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马季对话：看似平常也曲折（下）

中国河北

人生是一个承受痛苦与无奈的过程
马季：从创作风格上看，你的写作好像一直在求变。《寻找妻子古菜花》、《晋安河》、《忆秦娥》、《转身离去》与《家住厕所》、《坐上吉普》、《王小二同学的爱情》、《美乳分子马丽》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明显差别，它是阶段性的差异，还是你采用了不同的叙事策略？

林那北：每一篇小说因为故事以及人物的差异，必然会有各自的气质与面目，而作家在不同时间里精神状态的参差，也必然造成叙事几格的阶段性差异。当下生活如此纷繁复杂，即使相同的素材在手，如果想要有另一层面的表达，也必定需要各异的方式来承载。多年前有位老评论家充满好意地告诫我应该集中写某一题材与某一类型的小说，他说这样容易吸引眼球，人家也好界定。但至少目前为止我还没打算这么做，老实说我更愿意将“不好界定”当成表扬。“变”是冒险也是进取，少重复多变化的过程，至少有更多的乐趣充斥其中。对于持之以恒地固守某种题材一写到底的作家与作品，我通常缺乏足够的期待与敬意。拿一杆枪终生守在一个战壕，以同一种姿态战斗，其执着固然也是种美，可是这样的境况，哪怕想想都不免觉得没劲——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趣味问题而已。

马季：你作品的题材大致由农村和城市两大部分组成，我发现，与农村有关的作品无论在情节还是主题上都带有深厚的文化烙印，而城市题材的作品则很“当下”，有很多疑问，也很焦虑，涉及价值观的矛盾，甚至难以概括。你觉得呢？
林那北：真正的农村生活其实我并没有过。我母亲以前在县城或者乡镇的中学任教，我出生与成长全部在校园内。倒是当老师后很多学生是农家子弟，于是对乡村有了一些间接认识。正因此，我从不敢正面写，农村在我小说中出现往往只是一个背景，一个符号。农村人的性格相对纯朴，传统很大程度上仍规约着他们。而城市生活纷乱无羁，甚至有碎片化的倾向。这种无根的状态既可能产生一种活力，也可能让人焦虑。当然，这种疑问与焦虑首先是我自己的，然后折射到小说里。

马季：你对传统写作的继承有自己的想法吗？《发生在浦之上》、《寻找妻子古菜花》中有着明显的“乡愁情结”，这种叙事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对传统的回望方式？
林那北：文化传统与传统写作并不是相同的概念。《发生在浦之上》、《寻找妻子古菜花》都表明了我对于美好之毁灭以及对于做一个女人无法左右自己命运的伤感。生命是无常的，外力的挤压所带来的疼痛，痛彻骨髓。至于叙事策略，这两篇似乎反而是比较“现代”的。《寻找妻子古菜花》不那么重视故事的起承转合，更多强调的是整体的寓意以及内心的感觉，它是篇被情绪推着走的小说；《发生在浦之上》则是多种文体的交织，或者说在写作的过程我根本不考虑它在传统意义上应属于什么文体，对一个华丽王朝悲怆覆灭的哀叹和一群人颠沛流离命运的怜悯占据了全部，怎么需要怎么表达。我企图用这种方式自由地出入历史，自在地与那些远去的人物对话。

马季：“有病”的生活，恰恰在平常的事物中天天上演，生活中的习以为常挑战作家对生活的辨别能力和抽象能力，你在处理生活和创作的关系上有什么心得吗？

林那北：生活之中的爱恨情仇当然会不同程度进入文学，优劣的区别在于怎么进入，以怎样的角度与姿态进入。在当记者的十三年里，我与其他行业的许多人都打过交通，他们的面孔以及面孔背后的命运烙进我的记忆。花团锦簇绝不是生活的全部，华丽光滑的表层之下，总有无数的疼痛与别扭潜藏在幽暗的皱褶里。说到底人生不过是一个承受痛苦与无奈的过程，当然也有一些欢愉与欣喜。剥离这些林林种种的人生经验，需要付出努力。有内心的挣扎，才有小说的纹理。如何在永恒的月起日落中捕捉到稍纵即逝的光华，如何将诸种滋味充满生机地渗进笔端，想必总是最考验作家的品质与能力的。

马季：作品是由文本本身和它所蕴含的意义组成的，阅读一部其他人的作品，你更多的关注文本本身，还是它所蕴含的意义？

林那北：二者其实是难以区分的。难道会有一个缺乏意义的精彩文本吗？关注意义自然而然地会关注文本，而鉴别文本价值的最终标准也是它具有何种意义。



任何一扇窗的打开都可能是个宝库

马季：到目前为止，你的几个长篇之间相互都没有什么关联，要说共同点就是地域性写作，你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吗？

林那北：我从没认真考虑过这几个长篇之间的联系，甚至连地域性问题也没有想过。有了人物，有了故事的轮廓，有了情绪，一切就开始了。仅此而已。当然，如果细想，它们确实都是以福州为背景的，之所以做这个选择，是因为我熟悉这里——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我在偷懒。地域与作家以及创作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有人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地方，却可能对脚下的土地始终只字不提。但也不见得偶尔提了，或者竭力提了，就一定怎么了不起。这里有情感问题，更有技术性问题。福州因为地理、历史、人文等特殊原因，积淀了很多与众不同的民风民俗，其生活的波纹里蓄存着许多别具一格的品质，这些都为小说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浪费了很可惜。

马季：《蔷薇前面》从农村写到城市，时间跨度30年。小说以一个悲剧为那段历史画上了句号，暗示我们，今天对美好、善良、简单即美的回忆和向往，同样要付出代价，长篇小说必须承载这样的重量，这也是历史本身的重量。

林那北：1971年、1981年、1991年、2001年，这部小说其实只涉及了这四个年份，却跨越了30年。我的许多个人记忆都汇聚在里头。当然，今天看来，这些记忆已经加入了许多感慨。这部小长篇即是这两者的结合。你说得对，感慨之中已经隐含了历史的重量，从那个年头走过来的人们，他们身上所背负的特殊际遇与难以扼制的理想主义，总是闪烁着悲情的光芒。扼住命运的咽喉真是太难了，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隐忍地面对种种一而再的错位。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被祝福，不是所有的纯真都没杂质，不是所有的情谊都带来温暖，不是所有的奋斗都会有回报。这篇小说其实暗含着一声沉重的叹息。

马季：《娥眉》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它似乎有个人化的写作痕迹，是向内关怀的，与你的其他作品风格不大相同。

林那北：要说个人化写作，《蔷薇前面》应该更多。当年我父亲是公社分管文教卫生的副主任，我在文艺宣传队里穿塑料鞋跳芭蕾舞，然后又穿起真正的芭蕾舞鞋一遍遍跳《我编斗笠送红军》，以至于直到今天，只要闭上眼睛，这个舞蹈的旋律和大部分动作，还能一一浮起来，伸手可触。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原型，始终像个梦，隐约飘浮在我记忆里，成为一抹温暖。1971年，在我十岁的时候，如那个主人公类似的美丽女子确实就是那样以优美的舞蹈出现在我生命里，是她把我对世界向往的大门轰然打开。她后来演话剧、拍电影红火了一阵，接着蹲过一阵牢，再出来后，就消失了，不知在哪儿，三十多年过去，昏晨时不经意间我还会把她想起，哪怕一闪而过，心里仍是别有滋味。其实我一直不愿将个人生活复制到小说中，但是，那段生活我太熟悉了，又或者感慨太多了，写到那些日子时，它们自己忍不住奔涌出来。而《娥眉》却不是，它先有了情绪，然后人物才次第出场构成故事，它们丝毫没有我个人生活的印迹，只是一个臆造的故事罢了。

马季：《发生在浦之上》运用了“超文本”
形式，跨越时空的人文关怀使文学的体裁变得灵活多样，这也是当代文学的一个新的出路，但同样它也会面对一个新的问题，即“文学性”如何有效展现？你在写作有这样的顾虑吗？

林那北：刊物编辑认为《发生在浦之上》运用了“超限文本”形式，但是，我觉得“超文本”似乎是另一种涵义。或许，“跨文体写作”这个说法更确切一些。我的理解是，每一种文体都有表现生活的擅长的领域。《发生在浦之上》之所以选择多种文体的交织，主要是考虑从多种角度、视点、方位探索这个古老的往事。历史并不是故纸堆里遥远的故事，它与我们其实息息相关。只要回头一望，那个苦命的皇后，那个惶惶不可终日的母亲，她动地连天的悲鸣愁苦总是那么栩栩如生地扑面而来。当然，历史在不同人的心中是不一样的，它不过是些碎片，不过是些零乱的记忆，正在被时光与日常生活越来越多地掩去真实面目。2007年春天与夏天，我反复来到那个叫濂浦的小村庄，在采访中聆听各色人等对于同一段历史故事以及对于种种历史遗迹的不同解读，感慨颇多。采用多种文体，正是想表达这种参差错位的历史感。我没有“文学性”方面的顾虑。不同文体的汇聚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内心的积淤，挺酣畅的。我当过记者，写过散文，又写小说，之前还编过一阵地方志，所有这一切仿佛都是为写《发生在浦之上》准备的。
另外，该文的单行本今年8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改名为《浦之上——一个王朝的碎片》，是编辑改的，也不错。

马季：还有一个《三坊七巷》，最初发表在《作家》杂志上，后来扩充不少内容出了单行本。我认为它是一种文化想象，从探访文化名人故居，阐发对当代文化的反思，也看出你对“文化故乡”的一种依恋。我觉得这是你未来写作长篇的必要的文化准备。
林那北：刊登在《作家》上的其实是六集电视专题片的解说词，央视十套“探索发现”栏目投拍的。时代文艺出版社的编辑看到后，要求再增加两万字左右的内容出书。我其实是个特别缺故乡感的人，所谓的“依恋”很难成立。当然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这么多年，它曾经的故事曾经的伤痛肯定会进入我的视野，换一个地方生活，我想必也会去回望它的历史。同一星空下、同一土地上，在另一时空却上演着另外的人生，有时只要冥想一下，就会有很特别的滋味涌起。我一直说，每一部作品都各自有命的。在福建，这部作品为我赢得的声誉似乎超过了小说。而事实上它不过是应命而作的东西。我没有考虑它是不是某一部长篇小说的文化准备，不过深入其间了解、眺望那些往事，确实扩大了视野，平添了感叹，许多故事与人物正徐徐走来。对于小说家来说，任何一扇窗的打开都可能是个宝库，说不准哪一天，就进入笔端了。

马季：你对长篇写作有自己的打算吗？对当下的长篇小说总体状况有什么看法吗？

林那北：没有打算。任何计划都是束缚人的，而人生区区几十年，已经被外界太多的条条框框所捆绑，不要再自我增加了。踏踏实实地行走最为重要，走到哪步是哪步。哪天风雨骤起，觉得某个故事与情绪非得以长篇来承载，那就写吧。至于当下长篇小说，我没有多少印象，甚至很少阅读。因为工作的关系，大量的中篇小说的阅读已经占去我许多时间与精力，当然也把我对当下中国小说的热情消耗掉太多。



我有时会渴望一个诗意的环境

马季：不仅仅是文学，当代中国艺术，或者说整个中国社会已经到了一个“关卡期”，这30年很多东西被拆除了，但还没有完整重建起来，比如价值观。这个前提下的小说叙事难度很大，极易走向片面化、表面化。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林那北：这可是一个大问题了。我相信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人的事。每一个人都只能生活在时代的某一个角落，也只能在自己的小角落里仰望历史。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要经常想的事情是，怎样从身边的各种故事之中发现特殊的光亮。这种光亮可能引导我们把握生活之中的重大问题。拆除与重建之间，是最良莠混杂的动荡期，说不定反而为小说叙事带来最广阔的资源。

马季：那么，就目前的现实状况，你觉得一部好小说应该给读者给来什么呢？

林那北：深刻地洞察人性，多种角度地理解生活。它汇聚了我们对生活多种复杂的感受，一切都沉甸甸地压在心头。如果阅读之后，心灵能因此变得更坚硬或更柔软，哪怕仅一瞬间，我想，读者就已经得到馈赠了。

马季：你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什么？你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生活对你的写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林那北：悲观与乐观是相对的。我愿意快乐地面对每一天与每个人，可是这个世界肯定还不够美好，放眼望去，总有太多的伤口与疤痕横陈大地，让人黯然神伤。人类已经行进了几千年，而人心却还处于它的幼年期，自私、狭隘、刻薄、恶毒、阴险几乎从未缩小过它们的地盘。我们都擅长批判，怀疑的精神四处充斥，可是该如何彻底清除灵魂污垢？如何使人心真正成熟成长？如何让天下一夜之间健康有序？真的很难，非常难。我常常会渴望一个诗意的环境，会从心底仰望品格高洁的人。生命太短暂了，却不能如水草般自在盎然地度过；人生太局促了，却不能沐着春风悠然穿行。人格的力量肯定是世间最美好与强大的，它可以蔑视一切蝇营狗苟——这样的渴望与向往，但愿能穿透我的小说。

马季：最后一个问题，本来可以不问的，但有人向我打听，我觉得还是听你解释为准。你为什么改了笔名？

林那北：心血来潮而已，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上写过一段解释性的文字，题目为“更改笔名：从北北到林那北”，《作家》主编宗仁发看了，觉得可以在他们刊物上登登，登在《作家》2008年第8期上，有兴趣的人可去看看。笔名也无非一个符号而已，它安在文章之上，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标签。如果写出来的文字不过一堆狗屎，又有谁在乎那个标签是张三还是王五？

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