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解太谷刘氏之迷

aidexiaowu

研究晋商多年了，可自己身边的一个谜团，一直解不开。
在我接触的晋商资料中，曾看到过一本近代人徐珂于“民国”六年（1917年）出版的清代野史笔记《清稗类抄》。这是好多研究晋商的人都阅读过的一则资料，名称叫《山西多富商》，它列举了光绪年间的一个统计资料，给当时的晋商富户开列了一个排行榜，依次记录了十五户晋商富豪的资产数量。其中涉及太谷的有五家。名列榜首的是临汾的亢家，富达数千万两。剩下的十四家，都是晋中的大户，第三位的是太谷曹家，下来第七位的是太谷刘家，以下，太谷名列十三名之前的，还有太谷的武家、孟家、杨家。曹家、武家、孟家、杨家，在太谷历史上均听说过。唯独刘家，我闻所未闻。请教太谷专搞地方志的方家，他们对刘家也不甚了了，这就成了我十多年来，积压心头的一个疑问，十分苦恼，但求索无门。

可以肯定的是：光绪年间太谷一定有一家姓刘的富户，作为一个学者的徐珂是不会胡说的。
退休前，我经历过的一件事，曾唤起我对太谷刘家探求的兴趣，但后悔当初，未能一追到底，落下深深的遗憾。
那是1998年6月24日的上午10：00———11：00期间，突然有两个南方口音的民工去地委党校找我。说是太谷的一位胖子司机介绍他们到榆次找我。想让我帮助鉴定他们在西园工地施工时发现的一些物品。我只记得其中一个人告我，他叫钟发富。他们在西园工地施工中刨出一个20厘米见方的石板，板下二米深处发现了一个外雕龙凤花纹的瓷罐，打烂瓷罐后，里头是金色的船型小金属制品和旧时的钞票。想让我鉴别一下是什么东西。说着他拿出一个“金色的小船”，我一看就知道：这明明是一个金元宝。钟发富说罐内还有些金佛像，总计金元宝、金佛像大约有多半罐左右。旧的钞票，他拿了一些样张。我识别是“民国”三十四年，即1945年发行的法币，和1947年、1949年版的金圆卷。究竟有多少张，他们也没数。但是，罐内还有一份遗书。遗书内容，我很后悔当时没有全文抄录，只摘记了要点。大意是：立遗书人叫刘发顺。立遗书时间是“民国”三十七年的仲冬（即1948年冬），其时太谷应该刚刚解放。遗书中说：他家原有土地400顷，房屋百贰十间，家兵百十人。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是国民党的副帅，已赴台。二儿子在港、台经商。三儿子也已赴台。罐中物品是他留下的遗产。他的分配原则是：三个儿子按3：3：4的比例分配。但是，如果他的儿子们得不到这笔遗产。获得遗产的人应将遗产做了善事，或修桥、或补路，或周济了穷人。遗书共一式四份。我看完遗书后，原文念给钟发富等二人听，并嘱托二人按遗书的意见办。或将这笔遗产交给太谷县政府或交工地负责人，不要有不良的贪财想法。二人满承满应。辞别而去。我因为当时忙于开会。事后，就把这件事忘却了，没再追问。但我确实见到了刘家遗留的金银，太谷有户刘家富豪，当是毫无疑问了。

按理说，退休回到太谷，我有了时间和条件对太谷刘家进行调查。但令人失望的是，几年了，刘家的情况仍然毫无线索。太谷县志办的同志，也在苦苦追寻。

《太谷报》开设“太谷晋商”专栏之后，热心的白志强副社长，有一天告诉我：北六门村有人反映说：他村里曾有个刘霸川，是经营商业的，曾因称霸四川而得名。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与报社记者和县志办的同志一起往访北六门。在那里我们发现了刘家的一个家谱，但没有刘霸川的记载；我们参观了村里的“老爷庙”和“落母庙”，考察了村北田野里的一处牌楼。那是刘家祖坟前的唯一幸存物，可贵的是：牌楼上有清代寿阳相国祁隽藻的笔迹。此行，再没有无多的收获。对刘霸川其人仍然毫无所知。

一日，在家闲坐，偶尔翻阅朋友赠送的书籍，拿起晋华先生编著的《三晋石刻总目》（晋中卷），无意间在46页发现有编号为175的《皇清诰封通议大夫霸川刘公暨元配智太淑人合葬墓志铭》。这不就是刘霸川的第一手信息吗？我既兴奋，又懊悔。后悔自己去北六门前为什么不在自己家中翻翻这本书。明明人家记载此碑就存在北六门关帝庙，为什么不去“按图索骥”？后转念一想，此书出版于2004年，出书前，搜集资料少不了通过我县文管所，我何不去文管所问讯一番？果然，在文管所工作人员帮助下，我幸运地找到了《刘霸川墓志铭》的拓片。原来，刘霸川的碑已经是块残碑。原本应该是两块石碑，发现时仅存一块，而且从中间断裂。好在文管所保存的正是残碑的拓片。由此，我弄清了一些重大问题：

一、知道了刘霸川名叫刘继统，霸川乃是他的字，并不是称霸四川之意。
二、知道了刘霸川的曾祖父叫刘武功，祖父叫刘发荣，父亲叫刘冠军。
三、刘家祖上，自曾祖起经商发家。刘武功曾经商张家口，致富后，因其子刘发荣十七岁早逝，买卖无人继承，“张家口旧业渐衰”，家道中落。

四、刘霸川的父亲刘冠军为了家计，远赴汉阳经商，恰逢汉阳，时局不靖，发生战乱，音信全无，刘霸川念父心切，只身千里赴汉寻父，战乱中，接得父归。局势稳定后，其父欲返汉，重操旧业，刘霸川怜父年迈，愿代父去汉阳经商，并大获成功，重新振兴了家业，成为闻名的富贾。

五、刘霸川的儿子，叫刘耀。曾供职于清廷“农部”。

六、刘霸川死于“庚戌”年。
根据上述所知，我了解了刘霸川的大体情况。有了轮廓性的认识。由此可肯定刘家确实是太谷的一大晋商巨族。《清稗类抄》所说的“太谷刘家”幸许就是指刘霸川家族了。

但是，还有两个明显的疑问，让人百思而不得其解。
1、刘霸川究竟是什么时候人？《墓志》中仅云：死于“庚戌”年，按我国传统的纪年法，六十年一甲子，清代的庚戌年有五次，分别是：康熙九年（1670）、雍正八年（1730）、乾隆五十五年（1790）道光三十年（1850）、宣统二年（1910），刘霸川死于哪个“庚戌”年？如果，这份《墓志》是全的，这问题不难解决。因为，旧时墓志对墓主人的生卒年月会必然有所记载。可是，这是个残碑，应该记载的后半部分碑文，看不到了。就只好推断。

2、刘霸川的儿子刘耀，《墓志》仅云“官农部”。大家知道我国古代的行政机构，只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怎么会有“农”部之说？查清代“职官表”，只是到光绪二十四年，才有改“工”部为“农工商部”的记载，莫非刘耀是晚清的官员？刘霸川是宣统二年才死的？

戴着这个问题，我再次访问了北六门村，去找尚存的一册刘家的家谱查对，但同样没有找到刘霸川的名字。仅知道了“继”字辈是十五世。据藏谱人说：他家和刘霸川家，系前后院。是本家一族，而且他证实：建有牌楼的坟地就是他刘家的祖茔，地名叫大东北，牌楼估计是道光年间修建的。我想起曾在牌楼上见到祁隽藻的提字。而祁是道、咸、同三代帝王师，时间上，尚可对上号。

又过了十多天，我去县志办查阅光绪本《太谷县志》，在卷二“仕籍”中，突然找到了刘耀到名字。名下的记述是：“监生，户部郎中，候选知府”。这就是说刘耀是“国子监”出身，担任过户部的官吏，知府衔，大约三、四品的官。再翻查下去，在第四卷，“封典”中，我意外地发现了刘霸川一家的记载：

刘霸川的父、母：刘宗：耀祖，覃恩诰赠通议大夫。李氏，耀祖母，诰赠淑人。（冠军或许是其字？）

刘霸川本人：刘继统：耀父，覃恩诰封通议大夫。智氏，耀母，诰封淑人。高氏，耀庶母，封恭人。

刘霸川的兄弟：刘继业：耀伯父，覃恩赠通议大夫。郝氏，耀伯母，赠淑人。

刘霸川的大儿子：刘翰忠：耀兄，覃恩赠朝议大夫，孟氏，耀嫂，赠恭人。

还有刘霸川的亲家：安守箴：耀岳父，覃恩封奉政大夫。

至此，我明白了。刘家坟地里的牌楼，是因沾刘耀的光建起来的。覃恩是古时帝王广施的恩惠。由于刘耀官做大了，有功于皇家。皇帝奖励他，全家都受到赏赐。这样估计下来，刘耀和祁隽藻是同时代人。刘霸川死于道光三十年（庚戌）就是完全可能的了。

现在，我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
太谷确有一户姓刘的晋商巨族。系城北北六门村人，代表人物有刘武功、刘霸川两代，经商区域在张家口和武汉。时段大约在清中、后期。至于其经营什么行业？开过什么字号？发展到什么规模？现在，尚不得而知。我前面叙述过的城内西园附近的刘姓和北六门村的刘家有没有联系？是否一家？也不能下结论。不过，它起码证明太谷城乡富户很多，不愧称“金太谷”！

　我今天，写这篇文章；把探寻“太谷刘氏”的过程交代出来；是因为，我觉得：对目前的结论，还不大放心，还需要求证于社会。我希望太谷乡亲们能关注这件事，特别是北六门村的知情人，能够给我提供更多的资料。我甚至妄想：哪块“刘霸川墓志铭”能失而复得。牌楼处的“刘氏佳城”能发现或出土一些文物资料。能有刘氏后人提供家谱类的新信息。……让我们对“太谷刘氏”的资料掌握的更多、更丰满。在晋商研究上取得新突破。

我痴心地等待着。
撰文：赵荣达标题题字：梁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