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与凌叔华为什么争夺徐志摩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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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与凌叔华为什么争夺徐志摩遗信?


2009-02-16
来源：新浪读书



林徽因照片

文章摘自《重寻遗落的文人往事：民国的身影》


文章摘自《重寻遗落的文人往事：民国的身影》

1931年11月20日的《北平晨报》报道中说：“19日午后2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由京飞平，飞行至济南城南三十里党家庄，因天雨雾大，误触开山山顶，当即坠落山下。本报记者亲往调查，见机身全焚毁，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机二人，全被烧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认。邮件被焚后，邮票灰仿佛可见，惨状不忍睹。遇难司机为王冠一、梁璧堂，乘客为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之友……”

报道中殉难的乘客就是诗人徐志摩。英年早逝的徐志摩，他留与人间一卷诗，也留与人间一段情。当噩耗传到陆小曼耳中时，她感到“天垮了，地陷了，世界进入一片黑暗”。而林徽因在得知消息后，也两眼发黑，双腿一下软了下来。然后她和丈夫梁思成流着泪，编了个小花圈，中间嵌着志摩的照片，敬悼于志摩的灵前。至于前妻张幼仪，在听到噩耗时，她对儿子徐积锴说：“你爸爸上天了，快随你舅舅去接灵吧！”而才女凌叔华也没有忘记他，她在《志摩真的不回来了吗？》文中说道：“志摩，你真的死了吗？谁会相信像你这样一个有生气的人会死了的？得到这消息时，我就不信，可是问了几处，都答说是真的，回电已证明了。可是我仍然不相信，我骗自己说：‘也许这孩子觉得日子太平凡了，存心弄点玄虚来吓一吓他的朋友吧！再说，他哪里像会死的人呢？’”“我就不信，志摩，像你这样一个人肯在这时候撇下我们走了的。平空飞落下来，解脱得这般轻灵，直像一朵红山棉（南方叫英雄花）辞了枝杈，这在死的各色方法中，也许你会选择这一个，可是，不该是这时候！莫非你（我在骗不过自己时，也曾这样胡想）在云端里真的遇到了上帝，那个我们不肯承认他是万能主宰的慈善光棍，他要拉你回去，你却因为不忍甩下我们这群等待屠宰的羔羊，凡心一动，像久米仙人那样跌落下来了？我猜对了吧，志摩？”在同一时间里，四个女人在为他“唱悲伤的歌”，为何如此？只为志摩曾经有过的深情，他是“爱”，是“暖”，是“希望”，是“人间四月天”！

徐志摩的猝逝，他的生前好友为他在各地举办了追悼会，其中以北平和上海两处规模最大。追悼之余，由胡适领头，组成编辑委员会，拟将徐志摩已发表的作品和未发表的手稿、书信、日记全部搜集，编成《徐志摩全集》，以尽对亡友的责任。这在同年12月5日沈从文给王际真的信中就提到：“朋友们在预备印行他的信里，选出一些使活人看来不至于红脸的信，印出一部分，一面纪念他的死，一面或者对于此后生活毫无依归的小曼，稍有补助。志摩活时是一个喜欢写信的人，你处若还有他的信件，可以找出来寄给我。这些信件，照我意思主张将来由一个人保管（我以为叔华最适宜于做这件事），等大家都死后再印，可不知这事情结果怎么样。”

何以是由凌叔华来保管呢？原来徐志摩曾经追求过凌叔华，凌叔华可说是徐志摩的“红粉知己”。这在徐志摩1923年与1924年间写给凌叔华的信（后来经凌叔华曾发表在《武汉日报》的《现代文艺》上，但收信者名字却被涂掉）中，可看出端倪。徐志摩日后曾对陆小曼说“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意思是她是那种能了解他“灵魂的想望”和“真的志愿”的朋友。凌叔华也不只一次说过，志摩与她情同手足，他的私事也坦白相告。志摩写信时，是把凌叔华作为“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因此可以没有顾虑地袒露自己，“顶自然，也顶自由，这真是幸福”。志摩说他写的是些“半疯半梦”的话，“但我相信倒是疯话里有‘性情之真’”，还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因此学者梁锡华就指出：“从年月可见，徐志摩写这些亲昵到近乎情书的私柬给凌叔华，是在失落了林徽因而尚未认识陆小曼的那段日子，也就是他在感情上最空虚、最伤痛、最需要填补的时候。巧得很，妍慧多才的凌叔华近在眼前而又属云英未嫁，所以徐志摩动情并向她试图用情，是自然不过的。”

基于对凌叔华的信任，1925年3月，当徐志摩决定欧游时（按：除赴泰戈尔之约，更重要的是为他与陆小曼的绯闻，而去躲避风头的），临行之前他把一个装有“天堂和地狱”案件的小皮箱交给凌叔华保管。这小皮箱就是后来大家通称的“八宝箱”。箱子放有什么东西？据推测，有徐志摩的书信及平时他随手写下的一些散文或诗歌的手犒，最重要的有两本英文日记，那是1921与1922年间他在英伦和林徽因相恋的日记，通称《康桥（Cambridge）日记》。据林徽因给胡适的信，谈及还有《雪池时代日记》（按：那是1922年11月徐志摩回到北京，到景山西街雪池胡同苦追林徽因不得的失恋日记）。

1925年7月底，徐志摩欧游归来，他与陆小曼的感情热度并没有递减，反而急骤升温，徐志摩下定决心，不管有多少阻拦，他都要争取这番恋爱的成功。不久双方各自顺利解除婚约，徐、陆两人终于在1926年8月10日，也就是七夕情人节，订婚了，紧接着在10月3日——阴历的孔子诞辰日，他们在北京北海董事会举行婚礼。此时徐志摩忙得无暇顾及那个存放在凌叔华那里的“八宝箱”。到了婚后，他们移居浙江硖石及上海后，又顾及到箱子里有不宜陆小曼看到的日记、书信等，因此徐志摩也就没有急着把箱子索回。而在这期间凌叔华也经历了与陈西滢结婚等人生大事（1926年7月）及后来（1927年10月）与夫婿同赴日本旅居的景况，“八宝箱”就一直存放于凌叔华在北京的家中。

1928年6月，徐志摩再度欧游（此次是由于婚后生活的窒息，他渴望借此旅行来激发久已枯涩的诗情，也同时希望因此“小别”能让与小曼的情爱“胜新婚”）。12月，他回到北京探望老师梁启超的病。他见着很多旧日的朋友，但此时凌叔华与陈西滢已从日本返国，并在两个月前与陈西滢（同年10月，陈西滢应聘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移家武昌，因此徐志摩此行并未见着凌叔华，人在武昌的凌叔华显然没有机会将“八宝箱”当面交与徐志摩。因此才有后来（1931年12月10日）她给胡适的信中说“我去日本时，他也不要，后来我去武昌交与之琳，才算物归原主”之句。

凌叔华说她通过卞之琳，将“八宝箱”转交给徐志摩。为此徐志摩的学生赵家璧在80年代曾写信问过卞之琳，据卞之琳的回信说：“凌叔华致胡适信，说曾把徐‘文字因缘箱’交与我，是她记错了，我从未闻此事，不知她究竟交给了谁。”笔者就时间推论，1928年10月凌叔华离京之前，卞之琳还在上海私立浦东中学念高中，直到1929年夏天，他才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而认识徐志摩则更晚了，那要等到1931年初徐志摩到北大教英诗及翻译课时，卞之琳呈上习作请徐志摩指教，徐志摩将卞诗带回上海，跟沈从文一起读，并把卞诗发表在上海的新月《诗刊》及南京的《创作月刊》《文艺月刊》上，这都是后来的事。因此凌叔华不可能将如此重要的“八宝箱”交予一个从未与徐志摩谋面的人，这也难怪卞之琳在1994年1月15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了长文，认为凌叔华的种种说法，是一笔糊涂账。


但徐志摩在此时确实将箱子取走了，我们看1928年12月13日他给小曼的信中说：“车误了三个钟点，到京已晚11时，老金（按：金岳霖）、丽琳（按：老金的美国女友Lilian
Tailor）、瞿菊农，都来站接我……老金他们已迁入叔华的私产那所小洋屋，和她娘分住两厢，中间公用一个客厅。初进厅老金就打哈哈，原来新月社那方大地毯，现在他家美美地铺着哪……丽琳还是那旧精神……”在凌家住了一晚后，第二天徐志摩便到协和医院去看梁任公的病，他见到梁思成与林徽因（按：两人于3月21日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婚后赴欧洲参观古建筑，然后取道西伯利亚，于8月18日回京）。由于新婚燕尔，林徽因“风度无改，涡媚犹圆，谈锋尤健，兴致亦豪，且亦能吸烟卷喝啤酒矣”！据1932年元旦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说：“……此箱偏偏又是当日志摩曾寄存她（按：指凌叔华）的一个箱子，曾被她私开过的（此句话志摩曾亲语我。他自叔华老太太处取回箱时，亦大喊‘我锁的，如何开了，这是我最要紧的文件箱，如何无锁，怪事——’又‘太奇怪，许多东西不见了，missing’，旁有思成、Lilian
Tailor及我三人）。”因此可以推定徐志摩是从丽琳处取回箱子，凌叔华的“交与之琳，才算物归原主”，恐是“丽琳”的笔误罢，况且老金、丽琳与凌叔华、徐志摩都熟，现在又住在凌叔华家，由其转交是最自然不过的。总之，此事与卞之琳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而“八宝箱”在1928年12月中重回徐志摩的手中。

至于后来“八宝箱”怎会又在凌叔华的手中呢，那是两年多以后的事了。1931年6月11日，徐志摩从上海到北平，据他给小曼的信说：“……第一看奚若，第二看丽琳、叔华（按：凌叔华已离开武昌回到北平任北平古物陈列所专门委员）。叔华长胖了好些，说是个有孩子的母亲，可以相信了。”6月12日，凌叔华和徐志摩、罗隆基、沈从文等一同去看望在香山养病的林徽因。6月13日中午，凌叔华请徐志摩等吃鲥鱼蜜酒。6月14日，在陈衡哲家吃饭，有凌叔华、冰心、杨振声、沈性仁等人。6月16日晚在北海聚会，有杨振声、邓以蛰、凌叔华、沈性仁，徐志摩说“风光的美，不言而喻”。6月25日给小曼的信说：“我这人大约一生就为朋友忙！来此两星期，说也惭愧，除了考试改卷算是天大正事，此外都是朋友，永远是朋友。杨振声忙了我不少时间，叔华、从文又忙了我不少时间……”

在他与沈从文的接触期间，两人很可能相约各自为对方写小说，因为后来徐志摩以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的故事写了一篇《珰女士》，发表在9月份的《新月》杂志上，当然沈从文也有意以徐志摩为原型写成小说，所以凌叔华在同年12月10日给胡适的信中说：“今年夏天从文答应给他写小说，所以他把他天堂地狱的‘案件’带来与他看，我也听他提过（从前他去欧时已给我看过，解说甚详，也叫我万一他不回来为他写小说）……”徐志摩是把“八宝箱”提来要给沈从文看。沈从文在同年12月12日给胡适的信中就说：“8月间我离开北平以前（按：徐志摩、胡适向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推荐沈从文到该校担任教职，因此沈从文于8月上旬离开北平去青岛），在你楼上（按：当时徐志摩住胡适家）我同他谈到他的故事很久，他当时说到最适宜于保管他案件的人，是不甚说话的叔华。他一定有他的苦心。因为当时还同我说到，等他老后，等我们都老一点后，预备用我老后的精力，写他年青的故事，可以参考他百宝箱的一切。所以我到青岛后，他来信还说已经把百宝箱带来了，等将来到北平看。”但沈从文后来是否看过不得而知，但徐志摩是再次把“八宝箱”交给凌叔华保管这件事是没错的。

只是这次“八宝箱”中的东西是与第一次有所不同，其中原本的《雪池时代日记》在辗转于硖石老家及上海的中间，为陆小曼所见，被陆小曼给烧了。据林徽因1932年元旦给胡适的信中说：“整三年前，他北来时，他向我诉说他订婚结婚经过，讲到小曼看到他的《雪池时代日记》不高兴极了，把它烧了的话，当时也说过‘不过我尚存下我的《康桥日记》’。”而新放入箱子的有陆小曼的日记（按：陆小曼说一本，而凌叔华说两本），那是写于1925年徐志摩第一次欧游之后，因此肯定不会是在徐志摩欧游前交给凌叔华箱子前放进去的。还有徐志摩1925年由欧洲返国途中所写的几篇稿件、徐志摩写于1925年及1926年的两本日记——《爱眉小札》和《眉轩琐语》。而据后来林徽因从胡适那里拿到箱子后（按：徐志摩死后，胡适向凌叔华施压而拿到的），打开看的结果是：“11月28日星期六晨，由您处拿到一堆日记簿（有满的一本，有几行的数本，皆中文，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有两本英文日记，即所谓Cambridge日记者一本，乃从July
31，1921起。次本从Dec.
2（同年）起始，至回国止者，又有一小本英文为志摩1925年在意大利写的。此外几包‘晨副’原稿，两包‘晨副’零张杂纸，空本子小相片，两把扇面，零零星星纸片，住址本。”

1983年5月7日，旅居英伦的凌叔华复信给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说：“……至于志摩坠机后，由适之出面要我把志摩箱子交出，他说要为志摩整理出书纪念。我因想到箱内有小曼私人日记两本，也有志摩英文日记二三本，他既然说过不要随便给人看，他信托我，所以交我代存，并且重托过我为他写‘传记’。为了这些原因，同时我知道如我交胡适，他那边天天有朋友去谈志摩事，这些日记，恐将滋事生非了。因为小曼日记内（两本）也常记一些是是非非，且对人名也不包涵，想到这一点，我回信给胡适说，我只能将‘八宝箱’交给他，要求他送给小曼。以后他真的拿走了，但在适之日记上，仍写志摩日记有两本存凌叔华处……这冤枉足足放在我身上四五十年，至今方发现……”从一些书信得知，胡适在第一时间（11月27日）从凌叔华处取得了箱子，打开后并拿出或放入一些信件，然后在11月28日晨交予林徽因。林徽因在后来给胡适的信中就说：“那天在您处仅留一小时，理诗刊稿子，无暇细看箱内零本，所以一起将箱带回细看，此箱内物是您放入的，我丝毫未动，我更知道此箱装的不是志摩平日原来的那些东西，而是在您将所有信件分人分类捡出后，单单将以上那些本子、纸包子聚成这一箱的。”

至于胡适从箱子里拿出那些东西，我们从1994年12月黄山书社所出版的四十二册《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可得知那些收信人为徐志摩的大半书信，该是箱子里的旧物，计有：1928年12月4日沈从文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二十七册），1931年6月8日保君建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册），梁启超致徐志摩信二通、梁启超写赠徐志摩《饮冰室读书记》十页（按：梁启超病逝于1929年1月19日。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三册），1931年6月16日陆小曼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四册），1929年5月13日蒋复璁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九册），1931年5月20日罗隆基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四十一册）。还有因为1931年夏秋间箱子存放在凌叔华处，有1931年11月13日（按：徐志摩遇难的前六天）沈从文致徐志摩的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二十七册），1931年11月11日及其后的陆小曼致徐志摩信二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四册）。当时徐志摩住在胡适家中，因此遇难后，这些信札并没有放入“八宝箱”中，就直接为胡适所收存了。至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二册，还有1926年10月13日及同年11月22日徐志摩致张慰慈信二通及1926年10月25日徐志摩致张慰慈、梦绿信一通，1931年10月26日徐志摩致李唯建信一通，则有可能是胡适在徐志摩亡故后，为编书信集，而从当事人手中征集得来的信函。

1931年12月6日，在徐志摩的追悼会上，胡适就提到要将徐志摩的书信收集出版，这个主意提醒了凌叔华，因为她手上原有许多徐志摩的信，她想再搜集一些，由她来编辑出版，所以在第二天她就到林徽因家，据林徽因次年元旦给胡适的信说：

追悼志摩的第二天（12月7日），叔华来到我家向我要点志摩给我的信，由她编辑，成一种《志摩信札》之类的东西。我告诉她旧信全在天津，百分之九十为英文，怕一时拿不出来，拿出来也不能印，我告诉她我拿到有好几本日记，并请她看一遍大概是什么，并告诉她，当时您有要交给大雨（按：孙大雨，徐志摩的学生）的意思，我有点儿不赞成。您竟然将全堆“日记类的东西”都交我，我又embarrassed却又不敢负您的那种trust——您要我看一遍编个目录——所以我看东西绝对的impersonal带上历史考据眼光。Interesting
only in事实的辗进变化，忘却谁是谁。

最后我向她要公超所看到的志摩日记（按：据林徽因信中言，凌叔华在11月26日，开如何追悼志摩的讨论会的那一晚，约叶公超去看志摩的《康桥日记》）——我自然作为她不会说“没有”的可能说法，公超既已看到。我说，听说你有志摩的《康桥日记》在你处，可否让我看看，等等。她停了一停说可以。

我问她：“你处有几本？两本么？”

她说：“两——本——”声音拖慢，说后极不高兴。

我问：“两本是一对么？”未待答，“是否与这两本（指我处《康桥日记》两本）相同的封皮？”

她含糊应了些话，似乎说“是！不是，说不清”等，“似乎一本是——”现在我是绝对记不清这个答案（这句话待考）。因为当时问此话时，她的神色极不高兴，我大窘。

凌叔华原本兴冲冲地要去征集志摩的书信的，没想到林徽因不但不给她志摩的信，还因十天前出于胡适之助，而得到徐志摩的“八宝箱”，并要求要看已被凌叔华从“八宝箱”拿出后自己私藏的部分《康桥日记》，林徽因得了便宜又卖乖，凌叔华当然不会给她好脸色看的。或许是因为太想得到《康桥日记》，或许为了让凌叔华心理平衡点，她让凌叔华带走陆小曼的两册日记。这在后来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有说“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及“又说小曼日记两本，她拿去也不想还”等等的字句。在凌叔华临走前，林徽因说要到凌叔华家取《康桥日记》，凌叔华说她下午不在，林徽因说她本想同凌叔华回去，但却又不敢开口，于是约定星期三（12月9日）派人到凌叔华家取。

12月9日上午11点半，林徽因亲自到凌叔华家，凌叔华不在，只留了一封信，说：“昨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检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仍三本：两小，一大。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满写的）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栈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检一下，必可找出来阅。此两日内，人事烦扰，大约须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林徽因知道凌叔华是有意躲着她，不愿将日记交出，林徽因把这字条交给胡适看了。而当天林徽因也留下字条，说日记中有关于自己的部分，所以想迫切读到，希望凌叔华能够体谅。

12月10日，凌叔华给胡适写信，信中说：“昨日起，知道说也太迟了，不过我想还是说了舒服些……现在木已成舟，也不必说了。只是我觉得我没有早想到说出，有点对志摩不住。现在从文信上又提到‘志摩说过叔华是最适宜料理“案件”的人’，我心里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了，因为说也是白说，东西已经看了。”信中虽有强调箱“内有小曼初恋时日记二本，牵涉是非不少（骂徽因最多），这正如从前不宜给小曼看一样不妥”的原因，但凌叔华没想到她原本是遗物的保管人，如今却落得空无一物，她有些不甘，她写这信是在试探胡适对此事的态度。胡适如何响应，目前无从知晓，但他是比较偏向林徽因的，因此他才会把箱子交给林徽因。但支持凌叔华的自始至终有沈从文，除了12月5日给王际真的信中提到该交由凌叔华保管外，12月12日他给胡适的信也反对将这“八宝箱”交给林徽因，他说：“其中我似乎听到说过有小曼日记，更不宜给徽因看，使一个活人，从某一些死者文件上，发现一些不应当发现的东西，对于活人只多惆怅，所以我盼望我说这话时间还不过迟。若一切已全给了她，那羊已走去，补牢也不必了。”

凌叔华没有得到胡适的支持，而她手中握有《康桥日记》，叶公超都看过，再不拿出来恐怕说不过去。因此12月14日星期一，凌叔华便将日记送到林徽因家，恰巧林徽因不在家，凌叔华也留了个字条说“怕你急，赶早送来”的话。林徽因收到一百二十八页的半本日记（始自1920年11月17日），发现与自己手上的志摩日记衔接不上，这半本日记的最后一句是“计划很糟”，“正巧断在刚要遇到我的前一两日”，也就是这后面还缺了一大段。林徽因当时是气急败坏的，后来她又去找胡适求助，于是胡适在12月28日写信给凌叔华说：“昨始知你送在徽因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了。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其中流弊正多。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为私有秘宝，则余人所藏也有各成为私有秘宝的危险。第三，朋友之中会因此发生意见，实为最大不幸，决非死友所乐意。第四，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我是知道的，公超与孟和夫妇皆知道，徽因是你亲自告诉她的。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两册日记。昨天有人问我，我就说：‘叔华送来了一大包大概小曼和志摩的日记都在那里，我还没有打开看。’所以我今天写这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全材料。如此则一切遗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散失，不怕藏秘，做传记的人就容易了，请你给我一个回信。倘能把日记交来人带回，那就更好了。”

胡适的话说得委婉而有力，处处都替凌叔华设想到，但又处处进逼，让凌叔华无法回绝。凌叔华接信后当曾立即向胡适响应，因此胡适也向林徽因要求解释，如此才有1932年元旦林徽因下午及晚上一连写了两封长信给胡适的举动，在晚上的那封信中道：“……我为人直爽性急，最恨人家小气曲折说瞎话。此次因为叔华瞎说，简直气糊涂了……女人小气虽常有事，像她这种有相当学问知名的人也该学点大方才好。现在无论日记是谁裁去的，当中一段缺了是事实，她没有坦白地说明以前，对那几句瞎话没有相当解释以前，她永有嫌疑的（志摩自己不会撕的，小曼尚在可问）。关于我想着那段日记，想也是女人小气处或好奇处、多事处，不过这心理太human了，我也不觉得惭愧。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林徽因说她急着要《康桥日记》（完整的），只是要回味那些往事，她把话说得很轻松，其实是因为那有着她和徐志摩的私情，她不愿这日记落到别人手中，加上“大半年前志摩和我谈到我们英国一段事，说到他的《康桥日记》仍存在，回硖石时可找出给我看。如果我肯要，他要给我，因为他知道我留有他当时的旧信，他觉得可收藏在一起”的缘故。

胡适从林徽因的信中了解事情的原委后，他再次向凌叔华要求交出徐志摩的英文日记。之后，胡适到南方去了一段时间，回到北平后他收到凌叔华送来的日记，胡适在1932年1月22日的日记中说：“为了志摩的半册日记，北平闹得满城风雨，闹得我在南方也不能安宁。今天日记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读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我查此半册的后幅仍有截去的四页。我真有点生气了。勉强忍下去，写信去讨这些脱页，不知有效否。后面是今早还日记的原书。这位小姐到今天还不认错！”胡适的日记粘贴着凌叔华归还日记的信：
适之：

外本璧还，包纸及绳仍旧样，望查收。此事以后希望能如一朵乌云飞过清溪，彼此不留影子才好，否则怎样对得住那个爱和谐的长眠人！

你说我记忆不好，我也承认，不过不是这一次。这一次明明是一个像平常毫不用准备的人，说出话（即偶然说一二句前后不相呼应的话，也为见好于人而已），行出事，也如平常一样，却不知旁人是有心立意的观察指摘。这备与未备分别大得很呢。算了，只当我今年流年不利吧……

胡适得到凌叔华送来的《康桥日记》，无疑转给了林徽因。林徽因在这之后的一封给胡适的信中说：“……甚想在最近期间能够一晤谈，将志摩几本日记总括筹个办法……据我意见看来，此几本日记英文原文并不算好，年青得利害，将来与他‘整传’大有补助处固甚多，单印出来在英文文学上价值并不太多（至少在我看到那两本中，文字比他后来的作品书札，差得很远），并且关系人个个都活着，也极不便，一时只是收储保存问题，志摩作品中诗已差不多全印出，散文和信札大概是目前最紧要问题，不知近来有人办理此事否？‘传’不‘传’的，我相信志摩的可爱的人格永远会在人们记忆里发亮的，暂时也没有赶紧必要。至多慢慢搜集材料为将来的方便而已。”

林徽因在信中明白地表示，这些日记在当时是不宜出版的，也不急着用这些材料作传，目前“只是收储保存”。后来徐志摩的学生赵家璧，谈到这批日记的去向时说：“但据陈从周说，后由林徽因保管。”而卞之琳在晚年也说：“我1982年为一卷本《徐志摩选集》写序，仅就听说林徽因当年争到的一部分而言，说过物是人非（她于1955年病逝），确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终于消失了，倒并不是出于红卫兵的打、砸、抢。这是我当时特向金岳霖打听到的下落。”卞之琳的话说得很含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爱情的潘多拉”一直保留在林徽因的手中，直到她过世后，确是“有人有意”让它消失于人间了。

陆小曼在为徐志摩编全集时，就不无幽怨地说：“其他日记（即除了已编辑出版的《西湖记》《爱眉小札》《眉轩琐语》等之外）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很多。”而与陆小曼合编《徐志摩全集》的赵家璧也说：“小曼当时就告诉我，有几本志摩的和她自己的日记留在北平的凌叔华和林徽因处，应设法弄到，以便编入全集。”


徐志摩致陆小曼热辣情书（
2009-02-13 15:11 ） 来源：新浪

节选自《爱眉小札》
龙龙：

我的肝肠寸寸的断了。今晚再不好好的给你一封信，再不把我的心给你看，我就不配爱你，就不配受你的爱。我的小龙呀，这实在是太难受了。我现在不愿别的只愿我伴着你一同吃苦。――你方才心头一阵阵的绞痛，我在旁边只是咬紧牙关闭着眼替你熬着。龙呀，让你血液里的讨命鬼来找着我吧，叫我眼看你这样生生的受罪，我什么意念都变了灰了！
……

啊我的龙，这时候你睡熟了没有？你的呼吸调匀了没有？你的灵魂暂时平安了没有？你知不知道你的爱正在含着两眼热泪，在这深夜里和你说话，想你，疼你，安慰你，爱你？我好恨呀，这一层层的隔膜，真的全是隔膜：这仿佛是你淹在水里挣扎着要命，他们却掷下瓦片石块来，算是救渡你！我好恨呀，这酒的力量还不够大，方才我站在旁边，我是完全准备了的，我知道我的龙儿的心坎儿只嚷着：“我冷呀，我要他的热胸膛依着我；我痛呀，我要我的他搂着我；我倦呀，我要在他的手臂内得到我最想望的安息与舒服！”――但是实际上只能在旁边站着看，我稍徽的一帮助，就受人干涉，意思说：“不劳费心，这不关你的事，请你早云休息吧，她不用你管。”哼，你不用我管！我这难受，你大约也有些觉着吧。……

龙，我的至爱，将来你永诀尘俗的俄顷，不能没有我在你的最近的边旁；你最后的呼吸一定得明白报告这世间你的心是谁的，你的爱是谁的，你的灵魂是谁的。龙呀，你应当知道我是怎样的爱你；你占有我的爱，我的灵，我的肉，我的“整个儿”永远在我爱的身旁放置着，永久的缠绕着。真的，龙龙！你有时真想拉你一同情死去，去到绝对的死的寂灭里去实现完全的爱，去到普通的黑暗里去寻求唯一的光明。

注：徐志摩向陆小曼求爱时，一个是有君之妇、一个则初为人妻，但从他们互通的情书来看，他们相爱的热烈火爆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徐志摩的情书《爱眉小札》出版后，连许多自认为是开放新潮的人读了都觉得有点脸红，不好意思。徐志摩给陆小曼写这封情书时，他们的爱情还处于一种“地下”状态，第二年10月3日，这对被称为“才子佳人”的浪漫情侣终于如愿以偿结为夫妻。

《爱眉小扎》：徐志摩致陆小曼情书

1936年，上海文坛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是二十世纪新诗坛祭酒徐志摩诞生四十周年和罹难五周年，徐志摩未亡人陆小曼为了纪念，出版了她整理编选的《爱眉小扎》，从而把她和徐志摩之间那刻骨铭心的倾城之恋，完完整整地公之于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也因此增添了一部唯真唯美的散文佳作。

所谓“爱眉小扎”，指的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顶住来自家庭和社会各方面的压力真心相爱、相许，所写下的一组日记和书信。《爱眉小扎》之所以引人注目，因为它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热恋的真情告白。在三十六载短暂而又浪漫的人生中，徐志摩先后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三位女性产生情感纠葛，而最纯真、最动人的是他与张幼仪离异之后，与林徽因失恋之后，遇到了陆小曼，很快与陆小曼坠入爱河，爱得轰轰烈烈，爱得死去活来，爱得令假道学震惊，爱得使后来者钦羡。这一切在《爱眉小扎》中表露得明明白白，显示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得以再真切不过的感受徐志摩和陆小曼两颗活泼泼的爱的灵魂。尽管徐志摩反抗名教，追求理想的真爱，“从茫茫的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的努力，最后以不完美的情感悲剧而告终，但他的爱情历程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困惑和悲哀，从而也就超越了一般名人的风流韵事，而且有了文化的内涵和省思。

徐志摩与陆小曼共结连理之后不久，两人感情就出现裂痕，后来更发展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其中原委十分复杂，难以一言尽述。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徐志摩飞机失事，英年早逝之后，陆小曼痛定思痛，决心在有生之年清偿负欠徐志摩的良心之债。她抱病整理出版《爱眉小扎》和《志摩日记》，哪怕书中有对她的批评，甚至责备也毫无顾忌；她为《志摩全集》的早日问世作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争取，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些都是十分感人的，也说明她毕竟深爱着徐志摩。与徐志摩其他许许多多日记和情书（即被徐志摩存放在随身携带的，视为生命的“八宝箱”中的那些文字）神秘的失踪，迄今下落不明相比，陆小曼保存、流布徐志摩作品之功实不可没。

这部新编《爱眉小扎》是迄今为止徐志摩与陆小曼两人爱情文字最为完备的汇编本，全书共分为四辑。第一辑“爱眉小札”，第二辑“小曼哭摩”，第三辑“别离的笙箫”，“附录”部分选到别具一格的徐志摩、陆小曼爱情纪念册上泰戈尔、胡适、闻一多等人生动有趣的题词。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先生在其名著《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说：“林纾证明了爱，苏曼殊在爱中漂流，郁达夫创造了他的爱的想象，而徐志摩体现了爱的本身。”诚哉斯言。而徐志摩“爱的本身”最完美的体现无疑是《爱眉小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