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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水蓝天林徽因(六)
冰心和林徽因
作者：韩石山
第三讲
京派文学的精神领袖(2)
一个出身名门、毕业名校的女人这样做了，另一个同样出身名门、毕业名校的女人怎么办呢？
当然还是用女人的办法。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林徽因绝不会客气，她从来就不是个客气的人，她要出这口恶气，只会按照自己的性格和自己能采取的最佳方式来处理此事。李健吾的一篇就叫《林徽因》的文章里，说了当年林徽因采取的反击行动：“恰好林徽因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她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时叫人送了一坛子给冰心吃用。”接下来说，“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这事儿肯定是真的，只是时间上不像李健吾说的那样，小说发表了，恰巧林徽因从山西回到北京，带了一坛子山西醋正好派上这个用场。不是的，小说是9月底发表的，就在这个月的上旬，林徽因去过山西，做古建筑考察，具体地点是山西的大同一带。也就是说，她家里就放着不止一坛子的山西好醋，或者是带了几坛子吃的只剩下一坛子，或者是只带了一坛子还没有开始吃，总之是家里就有这么一坛子上好的山西醋。李健吾的说法大致不错，只是增加了些戏剧性。
这种做法，很符合林徽因的性格，她才不会顾忌两家人过去的感情。你谢冰心能这样不讲情义，我姓林的还怕什么？
现在有人说，这篇小说不是写林徽因的，冰心晚年也说她写的是陆小曼。怎么可能呢？我细细地看了，要说不是写林徽因，鬼都不信。
此前冰心跟林徽因是友好的。冰心的丈夫吴文藻，跟梁思成是清华同年级同学，要不是梁出了车祸，推迟一年留美，两人肯定是同船赴美，冰心当时还没有跟吴谈恋爱，但跟吴是同船赴美的。林肯定与梁同船赴美。那么，冰心与林就是同船赴美了。事实上，虽说推迟了一年，两对情人在美国是有交往的，现在还保留下来一张冰心与林两个人在美国的合影。回国后，都在北京，这个太太客厅，在冰心未写这篇小说之前，也是来过的。没有来过，场景不会写得这样逼真，小说中的几个男人的身份，不会这样巧合。
小说本是虚构作品，按说不必认真。但冰心曾宣扬她写作的宗旨是：“我只想把我所看到的种种问题，用小说的形式写了出来。”也曾说过，她的这篇小说中的“太太”确有所指。那么我们就有了考辨并确认的理由。
现在我们来比照分析一下小说中的场景和人物，与现实中的场景和人物，有哪些关联之处。要不人们就会说，不过是一篇小说，姓林的也太刁钻了。
《我们太太的客厅》中对客厅内外，有精确的描写。林的子女和朋友，对客厅内外，都有明确的较为详细的回忆。再就是，现在出版的许多书上，刊载了大量的梁家客厅与院子的照片，也是重要的比照物。为了比照起来方便，我们先将小说中的描写逐条列出，再将他人的记述放在相关的条目的下面。照片没法放，就作些简单的说明。小说的文本，我用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冰心选集》里收的文本。个别字词参照别的版作了校正，比如人文版中有“腰支”一词，别的版本上是“腰肢”，就改过来了。人文版中有“黄鹿皮高跟鞋”一词，别的版本上是“黄麂皮高跟鞋”，也就从了后者。
一、客厅的门廊。
小说中：正对着客厅的门，是一个半圆式的廊庑……
梁再冰的回忆：当时妈妈和爹爹住宅区在这房子里院（北面）的一排北房中，房前有廊子和石阶，客厅在正中央。（梁再冰《我的妈妈林徽因》）
韩按：也就是说，正对着客厅，前面是廊子。廊子和廊庑，只是用词的不同。《建设师林徽因》第83页下部右图，是一张林身着马裤站在前后两进院子之间的照片，身后明显可以看到后院北房正门前面有个突出的廊子，只是正面是多棱体的，不能说是半圆。但那形状太难描写了，说是半圆也大致不错。
二、院子里的景象。
小说中：窗外正开着深紫色的一树丁香……小院中一棵新吐绿芽的垂杨柳，柳丝垂满院中。树下围着几块山石，石缝里长着些小花，正在含苞。
梁再冰：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常拉着我的手在北面的院子中踱步，院里有两棵高大的马樱花树和开着白色小花或紫色小花的几棵丁香树。
韩按：《建筑师林徽因》第83页下部两图中，都可以看到院中确有高大的树木，也可以看到不高大的灌木类的植物。冰心小说中高大的马樱花树换成了垂柳。
二、客厅里的设施。分窗户、沙发、照片三个门类说。
窗户。小说中：（窗户）上半截满嵌着玻璃，挂着淡黄色的软纱帘子。南边是法国式长窗，上下紧绷着淡黄纱帘。
韩按：我认真比照过《建筑师林徽因》和《林徽因文集·文学卷》两书中的多幅客厅内的照片，发现，客厅北边的窗户上的窗帘是挂着的，可以横向拉动，南边的窗帘确实是绷在窗玻璃上的，不可拉动。全是黑白片，呈白色，而中国人家一般都忌讳用白色做窗帘，那么只能是淡黄色了。只是那窗户，绝不是什么法国式的长窗，只是南边的比北边的大些
沙发。小说中：窗前一张圆花青双丝葛蒙着的大沙发，后面立着一盏黄绸带穗的大灯……三四只小凳子，六七个软垫子，是预备给这些艺术家诗人坐卧的。
梁再冰：客厅的窗户朝南，窗台不高（像所有北方四合院一样），有中式窗棂的玻璃窗使冬天的太阳可以照射到屋里很深的地方，使妈妈喜爱的窗前的梅花、泥塑的小动物、沙发和墙上的字画都沐浴在阳光中。
吴其昌：梁思成先生邀我到他家里去坐坐……静静的一盏橙黄色的华灯影下，隔窗望见志摩从沙发上跳起来，旋了一转，吐出一缕白烟。（吴其昌《志摩在家乡》）
韩按：前面提到两书中，有多幅图片能看到客厅里的长沙发，有张照片上坐了四个人照相。这张沙发的摆法，不是在靠南墙，也不是靠北墙，而是靠西墙的南半段。即在客厅的西南角上。有一张单人沙发或是双人沙发贴着南墙拐了过去。或许靠北墙，还有一张双人沙发。有时沙发背后挂的字画图片不同，当是在不同的沙发前照的。有张照片能看到沙发扶手上，确实蒙着一块织件，是不是双丝葛就不知道了。《林徽因文集·文学卷》前面的图谱中，有一张林梁夫妇与费正清夫妇、金岳霖五人的合影，两夫妇与金分坐在西和南的两个沙发上，两沙发相接处，能看到一个落地灯的灯柱，看不见灯罩，参阅吴其昌文，正可以印证冰心小说中“黄绸带穗的大灯”的说法。正因为长沙发的那种摆法，旁边又有这样一个落地灯，吴其昌才能在掌灯时分，从门外隔窗看见徐志摩从沙发上跳起来。冬天的太阳，也才能照在沙发上。
女主人的书桌。小说中：窗下放着一个小小书桌，桌前一张转椅，桌上一大片厚玻璃，罩着一张我们太太自己画的花鸟。此外桌上就是一只大墨碗，白磁笔筒插着几管笔，旁边放着几卷白纸。
梁再冰：妈妈喜欢在客厅西北角的窗前书桌上静静地写作。那时她总是用毛笔和毛边纸。她的字体有点像外公的字体——王羲之体的秀丽小楷。她的文学作品大都是在这里写成。
韩按：《建筑师林徽因》第83页上部，有张林徽因端坐在书桌前的照片。长方形的“三屉两头沉”小书桌，沉的部分未触地，尚馀尺许的距离有桌腿支撑，桌面与北墙西头窗户下的墙体垂直，或者说是成丁字形。这样，林坐在桌前，既可以随意地与坐在右侧长沙发上的客人谈话，也不会冷落了坐在桌子对面椅子上的客人。桌面左侧，确实放着一个白色的笔筒，看不出是不是磁的，想来该是的。里面也确实插着几只毛笔。只是东边没有放着几卷白纸。
墙上的照片。这是小说中刻意写到的，最多。有一处就这么长：墙上疏疏落落的挂着几个镜框子，大多数的倒都是我们太太自己的画像和照片。无疑的，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岁时候尤其嫩艳！像片中就有几张是青春时代的留痕。有一张正对着沙发，客人一坐下就会对着凝睇的，活人一般大小，几乎盖满半壁，是我们的太太，斜坐在层阶之上，回眸含笑，阶旁横伸出一大枝桃花，鬓云，眼波，巾痕，衣褶，无一处不表现出处女的娇情。我们的太太说，这是由一张六寸的小影放大的，那时她还是个中学生。书架子上立着一个法国雕刻家替我们的太太刻的半身小石像，斜着身子，微侧着头。对面一个椭圆形的镜框，正嵌着一个椭圆形的脸，横波入鬓，眉尖若蹙，使人一看到，就会想起“长眉满镜愁”的诗句。书架旁边还有我们的太太同她小女儿的一张画像，四只大小的玉臂互相抱着颈项，一样的笑靥，一样的眼神，也会使人想起一幅欧洲名画。此外还有戏装的，新娘装的种种照片，都是太太一个人的——我们的太太是很少同先生一块儿照相，至少是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先生自然不能同太太摆在一起，他在客人的眼中，至少是猥琐，是市俗。谁能看见我们的太太不叹一口惊慕的气，谁又能看见我们的先生，不抽一口厌烦的气？
韩按：写一个风流自赏的女人，这些都是应有的笑墨。当年与林徽因、冰心都有交往的萧乾问过冰心，这个“太太”是谁，冰心说过这么一句话：“《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是陆小曼，客厅里全挂的是她的照片。”这话是冰心九十二岁时对两个来访者说的。因为是记录稿，这话稍微有点含混，理顺逻辑，应当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太太的客厅》这篇小说，人物是有原型的，不是林，而是陆，证据是陆的客厅里，全挂的是她自己的照片。这话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陆小曼风流自赏的形象已深入人心。人们一想，可不是嘛，准是写的这个女人。不管别人怎么信，我不会信，陆小曼是个情趣高雅的女人，不会这么俗气，不会这么不知羞耻地显摆。我在写《徐志摩传》的时候，对徐家也即是陆家的情形做过细致的“考察”。徐家在上海四明村的高级别墅住着，不是单独一幢的那种，是现在人们说的联体的那种，一排三四家。徐家是双开间的一个小楼，前面是两层，后面是三层。一层是陆母与下人住，二层是徐陆夫妇的卧室，也是客厅，三层是徐志摩的书房。1931年徐志摩还没死的时候，王映霞和郁达夫曾造访过陆家，晚年王映霞在回忆文章中说：“二楼是他们的寝室，相当宽敞，是一个统厢房”，我不知道上海的统厢房是怎样的格局，想来是一大间。“家具全是红木的，陈设也精致，有古玩，有花卉，有罗汉松，还有文房四宝。壁上是梁启超的立轴、刘海粟的油画，也悬挂着小曼自己画的山水，浓淡渗透，相互掩映”。够高雅的吧？是不是有大幅的女人画呢？有，在三层徐志摩的书房里挂着，但也不是陆小曼的，是俞珊的，是俞珊的大幅剧照，演王尔德的名剧《莎乐美》的剧照。俞珊是当时中国最红的话剧演员，有中国话剧第一演员之称。是陆小曼和徐志摩的干女儿，有人还说徐与俞有私情，那是另一回事了，与本案无关。也就是说，陆小曼家里是挂着大幅的女人照片，但不是在陆小曼的客厅，也不是陆小曼本人的。可能是有人去过陆家，见过这张照片，以讹传讹，就说成是陆小曼的了。冰心为了洗刷自己讽刺林徽因的恶名，就把这个讹传当作遁词了。
再看梁家客厅的真实情况。在《建筑师林徽因》第83页中部的一张照片上，能看出西墙南段（墙的中间是梁思成工作室的门），也就是长沙发背后，挂着四幅字画，其中三幅是一组，一幅中堂和两边的对联。第85页有一张林面向南窗的单人照片，可以看清对联的落款中有“梁启趣”三字，又有“辛酉”二字，当是梁启超1921年所书。中堂是山水画。中堂北边是一个画框，只能看清中间一个纵向的白影，绝不会是林的全身照。隔过梁思成工作室的门，就是林徽因的书桌了，背后的墙上有个横向的较长的画框，里面是装裱的毛笔写的小字。想来该是林徽因父亲林长民先生的手迹了。北墙因为没有正面的照片，在这张林徽因端坐书桌后的照片上，能看到有一幅字迹较为规矩的书法长轴，想来也该是名家的墨迹。总之，客厅里实用的东西比如沙发等物，是西式的，而装饰性的东西，则是中式的，如字画等，整个客厅给人的感觉应当是既人西式客厅的闲适情调，又有中国旧式客厅的高雅气氛。在这样的客厅里，是不会挂女主人那么妖艳的照片的。
再看小说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丑态。丑态的描写太多，为了节省篇幅，每人只挑一两句，未必是最有代表性的。
主人公，名字叫美：
我们的太太从门外翩然的进来了，脚尖点地时是那般轻，右手还忙着扣领下的衣纽。她身上穿的是浅绿色素绉绸的长夹衣，沿着三道一分半宽的墨绿色缎边，翡翠扣子，下面是肉色袜子，黄麂皮高跟鞋。头发从额中软软的分开，半掩着耳轮，轻轻的拢到颈后，挽着一个椎结。衣袖很短，臂光莹然。右臂上抹着一只翡翠镯子，左手无名指上重叠的戴着一只钻戒，一只绿玉戒指。脸上是午睡乍醒的完满欣悦的神情，眼波欲滴，只是年光已在她眼圈边画上一道淡淡的黑圈，双颊褪红，庞儿不如照片上那么丰满，腰肢也不如十年前“二九年华”时的那般软款了！
韩按：不如十年前“二九年华”，可以推知这位太太的年龄是二十八岁。林徽因生于1904年，小说写于1933年，林二十九岁。
其他人物以出场先后为序。
丫鬟菊花，英文名 Daisy：
Daisy是我们太太赠嫁的丫鬟。我们的太太虽然很喜欢谈女权，痛骂人口的买卖，而对于“菊花”的赠嫁，并不曾表示拒绝。菊花是Daisy的原名，太太嫌它俗气，便改口叫Daisy，而Daisy自改了今名之后，也渐渐的会说几句英语，有新到北平的欧美艺术家，来拜访或用电话来约会我们的太太的时候，Daisy也会极其温恭的清脆的问：“Mrs．Is
in bed,can l take any message?”(书中注：“太太还没起，我能不能给你带个话？”)
太太的女儿彬彬，出生在意大利，太太与先生旅游的途中：
彬彬未生的时候，我们的太太怀着一百分恐惧的心，怕她长的像父亲。等到她生了下来，竟是个具体而微的母亲！我们的太太真是喜到不可形容，因着抚养的种种烦难，便赶紧带她回到中国来。
无怪她母亲逢人便夸说她带来了意大利山水的神秀，彬彬有着长长的眉，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子，小小的嘴。虽然也有着几分父亲的木讷，而五岁的年纪，彬彬已很会宛转作态了。可惜的是我们的太太是个独女，一生惯做舞台中心的人物，她虽然极爱彬彬，而彬彬始终只站在配角的地位。
韩按：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出生于1929年，1933年五岁。
陶先生，科学家：
陶先生是个科学家。和大多数科学家一般，在众人中间不大会说话，尤其是在女人面前，总是很局促，很缄默。他和我们的太太是世交，我们的太太在“二八芳龄”的时候，陶先生刚有十二三岁，因着新年堂前的一揖，陶先生脑中，就永远洗不去这个流动的影子。我们的太太自然不畏避男人，而陶先生却不会利用多如树叶的机会。见了面只讷讷的涨红着脸，趁着我们的太太在人丛中谈笑，他便躲坐在屋角，静默的领略我们太太举止言笑的一切。我们的太太是始而嘲笑，终而鄙夷，对他从来没有一句好话。近来她渐渐感到青春之消逝，而陶先生之忠诚如昨，在众人未到之先，我们的太太对于陶先生也另加青眼了。
韩按：常来梁家的周培源是物理学家。是否与林家是世交不详。
袁小姐，画家兼诗人：
有人推测着说我们的太太喜欢袁女士有几种原因：第一种是因为我们的太太说一个女人没有女朋友，究竟不是健全的心理现象。而且在游园赴宴之间，只在男人丛里谈笑风生，远远看见别的女人们在交头耳语，年轻时虽以之自傲，而近年来却觉得不很舒服。第二是因为物以相衬而益彰，我们的太太和袁小姐是互相衬托的，两个人站在一起，袁小姐的臃肿，显得我们的太太越苗条；我们太太的莹白，显得袁小姐越黧黑。这在“沙龙”客人的眼中，自然很丰富的含着艺术的意味。第三因为友谊本是相互的感情，袁小姐对于我们的太太是一见倾心，说我们的太太浑身都是曲线，是她眼中的第一美人。我们的太太说袁小姐有林下风，无脂粉气，于是两人愈说愈投机，而友谊也永恒的继续着。
韩按：不祥。
文学教授：
教授约有四十上下年纪，两道短须，春风满面，连连的说：“好久不见了，太太，你好！”
文学教授站着笑说：“您举荐的人哪会有错！他虽然年轻，谈锋却健，很会说笑话，学生们在他班上永远不困。不过他身体似乎不大好，我仿佛常在布告板上，看见他的告假条子。”袁小姐忽然笑说：“你们说的是小施呀？他哪里有病！我差不多每天下午看见他在公园里，同一个红衣蓬发的女子，来回的走着。”
韩按：胡适1891年出生，到1933年是四十二岁。其时为北大文学院院长，有用人之权。这一时期的胡适恰恰是留着两撇短短的胡子。
哲学教授：
哲学家背着手，俯身细看书架上的书，抽出叔本华《妇女论》的译本来，正在翻着，诗人悄悄过去，把他肩膀猛然一拍，他才笑着合上卷，回过身来。他是一个瘦瘦高高的人，深目高额，两肩下垂，脸色微黄，不认得他的人，总以为是个烟鬼。
韩按：金岳霖身高一米八零，看照片正是一个“深目高额”的人，有眼疾。
政治学者：
政治学者很年轻，身材魁伟，圆圆的脸，露着笑容，他也鞠躬着说：“无论如何，我先替市政府向我们的太太赔个不是！这汽车道是太坏了。等着我做了市长，那时您再看。别忘了我们现在还是‘在野党’呀！”
韩按：钱端升，1900年出生，二十五岁就做了清华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柯露西：
大家跟前一亮似的，都立刻欢呼了起来：“露西，你好呀，什么时候到的？”露西直奔了文学教授去，拉了他的手，笑说：“我是今午十一点五分的快车到的，行李一搁在饭店里，便到处的找你，最后才找到你家里。你太太说你吃过午饭就走的，没有说到哪儿去，我猜着你一定在这儿，你看把我累的！”一面又和政治学者拉手，笑了一笑。回头又对彬彬呼唤着，操着不很纯熟而很俏皮的中国话说：“哈罗，彬彬，你又长高了，你妈妈呢？”说着看了袁小姐一眼，不认识，又回头去同政治学者说话。
袁小姐走了进来，看见我们的太太两手支颐，坐在书桌前看着诗，便伏在太太耳边，问：“这个外国女人是谁？”我们的太太一面卷起诗稿，一面站了起来，伸了伸腰，懒懒的说：“这是柯露西，一个美国所谓之艺术家，一个风流寡妇。前年和她丈夫来到中国，舍不得走，便自己耽搁下来了。”
韩按：1932年费慰梅与费正清在北京结婚。费慰梅在《林徽因与梁思成》一书中说：“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中国艺术，他则喜欢从各个层面研究中国历史。”
诗人：
这一群人都挤了进来，越众上前的是一个“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他的头发光溜溜的两边平分着，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诗人微俯着身，捧着我们太太的指尖，轻轻的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看一片光明的云彩……”
大家都纷纷的找个座儿坐下，屋里立刻静了下来。我们的太太仍半卧在大沙发上。诗人拉过一个垫子，便倚坐在沙发旁边地下，头发正擦着我们太太的鞋尖。从我们太太的手里，接过那一卷诗稿来，伸开了，抬头向着我们的太太笑了一笑，又向大家点头，笑着说：“我便献丑了，这一首长诗题目是《给——》”
韩按：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是徐志摩明显的相貌特征。梁实秋在《谈徐志摩》文中说：“我最初看见徐志摩是1927年……记得是一个秋天，水木清华的校园正好是个游玩的好去处，志摩飘然而至，白白的面孔，长长的脸，鼻子很大，而下巴特长，穿着一件绸夹袍，加上一件小背心，缀着几颗闪闪发光的纽扣，足登一双黑缎皂鞋，风神萧散，旁若无人。”这篇文章是梁实秋晚年写的，说徐志摩的鼻子很大，显然有调侃的意思。再看看徐志摩死后不久，他的好朋友陶孟和是怎么说的：“他的白皙的有神的面庞，他的特有的高凸的鼻子仿佛极清楚的映在我们的眼前。”可证徐确是白脸高鼻。
太太的丈夫：
我们的先生在太太客厅门口出现了。大异于我们的想象，他不是一个圆头大腹的商人，却是一个温蔼清癯的绅士，大衣敞开着，拿着帽子在手里，看见诗人，便点头说：“你在这里。美呢？她好了罢？我今早走的时候，她还没有起床。”说着放下帽子，脱下大衣挂在墙上，走了进来坐下。
韩提示：梁思成的相貌神态，绝对当得起“温蔼清癯”四字。他在营造学社任职，同时在以建筑设计师的身份，在北京挂牌营业，叫“梁思成林徽因建筑事务所”，从这一点上说，近似商人。
周大夫，来给太太看病：
周大夫说：“本来么，乍暖还寒时候，最易伤风。”大家都大笑起来。我们的太太笑说：“你还是安分守己当大夫罢，‘乍暖还寒时候’，一加上‘最易伤风’，成个什么话！”大夫对着太太深深的鞠了一躬，说：“这是这沙龙里的空气，庸俗的我，也沾上点诗气了。”
韩按：林正在养病期间，医生在这里的作用，就不必说了。
这都不算什么，即便是影射，还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可怕的是，小说中竟暗示林徽因是庶出，即是小老婆生养的。看看下面这三段不相连的文字，尤其要注意太太的表情变化与心理活动：
Daisy轻轻的进来，站在太太椅旁，低低的说：“小姐，柯太太来了一会了，在院子里说话呢。”太太抬头皱眉说：“知道了，她自己还不会进来！——你打电话到老姨太那边，问今天晚上第一舞台的包厢定好了没有？我也许一会儿就过去。”
Daisy答应着，轻轻的又退了出去。
Daisy站在门边说：“小姐，电话打通了，老姨太请您说话。”太太皱着眉头说：“叫彬彬去接，我没有工夫。”
彬彬跳了进来，笑嘻嘻的走到太太面前，说：“妈妈，老姨太说包厢定好了，那边还有人等你吃晚饭。今儿晚上又是杨小楼扮猴子。妈妈，我也去，可以么？”说着便爬登我们太太的膝上，抱住臂儿，笑着央求。我们的太太也笑着，一面推开彬彬：“你松手，那用得着这样儿！你好好的，妈妈就带你去。”彬彬松手下来要走，又站住笑说：“我忘记了，老姨太还说叫我告诉妈妈，说长春有电报来，说外公在那里很……”我们的太太忽然脸上一红，站起推着彬彬说：“你该预备预备去了，你还是在家里用过晚饭再走，酒席上的东西你都是吃不得的。”
韩按：林徽因系庶出。林长民有妻叶氏，不生育，娶妾何氏，为浙江嘉兴一小作坊主的幼女，文盲。生林徽因，又生一女一子，均夭亡。徽因八岁时，因无后，林长民又娶妾程桂林，上海人，先后生有一女四子。大概在娶程氏后不久，妻叶氏即病故。至少在1921年林徽因从英国回来，与梁思订婚时，何氏仍没有妻的名分。陈石遗是林长民的老朋友，闻知林梁两家结亲有诗记其事：“七年不见林宗孟，划去长髯貌瘦劲。入都五旬仅两面，但觉心亲非面敬。小妻两人皆揖我，常服黑色无妆靓。长者有女年十八，游学欧洲高志行。君言新会梁氏子，已许为婚但未聘。”宗孟是林长民的字。小妻者，妾也。直到林长民去世前，林徽因的母亲仍未扶正。林长民是1925年冬天参与郭松龄的幕府，起兵反叛张作霖，乱军中被流弹打死的。后事由梁启超这个亲家，和朋友们商议处理后事。1926年1月5日，梁启超致信梁思成谈及处理方略，信中说：“这些事过几天我打算约齐各人，当着两位姨太太面前宣布，分担责任。”两位姨太太中的大姨太太就是林徽因的母亲何氏。
正妻已死，为什么不将大姨太太即林徽因的母亲扶正呢？扶正了，林的名分也就正了。这也是有原因的。林长民是个有文化的人，二姨太何氏有文化，又是上海人，且一连生了四个儿子，深得林长民的欢心。程氏名桂林，林长民曾为自己起别号曰“桂林一枝室主”，可见对程氏的偏爱。林长民居北京时，住在景山东街的雪池胡同，正院子住他与程氏及子女，林母何氏居偏院，备受冷落。正妻死后，如果扶正，按先来后到，应当扶林母为正室。只是这样一来，既非林长民的本意，又对程氏没法交待。在这一点上，林长民不愧是个政治家，采取的办法是美国对付大陆和台湾的办法，即维持现有格局不变，也就相安无事。不扶正，林母仍是大姨太，虽锺爱程氏，仍是二姨太。对林徽因也是一个交待。
再简略分析一下冰心小说中的春秋笔法。
第一处，跟前没有人，太太就正声正气地要丫鬟打电话给老姨太。
第二处，丫鬟将电话打通了，报告太太，跟前有人，太太不愿丢份，就让女儿去接。至此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老姨太是何人。
第三处，女儿打过电话回来，向太太报告：“老姨太说包厢定好了，那边还有人等你吃晚饭。”至此，太太仍是和颜悦色。但是不料童言无忌，冲口说出：：“老姨太还说叫我告诉妈妈，说长春有电报来，说外公在那里很……”女儿的外公必是母亲的父亲，则老姨太者，绝非他人的老姨太，必是太太的生母无疑。生母是姨太太，则此人必为庶出无疑。至此一切都大白于天下。跟前还有朋友，这样一说，让爱面子的太太脸上挂不住了，于是“我们的太太忽然脸上一红”。
有了以上的征引与分析，对有人说冰心写这篇小说只是借林家的事，嘲讽当时的归国留学生尚清谈，爱虚荣，生活奢侈，道德败坏，我都持怀疑态度了。若这样纯正的目的，那么就应当尽量地隐去一切可能让原型人物生疑的线索。比如，地点可以改变，人物身份也可以改变，不是诗人而是小说家，不是政治学者而是政坛人物，外国朋友不是美国人，也不是艺术家，而是一个英国人，一个海关职员，横竖当时英国人赫德还管着中国海关的事儿，一个风骚的英国女人在海关做事也是说得过去的。但是，有这么多可以避免与林徽因结怨的办法，冰心全都舍之不用，偏偏要人人坐实，物物坐实，事事坐实，等于是指名道姓要给林徽因和那个小群体一个难堪，一个丢脸。不是铁了心要做这个事，实在没有别的解释。
我只能说，女人的心不可测的，不管她怎样的出身名门，怎样的毕业于中美的名校，怎样一生都有着温柔贤惠的美名，女人毕竟还是女人。
退一不步，不必说什么品质问题，还是把它看成是两种文化性格的冲突更显得有文化些。
都留过学，林的文化性格更偏重西方，冰心呢，可说西方的东西，对她没有造成影响，基本上还是个东方的大家闺秀。就按普通人的性格说，林徽因属于开朗的那一种，什么地方有了她，什么地方就热闹，以她为中心的热闹。冰心则不同，冰心是个内向的人，有些像人们说的南方人的那种外慧内秀，腼腼腆腆，不爱张扬。梁实秋是个和冰心私交很好的人，两人之间，多少还有些超出友谊的感情，梁实秋写文章常用秋郎这个笔名，就是冰心给起的，当初是戏谑，后来就有别的意味了。中国大陆“文革”期间，梁实秋在美国，听说冰心和老舍一样，叫整死了，就写了篇怀念冰心的文章，这种文章说的话常是真话。文章里是这样说冰心的：“初识冰心的人都觉得她是一个令人不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当然后来又说，“她不是个恃才傲物有人，不过对人有几分矜持，至于她的胸襟之高超，感觉之敏锐，性情之细腻，均非一般人所可企及”。不管怎么说，“矜持”总该是定论。一个矜持的女人，和一个开朗的女人，在性格上总是有差异的，合不到一起也是情理中的事。
这件事，我总觉得，还是冰心的不对。当然，要是像现在一些告作家的案子那样打起官司来，肯定是冰心赢，林徽因输。因为小说是虚构作品，人家又没有提你的名字呀。但是，我们在司法之外，总还得有点别的什么来约束我们的社会行为吧？比如人情，比如道德。
事情总会有个起因的，或者是冰心早就看不惯林的作派，或者是在跟林的交往中无意间曾受过林的伤害，比如某种冷落，言谈话语中的讥讽。即使什么也没有，公道地说，林徽因那种讨男人喜欢，不讨女人喜欢的性格，也会让冰心心里不舒服，写成这样一篇肆意嘲讽的小说。李健吾的文章里，对林徽因的评价是：“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仇敌”。具体到冰心与林徽因两人，李健吾的说辞是，“她们是朋友，又是仇敌”。从某种个意义上说，冰心的小说也可以说是，为当时北平社交界的全体妇女出了一口恶气。可以推想，当时肯定有不少女人为冰心叫好的。
虽然我不赞成冰心的做法，但我还想为冰心做点辩护。就是，这一时期，冰心小说创作的题材，已不是什么“致小读者”了，那是在美国时期写的。也不是什么“繁星”之类的短诗了，那是还没有出国的时候写的。这一时期，冰心的创作，以小说为主，题材几乎全是新旧蜕变途中的家庭问题。有个研究女作家的学者，写过一本多位女作家的研究专著，冰心名下只有两节，第一节就叫《家庭问题与家庭情节》。书里说，冰心最初的一篇小说就叫《两个家庭》，此后还写过多篇关于家庭的小说，如《西风》、《相片》等。（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冰心不是个多么有艺术想象力的作家，她的小说题材多来自生活中实有的人物与事件。眼前就放着一个绝好的性格，绝好的素材，怎肯轻易放过？
在我看过的冰心的小说中，数这篇《我们太太的客厅》，最为大气也最为娴熟。前后出场那么多人物，调动起来得心应手，每个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和与之相应的语言动作，神情毕肖，活灵活现。行文自然有致，不疾不徐，明喻隐喻，自嘲反讽，俯拾皆是。其整体艺术价值，不在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之下，难度的把握上，还要超过些。无论从艺术性上说，还是从社会批判性上说，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有这样的作品，冰心才能说是个大作家，重要作家。我非常欣赏冰心这种捋虎须，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也非常欣赏她在这篇小说上表现的叙事技艺与语言风格，唯一不满意的是，既然敢写下这么优秀的作品，为什么不敢坦坦荡荡地承认呢？
当然，我们今天讲“太太客厅”，讲林徽因的性格，一点也不回避她性格中缺憾。人都有缺点。她的缺点，跟她的优点，一样的突出，一样的鲜明，可说是优点的另一面。比如她是自信的，也是自负的，尖酸，刻薄，都在常人之上。不管什么时候，她都是中心人物，她说话的时候，滔滔不绝，别人插个嘴都难。你要是有这样一个朋友，没有相当的忍耐力，是应付不了的。
对这件事的评价，七十多年来，分歧甚多，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拥林婆的说林婆有理，拥谢婆的说谢婆有理，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现在网上的争论也不少，可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福建的一个研究冰心的学者王炳根，还跟林徽因研究专家陈学勇，为这件事起了一场笔战，说冰心的小说写的不是林，说冰与林从来都是好朋友，还举了个例子，说，林徽因的叔叔林觉民，参加黄花岗起义死了，福州城里的房子，就是冰心的爷爷买下的。这不是瞎扯吗？你要是说，林觉民死了，讨债的太多，家里人生活不下去要卖房子了，冰心的爷爷觉得怎能让革命志士的遗属落到这般境地，于是出钱把林家的房子保住了，还能算个理由。现在这么说，不如说林家是地主，解放后把房子分给冰心爷爷这样的贫下农，让人觉得还有些道理。毕竟是公家给分的，不是自个出钱买的嘛。
深入研究，弄清这篇小说写作的前因后果，并由此扩展开来，对我们了解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派系状况，中国高层知识分子间的人际关系，进而了解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与思想史，都会大有益处。从看过的资料上，我愿意提供两个契入点，一是冰心1932年给《冰心全集》写的自序。这是冰心创作生涯中的一篇重要文章，其中说：“1926年，回国以后直到1929年，简直没有写出一个字。”实际上直到写这篇自序的1932年，都没有写什么正经东西。可说是沉寂的五六年，而到了1933年，一出手就是这样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弄清了何以长期沉寂，也就会找到何以突然爆发的线索。二是要好好研究一下刘放园这个人。他是冰心的表兄，长期任《晨报副刊》编辑，与冰心情谊深长，对冰心的生活写作都关怀备至，可以说，是他把冰心送上文坛，让冰心的文学才能在各种文体上都大放光华。此人的发达与偃蹇，直接关系着冰心写作上的前行与停止。至少在她还未成为大名家之前，是这样的。将这一人一事厘清了，冰心为什么写《我们太太的客厅》这一历史谜案也就澄清了。
不管真相是什么，都要尊敬。只有两个高手过招，才能显出彼此的品质与才情。现代文学史上，许多这样的事件都被遮蔽了，比如巴金曾跟朱光潜相互争辩谩骂，现在就很少有人提及。常提及弄到耳熟能详，甚至令人反感地步的，是左派人士对右派人士批评，比如鲁迅对陈西滢的批评，对梁实秋的批评。右派对左派的批评，左派之间的批评，就不提了。似乎一部文学史，只有左派在战斗，此外便是各自埋头写作，一派莺歌燕舞的升平景象。不会是这样的。你争我斗，你仇我恨，才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文坛。
对这个问题，我不做什么结论，只把这些事实，还有我的分析说出来就行了。
写过太太客厅，或者说写过京派文人这种文艺沙龙式聚会的，还有钱锺书，也是短篇小说，叫《猫》。刻薄不及冰心，幽默聪明则过之。小说里，对京派文人有直接的挖苦，说：“因此当时报纸上闹什么‘京派’，知识分子上溯到‘北京人’为开派祖师，所以北京虽然改名北平，他们不自称‘平派’。京派差不多是南方人。那些南方人对于他们侨居的北平的得意，仿佛犹太人爱他们归化的国家，不住的挂在口头上。”小说中的人物，如果细细寻按，也能跟当时的京派文人对上号。为什么没有引起风波呢？我认为，一是这篇小说写于1945年抗战刚胜利，离那个年代远了，当年聚集在太太客厅里的人，风流云散，各自东西，也就没人深究了。二是，钱锺书跟太太客厅里的主要人物，没有什么交情，写就写了，谁也不会见怪。世事就是这样，有交情的写了，那叫背叛，叫挑衅，就要结怨，就要送一坛子山西醋去。没交情的写了，无可奈何，也就不痛不痒，装个不知道就行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关注点，跟冰心相比，钱锺书写《猫》，只能说是拾人牙慧，无论品相与魄力，都不能与冰心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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