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季说到崔永元

端木庆龙

相声演员马季的突然去世，引发了一场关于相声命运的探讨。《北京青年报》为此发表了社论，要求重振相声。社论有如下一段话，说：“情景喜剧导演英达信奉一个理念：‘笑的本质是看到别人出丑，这是我们人类的共性’。也就是说，发自内心的笑声一定带有‘嘲笑’的成分，不管是冷嘲还是热讽。”我觉得，不尽然。


早在英达之前，喜剧演员陈佩斯就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在人们身上普遍存在着一种虐待心理，而喜剧工作者的任务在于，探寻一种手段，用来唤起观众的这种虐待心理。


老黑格尔曾言：“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的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的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看来，英达和陈佩斯的观点是有其理论根据的，也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很多事实能够证明这一理论，比如下面这个笑话：在门诊室做过检查以后，医生对病人说：“大妈的病不用吃药，上午下午多吃些水果就行了。但要带皮吃，不要把果皮削掉。下周一再来让我看一次。”到了约定的日子，大妈又来让医生看病，医生问道：“大妈情况好些了，是吗？不削皮的水果难吃吗？”病人说：“我比以前好多了。带皮的水果，除了椰子之外，其它水果吃起来还算可以。”

著名收藏家马未都的一次演讲中也有同类的笑料。他说：大前年，一个老头拿来一个说是汝窑的盘子，我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我这一说，老头就开始哆嗦，就开始筛糠（笑声）。我一看，也害怕了，害怕老头心脏扛不住，在我这儿出什么事，就赶紧往回收，说“我说的也不算”，叫工作人员把他扶出去休息了。后来我才知道，老头花了120万买的这个瓶子。老头投资之前肯定是先看过书的，知道世界上最贵的瓷器是汝窑的。这东西有多贵？全世界有六十多件，全在故宫、上海博物馆和世界的博物馆里，不会卖。明确当作商品进行交易的也就几件，都在全世界最有钱人家手里，不会卖的。1983年，卖过一个还是烧拧了的汝窑瓷器，直径8共分，价值154万美元。老头说他买这个瓶子的经历很传奇，亲眼看这个瓶子从地底下出土的。人家叫他到河南，到那儿一看，当地人正在挖菜窖呢，把这个东西给挖出来了，放在他面前。这个东西，老头买了，120万。（笑声）我有个朋友，买了两把椅子，让我去看看，他特得意地告诉我肯定是真的。他先坐的火车，坐完火车坐汽车，坐完汽车又坐驴车，然后上山才到的那个村子。到了一看，村子里全都是傻子，在那儿晒太阳，一把椅子就在一个老太太的屁股下坐着：圈椅，黄花梨的。就问老太太多少钱？老太太说一万五。你想，在那么偏僻的地方，一万五是天文数字，老太太怎么能说得出？（笑声）他一听就觉得捡了个大便宜，当时黄花梨圈椅能卖十多万！买了。我一看就说是假的，他说不可能，这样的椅子怎么能搬上去？我说，很简单，你怎么搬下来的？朋友说，我花一百块钱请人搬下来的。我说，那是，你怎么搬下来，人家就怎么搬上去的，可能就需要二十块钱。（大笑）我朋友又说，那一村子人都是傻子，他们怎么会骗人？我就说，你走了以后你猜村子里的人都说什么？说：今天城里来了个傻子！（大笑）

以上的所有笑声，毫无疑问，都属于“嘲笑”一类。


然而，我同时觉得，单纯用“人性恶”来代表笑的本质，甚至说“发自内心的笑声一定带有‘嘲笑’的成分”却未必能概括所有开怀大笑的事实。前不久，第五代导演陈凯歌一本正经地搞出了一部所谓的大制作影片《无极》，网络制作人胡戈据以搞了一个搞笑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使得陈凯歌大怒，骂胡戈：我觉得人不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而胡戈却说，他其实是喜欢恶搞。他进一步解释：它不是“恶意”，它是滑稽得过分了。他说，“恶搞”有个原则就是，它跟生活中很多真实情况是相反的。并且举例说：两个人要打架，摆好了架势，可是接下来两个人却跳起舞来了。胡戈所说的“原则”也好，所举的例子也好，似乎都与“嘲笑”关系不大。


为了进一步说明我的观点，我在下面将要比较完整地抄录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在上海解放日报社举办的“文化讲坛”上的一次讲话。原文如下：


崔永元的即兴发言：看到和我同台演讲的是吴建民先生和龙永图先生，我心里就打鼓。然后，我看了上一届文化讲坛三位嘉宾的名单：余秋雨、曹景行和赵本山，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全场大笑）每次组合都是“两个学者加一个农民”。学者可以把事情讲得精辟一点，农民可以讲得通俗一点，一旦大家听学者讲得比较劳累了，农民的作用就能充分发挥出来。希望在今天这个现场，我，包括我的演讲也能像赵本山一样受欢迎。（全场鼓掌）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给龙永图先生，因为他让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知道了三个英文字母W—T—O。（全场鼓掌）我再提议把热烈的掌声给吴建民先生，因为他让数以亿计的外国人知道了两个汉字“中—国”（全场鼓掌）。第三，我再提议大家把最热烈的掌声给我。（全场鼓掌）确实比给刚才两位的热烈，这就印证了我的观点，越没有文化的人得到的掌声越多。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现状。


崔永元现场答问：问：您这个病到底是身体上的病，还是文化上的病？答：你可以和读者说，我得的是精神病。这个精神病的特征就是有时好，有时坏，到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来做演讲这天还挺好的。（全场大笑）其实我的病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睡眠障碍，是祖上传下来的，也算是“传统文化”。姥姥得了，妈妈就得，妈妈得了，儿子就得，祖祖辈辈就睡不好觉。睡不好觉的时候我就想事情，想国家的前途。（全场笑声）不知道我姥姥当年睡不着觉的时候想什么，现在无从考证了。……


崔永元演讲正文：今天的题目设置得非常有意思，龙永图先生讲的是“文化较量”，吴建民先生讲的是“文化体验”，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同志非常体谅我，给我设置的题目是“文化观察”。（全场笑声）文化观察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看到什么，就说点什么。（全场大笑）我比较喜欢看电影，我就说说电影。我觉得中国电影很了不起，很有意思。比如我们大家都唱的国歌，他就是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义勇军进行曲》。国歌里面倡导“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我们可以理解成中国电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揪住电影不放呢？其实，前一段很多关于我的议论，矛头都直指电视。大家知道，我现在还在电视台工作呢，这样工作起来不是特别方便。（全场笑声）但是还是要讲，我想了想那就讲电影，这样我的同事们的日子可能好过点儿。（全场笑声）……最早开始研究（美国大片上座率高于国产片）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因为我过于愤怒了，我觉得我的观点没有问题，但是表述很有问题。我的表述和一种说法不谋而合，我认为，好莱坞在搞“和平演变”。于是，遭到了很多人的抨击。大家可能会想，一个“文化大革命”时刚刚三岁的人，怎么会受那场运动影响那么深！（全场笑声）后来我转变了一下思路，因为我发现，我身边很多的中国人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非常喜欢钱，我就转而从商业的角度来研究好莱坞电影，来研究中国电影。简单地说就是，该我们挣的钱被别人挣走了。很快，这个观点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认可。（全场笑声）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中国文化可以回旋的部分吧，同一件事至少能找到十个方面去说。电影的不景气我亲身体验过，那是非常痛苦的体验。有一回，报纸上说，有部电影是宁瀛拍的，叫《民警故事》，非常好看。那天中午，我就约了同事，我们两个开了车去电影院看。路上堵车，到那儿电影已经开始五分钟了，我就很着急地去买票，但是卖票的那位女同志动作特别慢，一会儿动动她的耳环，一会儿捋捋她的头发。我就说：“请您快一点儿，电影已经开始五分钟了。”她就白了我一眼，然后拿起电话机，往影院里面打了一个电话：“金师傅，电影院来了两个人看电影，咱们卖票不卖票？”（全场大笑，鼓掌）结果就我和我同事俩人，看了那场电影。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民警故事》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但就是没人看，很令人费解。我想起小时候看电影，真的是万人空巷，在我们部队的大院里，看电影就像过节一样。很多女孩子对电影没兴趣，但是那天会穿上新衣服，在露天电影院旁边绕来绕去。（全场笑声）我们看电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摆放电影放映机，挂电影银幕，对焦，打出第一束光，放加片，到放正片，都是看电影的过程，一个享受的过程。小时候，我父母管我特别严，不让我们早去占地方，经常去得很晚，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在银幕后面看电影，以至于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董存瑞炸碉堡用的是左手还是右手。（全场大笑）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我早早就知道了要放映一部新电影，我跟母亲说我要很早去占位置，我母亲说不行，你去早了就要跟人打架。我说不会的，她就同意了。那部电影晚上七点开始放，我中午十二点就去了。（全场笑声）操场上一个人都没有，就我一把凳子，我占了个最好的位置。我就冒着酷暑一直等着，到了下午四点多钟，慢慢地开始有人来了。大家把我围在中间，所有人都羡慕我的地方，说老崔家的小儿子占的那个地方太好了！（全场笑声）到了六点多钟，来了几个黑大汉，直奔我这个地方。他们让我起来，我说我不能起来，这是最好的位置，我12点就来占地方了。他们说你必须躲开，这是放电影机的地方！（全场大笑，鼓掌）为了放电影机我就跑到银幕后面看电影去了。（全场笑声）……看看现在正在热映的电影是如何宣传的呢？有几个特点：要有精美的、不惜工本的电脑特技；要有大明星，而且要不是一个国家的人，说话都对不上，（全场笑声）还可以演感情戏，有明星效应，大家会去看这些明星；第三，要有大场面，动用了多少头牛，多少头驴，多少头熊。（全场笑声）我是吸收了吴大使的看法，都把他们并列在一起的，都是朋友啊。（全场笑声）……现在大家聚在一起谈文化，听上去都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谈文化也不会谈这样的文化，谈文化可能会去谈挣钱的文化，会谈作秀的文化，像这样有很深刻思考的文化是许多人不愿意谈的，因为它很难带来直接见到的经济效益。所以我更希望你们这个“文化讲坛”，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也希望更多的学者在这里出现。如果到时候有“农民”不愿来，我可以老做这个“农民”。（全场大笑，热烈鼓掌）


完了。


我认为，郭德刚的相声效果未必能赶得上崔永元的一次演讲。


请大家研究一下他所引起的笑声，有多少与“人性恶”有关？有多少属于“嘲笑”？又有多少属于自嘲？有多少属于抖机灵？


作为一种美学现象，这并非是一个容易弄清楚的话题。多少相声演员本身对此可以说毫无研究，虽然他们往往觉得自己很能说。我觉得，相声之所以不景气，根本原因就在于：缺少崔永元那样的底蕴。而只要还没有这底蕴，相声的振兴就很难一蹴而就。


我写这篇东西，也算是对于马季逝世的一个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