写），是具有购藏并且“细检”藏品能力和行为的人，为什么不把藏书印钤盖在正常的钤印部位，而偏偏在已经加盖了自己私印（假设此说成立）的题记文字上又加盖“图书之印”呢？



从考证的角度看，《续论》还有几处明显的的缺陷：



一、刘文俨卒年判断有误。既然“乙亥嘉平月”题签的家谱里未载其卒，则铅印的哀启中所谓“本年……七月十五日”似应在“乙亥”之后，也就是刘文俨卒年不早于1936年“七月十五日”，而非“卒于1935年七月十五日”。



二、《续论》所谓“刘文俨久居上海”，“大约在1905年至1925年间，刘文俨寓居上海。”我看不出对关联到卞藏本题记页文字中的“沪市”“沪寓”有何帮助。


理由很简单：卞藏本题记中说的清楚，“于民廿五年得自沪市地摊”“民卅七年初夏眉盦识于沪寓”，两个时间点分别是1936年和1948年，当事人是眉盦。眉盦设若即刘文介，并非刘文俨，则与“大约在1905年至1925年间，刘文俨寓居上海”全无关联。


刘文俨卒年最早假设为民国廿五年七月十五日，家谱和诗文稿编定时间为民国廿五年十二月之前，则无论家谱、诗文稿还说哀启中均未见有能证明1936年或1948年刘文介在上海活动的证据。


尤可注意的是，《望之哀启》中明明说刘文俨“民国二十年庚午……冬，复奉调金陵海关。先严以服务梓邦，邱墓松楸得以岁时祭扫，欣然就道。而返里以来，头眩之疾未已，心境时觉怔忡，……乃乞休致，固请方许……从此优游以乐天年。”


可见，自1931年以后，刘文俨一直工作和生活在“里”亦即“金陵”地区，而非上海！


这样重要的文字信息，《续论》中不知是忽视还是回避了呢？



三、《续论》针对“上元刘氏”和刘文俨自署的“江宁刘文俨”，作如下解释：

在前人书写的籍贯上，“上元”（ “上元刘氏”）与“江宁”（
“江宁刘文俨”）实际上是一回事。这是两个有亲密关系的旧县名。上元县系唐代上元二年（761）改江宁县所置，治所在今南京市。五代时，又分上元地置江宁县。在清代，上元县与江宁县同城而治。至1912年，上元县并入江宁县。因此，刘文俨时而称“上元”，时而称“江宁”，并无抵牾可言。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败笔。“上元县与江宁县同城而治”，这点不假，不过这是两个县制，上元县是“附郭首邑，境辖城东一面”，江宁县是“境辖城之西南一面”，绝不能混为一谈。刘文俨要则籍在上元县，要则籍在江宁县，非此即彼。



很可惜，《续论》作者在查访《刘氏宗谱》的时候，忽略了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刘文俨、刘文燿出生或世居具体哪个县哪个镇哪个村。刘文俨和刘文燿虽然同属刘氏一族，但是分属两支，其间是否有迁居改籍的记录，涉及当事人自署，很重要，理应查清。


刘文俨这一支，是否有可能有自上元县迁居江宁县的经历？以至于刘文俨虽然名列上元刘氏家谱，但自署却为“江宁刘文俨”？
这是一种分析。

另外的可能，还有我以前提出的县名更易和府县之解，详见我的《卞藏本辨伪》。



四、“刘文俨死后，他的藏书归他的胞弟刘文介继承了；因此，他的藏书章连带着也归刘文介使用了”纯属猜想，上面已经说了。



五、“是刘文介把这枚印章钤盖在那个残抄本的题记页的右下角的”，上面也说了，假设刘文介已经钤盖私印，再把藏书印钤盖在题记文字部位，显然不合常理。除非其他地方没有钤印位置，这又和卞藏本实际情况相悖。



《续论》核心和基石，其实是“眉盦藏本题记页上钤盖的‘上元刘氏图书之印’实即刘文俨所用的印章”“‘上元刘氏图书之印’是他使用的藏书章”这两句。


2007年7月，当我发现《新刻徐玄扈先生纂輯毛诗六帖讲意》这部书内既有“上元刘氏图书之印”，还有“刘氏文俨”印的时候，我很高兴，我当时的判断，以为找到了“上元刘氏图书之印”的主人。


但是，随着新材料的出现，通过对材料的梳理，我对我当时的判断，产生了疑问：

《新刻徐玄扈先生纂輯毛诗六帖讲意》内同时出现的两枚印，既可能是同一人的印，也可能是两个人的印而经递藏。


在目前所知其他的钤有“上元刘氏图书之印”的藏品中，均未再发现有刘文俨的私印同时出现。


而在有刘文俨钤印的《说文通检》和《东征集
平台纪略》里，均无“上元刘氏图书之印”的出现，同时刘文俨的自署是“江宁刘文俨”而非“上元刘文俨”。


这些，不能不使我怀疑，刘文俨，到底是不是
“上元刘氏图书之印”的主人呢？


根据我掌握的上元刘氏图书之印钤盖的资料，最早出现钤印的时间在同治年间，而《续论》作者据《望之哀启》判断刘文俨“生于光绪三年”，显然赶不上“上元刘氏图书之印”最早的使用了。


根据我掌握的资料，“上元刘氏”不但藏书，而且刻书，这个刻书人，我也找到了，并非刘文俨。


所以，我现在的看法，“上元刘氏图书之印”的主人，并非刘文俨，而是另有其人。就像王世贞使用“有明王氏图书之印”，孔广陶使用“孔氏图书之印”，笪重光使用“江上笪氏图书印”那样，此人使用“上元刘氏图书之印”作为自己的藏书印。


后来钤有其此藏印的《新刻徐玄扈先生纂輯毛诗六帖讲意》到了刘文俨手上，刘文俨就像他在的《说文通检》和《东征集
平台纪略》
里那样，钤盖了自己的“刘氏文俨”印，以至于之前我们误认为此两印是同一人的印了。


事实上，根据我对《新刻徐玄扈先生纂輯毛诗六帖讲意》中钤印的分析，此书至少经过三个上元人递藏，刘文俨可能还不是最后的藏家。



一旦刘文俨被证实并非“上元刘氏图书之印”的主人，那么，即便证实了刘文介即卞藏本题记落款的“眉盦”，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不属于刘氏兄弟的“上元刘氏图书之印”会被钤盖在刘文介书写的一则题记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