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马季

爱华

我所知道的马季




相声大师马季乘鹤西去，却把笑声永远留在了中华大地上。因此，追思就成为纪念。

我与马季素未直接谋面，对于马季的认识，始于我的同学——与马季曾为同事的杨锡钧。我与杨锡钧大学同年级虽不同班，但因毕业后同在一个部队接受“再教育”，后又分到河北省同一个县同一个系统工作，感情甚笃。他在黄骅县文化馆，我在县电影管理站。杨锡钧人厚道，有才华，尤其对曲艺情有独衷，曾创作出数来宝《海河工地小老虎》等不少脍炙人口的曲艺作品。


文革后期，百业待兴。经山东快书演员赵连甲的推荐，杨锡钧终于纳入急于广揽人才的马季视线。可那时侯，要想从一个县级单位直接调入北京的国家单位，难度还是很大的。


杨锡钧曾跟我说起过：为了他的调动，作为中央广播文工团说唱团（现为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团长的马季没少操心费力。县里起初不愿放人，后来马季对县里组织部门的人说：放着人才你们不重用，别人想用你们又舍不得。你们要让他当县长，我们也就不把他调北京了。无奈之下，县里才放了人。


杨锡钧与姜昆脚前脚后地从基层单位调入中央广播文工团说唱团。调入后，杨锡钧当了说唱团的创作员，马季专门找来一些当时还列为“禁书”的传统相声和曲艺段子让他学习，其中包括毛主席生前爱听的传统相声录音，同时为他传授自己的创作经验，安排他去外地采风，以便尽快提高业务水平。


在马季的提携下，杨锡钧的业务水平得到快速提高，不久，便与马季合作，创作出《舞台风雷》和《白骨精现形记》等相声，还写出单弦、西河大鼓等作品。相声先在小剧场演出，反响不错，遂在电台播出，并先后在《曲艺》杂志和《人民日报》刊登，当时的社会反响颇佳。后来，杨锡钧还和马季创作出深受听众喜爱的相声《新桃花园记》。


杨锡钧因家在天津，两地分居的生活加之家庭的实际困难，使马季十分同情他，并予以关照。当说唱团到天津演出时，马季还特意带领马增惠、赵连甲等人到杨锡钧家中去拜访；杨锡钧家的老人病逝，马季也及时派人去杨锡钧家慰问。这些，都使杨锡钧分外感动。杨锡钧对我说，领导的关怀，其实既是我做好工作的动力，又是压力啊！

1977年春，我已到沧州日报社工作。大约是1978年，报社为了采访方便，也为使记者成为多面手，想给每个科室都配备照相机。可是，当时照相机属于紧俏商品，并不像现在这样随处可买，领导就希望大家分头想办法。于是，我想到了杨锡钧，就利用出差赴京的机会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找到他，说明情况，请他找马季帮忙，不知行不行。杨锡钧说我这里当然没问题，别看马季是名人，又是领导，可是个热心肠，没准行。我这就去找马季，顺便给你引荐一下，你们直接谈岂不更好。他出去一会儿回来说，正巧马季和侯宝林在说事，侯宝林不常来，看来有重要的事在说，我也不好打搅他们。我无法长时间在此等候，便拜托杨锡钧代办此事。临走时，路过办公室的一个门口，杨锡钧拽住我，示意我往里看，通过略微敞开的门，果见马季和侯宝林在聚精会神地交谈着什么。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直面两位相声界的领军人物。不久，杨锡钧便写信告我，马季很支持此事，说新闻工作需要啊，后来他去参加广交会，特意让人给预留了一架海鸥
4A型相机。这架相机以后就留在农村组使用。可是，报社和我，并没有因此给过马季一分钱的“好处费”，甚至没有当面道谢的机会。

1979年6月里的一天，我在报社正忙活，忽听一位从北京归来的县里朋友说，听说杨锡钧第二天就要调到天津电台工作，谁知，却在前一天病逝了。来人对此消息说得有些含糊，让我既震惊又疑惑，遂直接写信向马季询问。


信，只有一句话：“我的同学杨锡钧……？”


我以为，对于一位幽默大师来讲，写更多的话，都是多余的。


不久，即接马季复函：

对不起！我正在开会，接信晚了几天。锡钧同志上月突然病故，解剖分析属急性胰腺炎。组织上与其家属已将后事办完，追悼会因筹办匆忙，未能将外地的同学、朋友请到。

接到马季的信，我感慨良多：马季挖掘人才、善待人才，善始善终，从中可见一斑。

马季先生给人间留下了无数的笑声，而后从容地走了，步入天堂之门。后马季时代的相声仍将发展，愿马季先生在天堂能听到中华大地上更多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