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原刘氏家谱》事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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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原刘氏家谱》事件（三）



义和团反洋教斗争


中日甲午战争后，国民为帝国主义恶行所激怒，对腐败的清政府异常反感。特别是从京津鲁冀传入的义团活动，使得开原至黄旗寨地区的义和和拳、红灯照斗争十分活跃。开原城乡遍设拳坛，拳民日夜习练。

开原民间诗人赵芗生曾作《神拳歌》记述此事：云愁惨，风怒号，云是精兵下天曹。上阵不用枪与炮，草木入手皆成刀。敌人枪弹如飞雨，及身曾不损分毫。腾身闯入敌军去，烟火愈烈兴愈高。逢人杀人马杀马，血肉须臾涌波涛。妙法更有红灯照，仙风摇凌空翱。火轮铁甲任无算，管教片板化为膏。此术神奇世罕有，从古恐亦未经遭。不领司农赏，不穿战士袍，自集兵百万，遍地逐腥臊。符言只念五七句，兵法何须龙虎韬。

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原至海城的东清铁路被拳民拆毁，开原义和团首领周大法师率拳民无数，把古城里的天主教堂、靠山的天主教堂和小寨子天主教堂等统统焚毁，黄旗寨一带的洋教士们被打被杀，纷纷逃跑藏匿起来。

柴河沟民众与洋教的斗争

柴河沟士绅高东园，平素对洋教就十分反感。义和团运动前，他就反对加入天主教，劝阻别人入教，并利用各种场合，向广大群众宣传爱国救国思想。义和团反洋教运动兴起后，他积极支持这种反洋教斗争，还向群众宣传反对西方教会势力。1900年，义和团运动被八国联军镇压下去，教民在法国洋教传教士的唆使下，反攻倒算，柴河沟的教民硬是把高东园一挤出靠山，来到黄旗寨大寨子村居住。1906年，法国传教士利用庚子赔款，重新修建了靠山天主教堂，而小寨子天主教堂，则在中国民众的抵制下，再也没能恢复。


日俄战争中的柴河沟

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领土上开战。次年，沙俄侵略军从旅顺、大连溃败北逃，在铁岭、开原之间，竟在西至法库门，东至威远堡边门共计一百五十多里的正面战场，有似海潮山倒般地向北溃退，国土被蹂躏，人民遭涂炭，田野荒芜，流亡载道。而开原柴河沟一带则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日俄战火祸及家园，在长达十个月的兵劫战乱中，由于房屋尽为日军强占或烧毁，村民只好挖地窖过冬，且地室潮湿，不见阳光，许多百姓得了脓疥传染病，黄旗寨也未能幸免，许多人在战争中死去。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和说不尽的悲愤酸痛，在人们的心灵上更加深深地刻上了反帝爱国思想的烙印。高崇民的姐姐，在大盘岭居住，在俄国兵的逼迫下，精神失常。


日本人柴河流域开金矿

日俄战争以日方获胜而告终，日本人来到柴河沟，发现明代以来牧羊政村开设的柴河金矿，遂占为己有，大肆开采。牧羊政村在柴河村西南的柴河下游，明代一位名叫牧养正的人，来到这这块荒芜的河滩地上，发现了金矿，于是募工开采。由于金矿较富，招募的人越来越多，于是这里成了一个村屯，大家就以矿主之名命名这个村屯。时间一长就叫白了，牧养正就成了牧羊政。据说日本人在这里曾采到一块鞋底儿金，有小孩鞋底儿那么大，是世界金矿史上都极为少见的大金块，每个金矿都梦寐以求能得到这样的宝贝。日本人把这块鞋底金运回国内，至今珍藏在日本国某国家博物馆内。后来日本人又在下肥地断山子开采脉金矿，在整个柴河流域淘沙金矿。


牧羊政的故事

而牧羊政村，则成了柴河沟的一个宝，周围有吕屯、黄屯、于屯、盛屯、郭屯、蒋屯等七个屯。当地人把小猪崽子中的母猪称为屯，公猪称为正，七屯一正，这正自然精贵。以至于1958年后修柴河水库，牧羊政处于水库淹没区内，全村都搬迁到庆云、八宝一带，这个屯子从此就在民政部门的行政区划档案和地图上消失了。但水库竣工交付使用后不久，人们发现迁走的村民又俏俏地搬了回来，他们种水库淹没地，粮食不交任何统筹、提留、商品粮和农业税，还可以到水库库区去偷鱼，生活反倒比其他村屯更为富裕。由于他们处于开原县和铁岭县的两不管地带，于是过着悠闲自得的生活，就好像是外星球的来客一样，没人去干预他们的生活，甚至不实行计划生育，村民自发推举有威望的人当村长，这可真是村民实行高度自治。


柴河沟民众斗邦统

黄旗寨等柴河沟的土地，为满清王公的王庄和正蓝旗八旗兵丁的旗田，这些王庄和旗田平时雇佣佃农耕种。辛亥革命后满清王公不再敢到黄旗寨一带来收地租子了，王庄旗田遂为耕种者据为己有。这时胡匪出身的护路邦统金寿山看到这乱八地时的机会，出兵抢占了这些土地。农民们见一看祖祖辈辈盼望到手的土地竟被他人抢走，十分不甘，他们觉得满清王公不敢来要回土地地，那你满清邦统金寿山也没道理来抢占这些土地。在这种群情激愤的情况下，大家公推当地最有文化也景有雅望的高东园出面为其代打官司。这个官司一打就是十二年，期间高东园还一度被金邦统关进监狱，但由于坚持斗争，特别是金寿山为素有矛盾的张作霖杀掉后，田地归为当地农民所有，斗争胜利。村民们为高东园立碑纪念，张学良将军用“泽壮桑梓崇雅望”来称颂高东园先生对家乡有贡献，声望很高，受到崇敬。

《高崇民同志年谱》记载，高东园“曾为本地农民护地，于清末公侯王爷与豪强金寿山邦统争讼十二年，一度遭囹圄之冤，出狱后继续斗争，终于获胜。”


革命党人逃到柴河沟

1910年，中国同盟会会员、开原二寨子人杨大实，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杨大实受中山先生委派，到沈阳巡巡警教练所当教员，寻又任开原、复州警察长，从事革命活动。他先后几次组织开原起义，失败后藏匿乡间，许多革命党人隐蔽在柴河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东北革命党人张榕组织了响应武昌起义的联合急进会，杨大实任总务部部长，并任联合急进会机关报《国民报》主笔，积极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年底联合急进会派有能力的领导分赴辽宁各地，杨大实回到开原，动员军警，组织民军，策划、组织武装起义。11月20日，急进会在庄河率先发动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在东北的第一枪。

　　1912年1月下旬，同盟会会员段右军在昌图策划起义“失败，又约同盟会会员朱霁青、杨子厚（杨大实兄）”，“谋在长春起事”，亦“机泄而败，遂转赴开原”进行活动。杨子厚在弟弟杨大实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动新军、旧军、警察、学生和“红胡子”，积极组织起义。杨大实等领导复州和庄河等地的武装起义后，任关外民军第一军司令部总参谋兼执法官。

　　开原、铁岭、海城、哈尔滨等地的革命党人，由于没有听到清帝退位的消息，先后发动起义。2月21日“胡匪”于小钉子（绰号）在同盟会会员段右军策动下，攻克开原县城，“焚县署，放监狱”，“官兵均鸟兽散”，赵尔巽派兵镇压，“鏖战一日”，起义军“弹丸告竭”退出。

　　杨子厚、杨大实、杨子元兄弟三人在开原等地发动并领导的武装起义，是辛亥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是辛亥革命在辽宁的领导人之一。1922年11月孙中山先生曾有《复杨大实函》，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627页。


红羊教 宗社党起事

辛亥革命胜利后，东北也进入了中华民国时期。这时候，东丹教在东北的分枝红羊教开始活跃起来，为复辟满清封建统治而不甘失败，上窜下跳，一时间也闹得人心惶惶。东北是满清的老巢，自然有许多遗老遗少做着白日梦。这时，满清贵胄更是回到东北，积极为封建复辟而奔走。开原特别是柴河沟，是满清的摇篮之一，有许多人还不适应资本主义秩序，也跟着还恋皇帝，反对革命党。柴河沟原有的一贯道等封建会道门骨干分子走街串户，妄想在复辟浪潮中浑水摸鱼，捞取新的资本，建立有利于自己的新王朝。但是在新政权的打击，不久就都销声匿迹了。

留学潮

1914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洋政府派遣留日学生的启发下，也派遣相当数量的东北子弟赴日本留学。

高崇民于1914年在省农林学堂毕业后，考取了赴日公费留学生，经朝鲜东渡日本，入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由于高崇民经历了“出一弱国（中国），经一亡国（朝鲜），入一强国（日本）；对于弱国之所以弱，亡国之所以亡，强国之所以强，都显然可见”，因而更加坚定了其为民族独立、祖国富强而奋斗的决心。柴河沟和高崇民先后赴日本留学的还有：靠山的盛世才、盛世骐，黄旗寨谢家沟的张戍秋等人。

　　高崇民、盛世才等人在留日期间，曾于1915年参加反对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倒袁”运动，被留学生推举为回国进行反袁宣传的代表之一，赴上海等地进行宣传。1919年先后学成回国，投入中国革命的洪流中。

开原子弟多入东北讲武堂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有枪便是草头王，上军校做军官是许多男人出人头地的最佳选择。开原青年进入奉系军阀张大帅创办的东北讲武堂的非常多，原因是东北讲武堂的实际负责人都是开原人。

东北讲武堂的教育长名周濂，是开原人，他是讲武堂的实际负责人，后来成了国民革命军上将。民国元年（1912）冬，张锡銮继赵尔巽为东三省都督，不久由留日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学生张锚卫(后改名张钺)为东三省讲武堂军务司长(后任都督府参谋长)。


1916年，张钺出任北京陆军试题牙堂教育长，负实际办学的责任，堂长鲍贵卿只挂虚名。因为他懂军事，工作勤恳，很快就把讲武堂的工作引入了正轨。到1922年，共培养了四期毕业生，充实到华北和东北的军队中去。这些毕业生到部队后，大都成了骨干，使讲武堂名声大振，张戍秋等人因此成名。这期间，开原的很多有为青年都报考了讲武堂。



为张将军送葬

九一八事变前夕，黄旗寨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一位重要的爱国将领归葬故里，全乡震动，全县震动。奉军少将参谋长张钺因反日，在北京被日本人毒死，尸骨运回原籍开原县黄旗寨安葬。

将军归葬故里


柳条湖事件前夕，日本人在北京即想刺杀奉军大帅张作霖。但由于其得力助手，奉天督军署少将参谋长张钺是积极的分日骨干分子，是刺杀张大帅的最大障碍，杀张大帅必先杀张将军，以翦除羽翼，于是在宴会上毒死了张钺。其后不久即在柳条湖炸死了刚从京返奉的张大帅。

张钺，字戍秋，原名锚卫，辽宁省开原县黄旗寨谢家沟人。1884年出生于张氏大户家庭，从小就读于靠山龙湾学校，与高崇民、盛世才等人从此学校走出，先后东渡赴日本留学。1906年赴日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学习，在校成绩每年均居榜首。学成后回国，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11月30日，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署少将参谋长。1914年，任奉天省民政长。

为将军送葬


张戍秋遇害后，尸体运回原籍，此事震动全县，自然也震动了黄旗寨全乡。张氏的黄旗寨祖坟，在谢家沟东与黄旗寨之间的虎头砬子山下偏南。运送张将军的棂柩必经小北沟外的房身村，按奉天省军政当局的要求，沿途村屯必须举孝，护棂。这在历史上，可以说是与小北沟有关的最隆重的一次葬礼了。

张将军墓在文革中被毁，整个墓群在后来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毁成了农田，并出土了许多铜钱器物。其巨大石碑被抬至村中作了桥板，而今已下落不明。


东北军惩罪朝鲜族败类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第七旅北大营部分官兵退到东山嘴子东大营，与这里的东北讲武堂学生兵一起等待上峰命令。学生们找不到教育长周濂，听到的只是不抵抗命令，于是与王以哲第七旅退出东大营，向北经铁岭、开原东部山区去投奔东边道山城镇于芷山的部队。

开原东部山区有许多亡国后逃到中国东北的朝鲜难民，他们当中还有一些人为虎作伥的甘为朝奸死心塌地地帮日本人欺侮中国人，平日里中国人和东北军对这些忘恩负义的朝鲜民族败类深恶痛绝。这次一拨一拨的东北军散兵没了军纪约束，想到自己也面临国破家亡，于是见到朝鲜人后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朝鲜人惶惶不可终日，纷纷藏匿起来。

大寨子村高东园，听说东北军散兵残杀朝鲜人后，又有一户平日善良的朝鲜人家哭着相求，请他帮忙躲藏起来。高东园把他们一家藏在前山南庙沟里，还让家人连续几天给他们送饭，一直到东北军过净后，才把他们接回村里。这家朝鲜人对东家感恩戴德，以至高东园去世时，全家为高披麻戴孝，守灵送葬。


参加抗日义勇军

日本人占领柴河沟后，人们纷纷起来抗争。柴河沟南面有赵殿生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39路军”，北面清河沟有栾法章、白子峰领导的“辽宁抗日救国军第五路军”，西面有方振国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36路军”，东面有抗日大刀队，内中还有金山好、占中原等抗日绿林武装，抗日烽火如火如荼，打得日本人顾了头顾不了腚。在这些抗日武装的斗争鼓舞下，柴河沟许多爱国青年参加者了抗日武装，与日寇进行着殊死的斗争。

在日本关东军与汉奸武装实行“七县会剿”等残酷绞杀下，抗日斗争日愈艰难。在斗争最艰难的时刻，仍有许多有着强烈爱国心的老百姓收留抗日战士，留吃留住，放风报信，支持抗日斗争。西丰县长冯广民、开原东南镇学董高东园等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家乡代表迎赤子

高崇民曾在东北从政8年之久，但他从未到自己的家乡开原县访问过；一是工作繁忙，二是怕给家乡增加麻烦。1963年8月，高崇民来到辽宁视察工作，在许多同志的劝说下，决定到开原家乡访问。

　　高崇民在辽宁先视察了沈阳等地，而后在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于镜清、省委统战部秘书长聂长林和秘书孙汉超等人的陪同下，乘火车抵达开原县视察。中共开原县委书记张耀华、县委副书记杨凤岐、县长王庆祥等领导赶到高崇民下榻的县委招待所，欢迎高崇民回到故乡视察。

　　高崇民来到开原的时候，开原县的领导同志考虑到这里是高老的故乡，便征询高老意见，问回到故乡还有什么要求，高崇民表示想与在乡下的老姐姐高玉兰见见面。县里便于当天派车到黄旗寨乡大寨子村去接居住在农村的高玉兰。傍晚时分，高玉兰在黄旗寨公社党委书记杨佐臣的陪同下来到高崇民下榻的开原县招待所。高崇民急忙下楼，眼含热泪迎接姐姐。当时高玉兰已经82岁，姐弟分别40年终于相见，高崇民感慨良多。见面以后，他写了《与八十岁胞姊会面于开原》一诗表达心情，诗中写道：

　　姊貌似母貌，见姊如见母。姊弟年相加，已过一百五。身体皆健康，生活晚来福。

子孙各成长，姊庆弟多禄。相见话久别，开言无苦诉。衷心感谢党，穷人有政府。

我们虽翻身，决不忘旧辱。姊言甚正确，神志甚清楚。姊是佃贫农，立场很坚固。

闻弟念父母，欲归省坟墓。离乡四十年，早已无故处。亲身来会面，免弟受险阻。
　　姊心似母心，母貌梦中睹。

　　从诗中可以看出，高崇民思念亲人、思念家乡之情。当天晚上，高崇民与姐姐和县委的同志共进晚餐，吃的是高梁米水饭和大酱拌茄子。高崇民边吃边说，还是家乡的饭好吃，比北京的饭香多了。

　　第二天上午，县委书记张耀华和县长王庆祥汇报了全县各方面的发展情况，高崇民听后很高兴，他说：“我们县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都是党的政策好，开原县各级领导干部工作做得好，是全县人民苦干实干共同努力的结果。”他还对县领导叮嘱要处理好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汇报会连续开了5个多小时，从上午8时一直开到下午1时多才结束。

　　高崇民在开原渡过了6天。先后视察了老城镇和清河镇。在老城镇参观了崇寿寺古塔，他对陪同的人说：这座古塔飞檐上的风铃，原来都是用比黄金还贵的风摩铜制成；后来日本人借“维修”之名将铃盗走，换上了铁铃；这是日本侵华的历史见证。在清河镇，他登上了清河水库大坝，眺望良久，赞叹“这真是为子孙后代造福啊！”

　　高崇民身居高位，回开原期间，轻车简从，生活十分简朴；他规定伙食标准一律是家常饭菜，吃高梁米饭、土豆、扁豆、茄子、小葱拌豆腐等，而且不用其他人陪同就餐；他待人和蔼，平易近人，这些举止行为都给开原县的党政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七天，高崇民、于镜清、聂长林等一行离开开原，乘火车抵达铁岭视察。



知青典型高晓天


六十年代末，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次特别的革命叫文化大革命。革命中，数以万计的城市青年学生“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从大城市来到偏远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谢家沟迎来了沈阳的几十名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当时谢家沟大队有知青，东沟六队是高晓天等人，乱插石八队是李玉奇，都是典型。十队小北沟没有知青。

当时，有一个名叫高晓天的知青，被重用为第六生产队的队长，率领广大农民“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被树立为全省的知青典型。为了支持知青的革命行动，公社要求小学生们要常到小六队去，帮助拣石头、拔草、间苗，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小六队在谢家沟沟里的东沟，西沟为七队，而谢家沟过西岭就是十队小北沟。小北沟的学生们不管愿意不愿意，也都得听学校的要求，去帮助人家干活，嘴里嗜囔着：俺们队的活儿还没人干呢。


背诵主席诗词

当年在小北沟这样的小山村，有一次革命行动就是背诵毛主席的两首诗词。一首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另一首是《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当时，队里组织社员学习，都坐在生产队的大坑上，会计刘万运一遍又一遍地念给大家，队长刘凤成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倒背如流。多年都没有的事，老农民们怎么背得下来，于是认真的人就会后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当年是队队都有这几样报刊，上面都刊登了这两首词。一天晚上，队长刘凤成主持会，叫谁背谁也背不下来。队长说：“这可是政治运动，今儿个不背下来谁也不许回家。”会场气氛愈益紧张。队长叫领着学习的会计刘万运背，也是吭哧别肚的背下来没几句。他弟弟刘万喜觉得能背下来，站起来没背几句，一紧张全忘了。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好歹才摈凑着背了下来。这时在生产队喂马的老头刘万斛说：我孙子兴龙能背下来。于是大家象找到了救命稻草一样，都叫小孩刘兴龙来背。刘兴龙那时才六岁，站起来嘡嘡嘡嘡一通，不打锛地背完了两首词。大家都很高兴，心情轻松了许多。队长总结说：“哦庶哦庶！”队长哆索，说话就每成话里都有“哦庶”，“你们都赶不上一个孩子！回去接着背，明天还开会，个个都得背下来。”


莺歌燕舞

谢家沟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件新鲜事儿就是拍电影《莺歌燕舞》了。以前人们最大的享受，就是一个多月公社的放映队员来一次，放些记录片或几部老掉牙的故事片。这回和以往不同，以往都是大家坐在银幕外边看电影，这回却是来自己家门口拍电影，自己也能进电影里去让别人看了。

拍摄记录片，笔者尚在念小学四年，也参加了拍摄活动。需要小学生受教育参加劳动的画面，学生们俩人一伙，抬着土篮，拣除田地里影响粮食产量的石块。需要知青劳动的感人的场面，高晓天扛着大石头，脖子上搭着白毛巾，吃力的扛，左一遍录右一遍拍，没有汗就往脸上掸点水。需要知青的革命形象，就让高晓天打头，几个大队干部跟后，在一个小山包上，高晓天很英雄气概地向前方指着，大家都伸着脖子向他手指的前方看。需要有阶级敌人破坏的场面，就让小北沟刘文芹的老公公陈汝提来扮坏人，事件是在生产队的地里给自己家挖菜窑，拍他的原因是六十多岁的他太象坏人了，不高的个子还弯了腰，满脸的皱子直哼哼，朝鲜归侨说着别人听不懂的话，沈阳下放户本来就是接受改造来的，都不用化妆。记录片取名《莺歌燕舞》，来自毛主席的一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


仙鹤之乡

小北沟东三里的谢家沟后山，有一片葱笼苍郁的老柞树林，林上做了许多窝，多年以来一直有一大群白鹭栖息于此。后来村里为了办电，就砍光了山上的大树，卖了钱用上了电，从此白鹭飞走了。可她们不愿飞得太远，在东面较近的吴家岭桦树岗上的一片柞树林上安了安。在那呆了十数年后，她们又飞到小北沟南的榛子岭水库边上，又生活了十数年。可她们就是忘不了小北沟一带，最终还是飞回距小北沟西不到五里的增家寨南山上。这里古来就有凤凰山一名，与河北的后龙头相对，数千只白鹭秋去冬来，长期栖息在这里。现在这里已被旅游部门和环保、林业部门建成了白鹭洲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核心区，村民自发护鸟，有关部门出资有力保护候鸟，这里成了远近闻名的仙鹤之乡。


开原崇寿寺塔现状


开原崇寿寺塔，座落在开原古城西南隅崇寿禅寺内，被《奉天通志》称是“奉省古刹之最著名者”，是我国现存的为数不多的辽代古塔，距今已有千年历史。该塔是东北古塔中，与辽阳白塔齐名，年代久远程度相近，高度及体量的大小相似，是辽宁省最重要的古塔。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最近的两次修复，一是在1936年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以维修为名，不但没有认真维修，反而借维修之名，把精铜塔金刹、8尊铜佛座像（高约2米）、东西两面铜鼓、四面24面铜镜、塔角104个铜铃全部盗回国内，珍藏于著名的博物馆内；另一次是1986年古塔塔基破损严重，随时都有倒塌危险，这次维修也仅是对塔基进行简单的加固，且用的不是古代的大青砖，直立的塔基做成了有斜坡的外形，其他部分丝毫未动。

目前古塔已岌岌可危，情况甚虞，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塔刹锈蚀严重；塔顶及各层塔檐砖瓦大部分剥落，长满嵩草，塔檐木料落，腐朽严重；塔身外墙皮剥落，砖瓦风化较重，多处出现裂纹；后维修的塔基也外皮脱落，急须再度维修加固；古塔周边环境较差，也需整治建设，不利于文物保护。最为严重是，2000年一次雷雨，古塔塔身西北侧出现了一道长约8米、宽约10公分的大口子，后来民间信仰佛教的工程队用铁箍锔合，简单处理，塔身目测已略有倾斜感，古城居民和广大游人都对古塔十分担忧，许多建筑界的人士、包括一些古建专家对古塔还能坚持多久十分担忧，认为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古塔需要马上维修，而且需要彻底维修加固，同时恢复塔刹、塔身上的铜鼓铜镜铜铃及铜佛像，整治周边环境，发掘保存最好、从未被盗的地宫，约需资金2200万元人民币。




开原市旅游局

二OO九年二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