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师文：(公元1246～1317年)，字纯甫，号泊然；南阳人(今河南南阳)。著名元朝大臣、农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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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师文：(公元1246～1317年)，字纯甫，号泊然；南阳人(今河南南阳)。著名元朝大臣、农学家。
其祖畅渊，赠中顺大夫、上骑都尉、魏郡伯。父畅讷，有诗名，注《地理指掌图》，仕为汴幕官，赠太中大夫、上轻车都尉、魏郡侯。
畅师文自幼聪颖，家贫无书，手录口诵，过目不忘。二十岁时曾游历全国各地，得到许衡的指导，此后称自己为许衡的弟子，并与与姚燧、高凝等关系很好。
元世祖忽必烈时，畅师文上陈时政十六策，当时的丞相安童奇其才，辟为右三部令史。
畅师文后累拜监察御史，纠劾不避权贵。历官皆有惠政，以翰林学士卒，谥号为“文肃”。
畅师文总喜欢做些奇怪的事，例如总帅汪公备好筵席请他吃饭。主人送来正饭，畅师文一点下巴，指使主人的孩子把汤倒在地上，把镘头也扔了。主人命人又重备了一份，端上来时，还像刚才一样地扔掉了。然后畅师文一推案桌，骑着马就走了。
后来那主人让人问他为什么要那样做，他脸色很不好地说：“你没见他家的狗吗？不管坐着还是跑着，都不离厅堂左右。他不拿狗肉来招待我也就罢了，还让狗来咬我，那我就只好先喂饱了他的狗再走啦，莫怪莫怪！”畅师文把狗和客人硬扯在一起，也是那位主人、总帅汪公所念及不到的。
畅师文撰有著名的《农桑辑要》，他在《农桑辑要》中总结了公元十三世纪以前中国农业耕作的技术和经验，这在推广和传播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附_《农桑辑要》简述：
《农桑辑要》是元朝专管农桑、水利的中央机构“大司农”主持编写的。具体的编写人是孟祺、张文谦、畅师文、苗好谦等人。
孟祺(公元1241～1291年)，字德卿，安徽宿县人，至元七年(1270)出使高丽。回国后任山东东西道劝农副使。他是唯一在《农桑辑要》中署名的作者，不过也仅见于元刊本中，通过元刊本可以得知，书中重要的一篇短论“论九谷风土时月及苎麻木绵”及其它的一些篇目，系出自孟祺之手。考虑到大司农司当时只有孟祺和张文谦等人在工作，推测孟祺可能是本书初编的主要纂稿人，而张文谦则可能是本书的组织者，或主纂官。
张文谦至元七年任司农卿和大司农卿，主管大司农司工作，他曾主持制订过“农桑之制十四条”，对农业和农村工作有相当的认识。
畅师文曾经长期担任地方劝农官，地区遍及四川、陕西、江北、山东、河北等地，深知“教民种艺法”，并曾内调到翰林院工作，《元史》本传的记载，他在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曾“上所纂《农桑辑要》书”，据此，有人认为畅师文是本书的作者之一，实际上，本书最初写作时，并没有他在内，元至元二十三年所上之书，可能是经他修订再版的。
苗好谦的一生也主要是从事劝农工作，史载，苗好谦曾于至大二年(1309)任淮西廉访司佥事时，曾向朝廷献所著《种桑之法》。元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以苗好谦所到之处，栽桑皆有成效，于是将该法推广于全国各道，苗也因此被提拔为大司农丞，元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苗元延祐进所撰《栽桑图说》，由政府刊印一千部颁行各处。《农桑辑要》中的栽桑养蚕部分可能就是经苗氏之手修订再版的。
《农桑辑要》作为一部由政府出面所修订的农书，其出现与元朝的重农劝农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蒙古族进入中原以后，当时的一些蒙古族将领，提出将长城以内的新征服的地区的农田全部改为牧地，引起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最后采用了耶律楚材的建议，奖励这些地方的农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供纳赋税，这个办法果然取得了好的效果。元朝统治者开始重视农业。
元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元世祖即位，第二年便设置了专管农业的“劝农司”，后来又改为“司农司”，《农桑辑要》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由司农司主持编写的，据该书“原序”说，“大司农司，不治他事，而专以劝课农桑为务，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农司诸公，又虑夫田里之人，虽能勤身从事，而播殖之宜，蚕缫之节，或未得其术，则力劳而功寡，获约而不丰矣。于是，遍求古今所有农家之书，披阅参考，删其繁重，摭其切要，纂成一书，目曰《农桑辑要》。”
原序的作者是翰林院大学士王磐，序题于元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因此，一般都将该年作为本书的成书年。但从王磐的序中可以看出，王磐的序是在“镂为版本，进呈毕，将以颁天下”的情况下，题于卷首的，因此，本书的成书年代还要早些。
《农桑辑要》修成之后，曾经颁发给各级劝农官员，作为指导农业生产之用。它是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在它之前，唐代有经过武则天皇后删定的《兆人本业》和宋代的《真宗授时要录》，但这两部书均已失传。因此《农桑辑要》也就成了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其后过了数百年，清朝的乾隆大帝才叫人又编写了一本《授时通考》，这本书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部，也是最后的一部官修农书。
《农桑辑要》全书共有六万五千多字，分作七卷。卷一典训，讲述农桑起源及其经史中关于重农的言论和事迹，相当于全书的绪论；卷二耕垦，播种，包括整地，选种总论及大田作物的栽培各论。卷三栽桑，卷四养蚕，讲述种桑养蚕，篇幅大，内容丰富而精细，远超以前的农书，显示了其农桑并重的特点；卷五瓜菜、果实，讲的是园艺作物，但和以前的农书一样，不包括观赏植物方面的内容；卷六竹木、药草，记载多种林木和药用植物，兼及水生植物和甘蔗；卷七孳畜、禽鱼、蜜蜂，讲动物饲养，牲畜极重医疗，但不采相马、相牛之类的内容，取舍较以前的农书不同。
从全书的整个布局来看，《农桑辑要》基本上继承了《齐民要术》的内容，据粗略的统计，《农桑辑要》所引《齐民要术》的内容，大约有二万多字，约占全书的百分之三十一，在所引书的第一位，《农桑辑要》所省略的只是《齐民要术》中的的食品加和烹调部分。但是《农桑辑要》和《齐民要术》等书相比，也有一些显著的特点。
第一，《农桑辑要》增加一些新的资料。如苎麻，木棉，西瓜，胡萝卜，同蒿，人苋，莙薘，甘蔗，养蜂等，都注明了“新添”。尽管新添的内容不多，仅占全书的百分之七，但这些添加的内容显然是总结当时的经验写出的第一手材料。从中可以看出，《农桑辑要》迈出了《齐民要术》原有的范围，大大丰富了古代农书的内容。
第二，《农桑辑要》的最大的发展还主要在于，它第一次将蚕桑生产放在与农业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从书名中就可以看出来，从篇幅来看，虽然栽桑养蚕，各占其中的一卷，但这两卷的篇幅却将近占全书的三分之一。篇幅之大，和《齐民要术》相比较就更为明显了，在《齐民要术》中，养蚕没有专篇，而仅在“种桑柘”篇中作为附录，篇幅仅相当于《农桑辑要》的十分之一。《农桑辑要》中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当时栽桑养蚕的成就。
第三，《农桑辑要》在重视蚕桑的同时，积极提倡向北方推广苎麻和棉花种植。为此在卷二的后面新添了苎麻和木棉两项内容，详细地记载了这两种作物的种植，管理与加工，应用的方法，接着又新添两段“论九谷风土及种莳时月”和“论苎麻、木棉”，从理论上阐述向北方推广木棉和苎麻的可能性，从而发展了风土论的思想，把人的因素引进了旧有的风土观念之中，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聪明才智。成为农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根据同一理论，《农桑辑要》还提出从西川(今四川)，唐、邓(今河南南阳、唐河、邓县一带)等地将柑橘类果实向北方移植，试图打破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的“桔逾淮而北为枳”的论断。但似乎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因为柑橘类仍然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到目前为止，黄河以北仍不易栽培推广。
第四，《农桑辑要》除了辑录了《齐民要术》和新添许多新的内容以外，还辑录了《士农必用》、《务本新书》、《四时类要》、《博闻录》、《韩氏直说》、《农桑要旨》和《种莳直说》等农书，由于这些农书的大多数现已失传，而只有通过《农桑辑要》的辑录，才能部分地了解其中的一些内容，因此，本书在客观上取到了保留和传播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作用。
《农桑辑要》问世以后，曾一再刊刻，早在元朝就至少有三个刊本，首刊于元朝至元年间，再版于元延祐元年，三版情况不明。明朝也有三个版本，一是明初刊本，藏于日本小岛氏宝素堂，著录于日本人澁江全善、森立之所著《经籍访古志》中。二是明张师说辑刊，陈无私订正的《田园经济丛书》本，著录于沈乾一《丛书书目汇编》中。三是明末胡文焕刊印的《格致丛书》本。清朝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刊本，其后都是这个聚珍本的复刻本或排印本，总共有近二十种。1982年，农业出版社出版的石声汉校注的《农桑辑要校注》，即是以清乾隆间苏州府刻的“武英殿聚珍版”本为基础，整理校改作成的。
元明时期的刊本现已不多见，仅在上海图书馆存有一元朝大字刻本孤本，这个本子已由上海图书馆影印出版，“通汇”所用的即是这个本子。它和常见的清朝的刻本(即武英殿本)相比，有不少的优点。武英殿本的的祖本是《永乐大典》本，原书七卷，《大典》编者合并为二卷，后来《四库全书》的编者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来，重新分为七卷，经这一合一分，出现一些错乱也就在所难免。而元刊大字本则是十足的原汁原味。对比之后就会发现，虽然殿本补正了元刻本的一些错脱，但殿本打乱了元刻的篇章体系，有的是割裂，将原来的一篇分为几篇，有的归并，将几篇合为一篇，有的是窜衍，有的是脱漏。还有严重的错脱。从中也就可以看出，元刊本的优越性。对此，1988年，农业出版社出版的由缪启愉校释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一书做了详细的说明。这也迄今为止，研究《农桑辑要》最为详细的一本书。
《农桑辑要》的成书在元朝初年，当时元朝刚灭金，尚未统一南宋，所以它的内容仍然是以北方的农业生产技术为主，而没有包括江南地区的水田农业技术在内，尽管当时南方地区已经出现了《陈旉农书》(公元1149年)，但《农桑辑要》却未能收录，这个缺陷在元朝统一全国以后，就日益显露出来。
四十多年后的宋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王祯和鲁明善在亲自指导农业生产的实践中发现了这个缺陷，并做了弥补，又分别写出了《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这两本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农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