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刘氏悖论

华毅

在经济学家们的所的掐架事件中，所有认为自己是“好的”一方的发言人，都认为“坏的”一方的主张是诡计与利益密切相关的证明。如梁小民对独立经济学董事身份的评判，又如乌有之乡网文对茅于轼们“动物化”的定位。放下“好的”与“坏的”的价值评判，难能其中就不存在技术性问题吗？
答案是肯定的！

作为一个学问现象，判断的偏差是时常出现的。讽刺这一偏差的中国谚语叫“乌鸦落到猪身上，光看见别人黑了”，西方谚语叫“看见你弟兄眼中的木屑，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7章第3节）
在纯粹学问领域里，它该叫“刘氏悖论”。

刘氏悖论中的“刘”不是如上指的丁学良、梁小民、高铁生诸大名家一样，是当代人。他是唐朝人，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刘知几（生于公元661年，卒于公元721年，武后时期历任著作佐郎、左史等职，兼修国史），并以批判孔夫子的《春秋》编著水平而闻名。仅说他在儒家传统即为国家法理的时代里，敢于指责孔夫子的著作是“断烂朝报”，就非常值得佩服了。就不用说敢于对孔夫子施以“每涉鲁耻动辄称讳”的人身攻击了！

刘知几在史学的纯学问方面很用心，力主“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的方法论。他在其巨著《史通》的《叙事》篇中，举了两件前人不工不简的例子：

其一，《春秋公羊传》描述的“郗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大为废话，应叙为“各以其类逆”。

逆，讲作现代文，是“迎接”的意思。那时的齐国挺逗趣，专门任用本国的瘸子迎接外国的瘸子（卫国大夫孙良夫）、本国的秃子迎接外国的秃子（鲁国大夫季孙行父）、本国的独眼龙迎接外国的独眼龙（晋国大夫郗克）。在这层意义上，齐国讲的算是“外交对等”了。

其二，班固所著《汉书》中《张苍传》，有句云：“年老口中无齿。”应该去掉“年”与“口中”三字，直说“老无齿”。
用现在的话来说，班固在六个字的句子中多用了三个字，增加一倍的著者与读者负担。

按刘知几的第二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比方我在《经济学家为什么爱争吵？》一文所转引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负责人的话中有“中国经济学家为社会所做的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一句，就不如稍后所引梁小民所云“公众对某些经济学家的一些行为有目共睹”合乎语法，至少“大家”一词可以省去。而梁小民将与“大家”同义的“公众”放在状语之前就显得实而不烦。简单地说，按刘知几的标准，梁小民的行文水平的确高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负责人。

话说刘知几，其本身也有大问题，首先他对参考文献使用不精确，所引《春秋公羊传》的例子实际出自《春秋谷梁传》。两者同是对《春秋》进行诠释的经典，但版本与体例都大为不同。
这点，还不构成刘氏悖论的要件。
到明清两代，历史学家们逐步发现了“批孔勇士”、史学大腕的毛病：

其一，明代学者陆深在《史通全要》一文中：“知几之为此书也，高自标致，尝谓国史以叙事为二，叙事以简为主。故自子长、丘明而上，皆涉抨弹；然此书之冗长亦不少矣，笑前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呜呼，修词之难如此！”
批评别人啰嗦，自己反而说不清了。笑话！

其二，清代学者浦起龙在《史通通释》一书中指出：刘知几“盖饵巨鱼者垂其千钓，而得之在于一筌。捕高鸟者，张其万罝，而获之一目”近乎瞎说，因为张一目之网，几乎永远捉不到鸟，只不过由于读者能体谅刘知几矫枉过正的良苦用心，才没出来指责他。

刘知几“一筌一目”的说法放到经济学里面是完全说不通的。按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则来说，那必需是一个增量的过程。你不能说：吃到第三个烧饼饱了时，就认为前两个不该吃。用现在的话也即经济学行话来说，忽略边际效用递减过程的数量增加，是刘氏悖论的第一要件。其第二个要件就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相对于其他若干个同行的全部信息，知识半径绝对有限。

除去道德品质因素不讲，知识半径的限制最大程度地影响了一个人价值观的形成。而价值观对经济学家来说，非常之重要，甚至在个人道德品质要素之上，尽管道德品质也是价值观的构成因素，特别是其变化的最大动力。
历史不允许假设，我们没法去要求刘知几穿越时空隧道，到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来补课，学习经济学原理。

“刘氏悖论”是现在我们结合经济学原理所做的一个模型化概念。由于在以后的论述中我们要说明边际效用之于个人的作用，才不得不创造它出来。

如果以大历史观即逻辑历史的方法来印证刘氏悖论，那么我们可以引用中国箴训文化即家庭治理的古典学问中的一段话。此段话出自历梁齐周而入隋的著名文人颜之推，他说：“人每不自量，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见睫耳”。

这是《颜氏家训·涉务篇》的一大名句，“眼不见睫”亦因此成为历史典故。问题是，梁武帝为什么非爱小人而疏远士大夫呢？其原因在于：士大夫不能干事，犯了什么错误，皇帝惧于他们的清名而不能惩罚，干脆甩在一边不用；被指为小人的低阶官员虽然不是出自名门，但他们能干事，犯了错误也可以惩罚。一句话：使用小人比使用名士的成本要小得多。按现在的话来说，梁武帝父子可算是不错的经济学家，至少符合我们在本书序论中涉及的家政学的逻辑。

如果我们把社会公众比作“梁武帝父子”，或干脆在“顾客就是上帝”的现代商业口号下，把经济学家看作是向消费者提供知识与信息服务的商家，由于他们之间价值观不同，一人一个说法，一伙一个主张，那么，上帝（或曰皇帝们）就不再相信他们。

公众无权惩处经济学家，但有权把他们晾在一边。不过，这是个不理智的行为，因为他们之间的争吵虽然看起来与公众无关，但它总会象一场冬雪那样——除了给你带来一道风景外，还会影响到你的出行乃至家庭卫生。

对于这样矛盾，非经济学行当的大人物算是“恼透了”。比如，著名的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1856-1950）曾经说：“如果把经济学家首尾相接排成一队，他们也得不出一个一致的结论。”[见梁译曼昆著P21，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更有趣的是，前法国总统密特朗在任时和急于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开了一个玩笑，说戈氏“有一百个经济学家提建议，其中肯定有一个人说得是对的，但戈不知道该听谁的”。机智的戈尔巴乔夫反讥说：“密特朗有一百个情妇，其中肯定有一个最漂亮，但密特朗不知道他是说谁。”

把经济学与情妇等同，确是灰色有幽默。而其背景是，经济学家在全世界的名声都不算好，只不过在中国更甚而已。

记得有一个小故事说过：某公司要招聘一位高级幕僚，有物理学博士、数学教授、经济学家三人排队应聘。考官问博士：“2加2等于几？”
“毫无疑问，等于4！”博士答完，出去了。
数学家的答案不太坚定，说：“等于4，误差约为5%。”

经济学家进来后，没直接回答，回首闩上门，而后又拉上窗帘，伏到考官身边，耳语道：“你想让它等于几！”

考官会心地一笑：“你被录取了！”[见本书著者为茅于轼《经济学的智慧》所作的序《他不会拉上窗帘说话》，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