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1984: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

光复中华

冰心小说中的太太客厅

　　梁、林一家搬到北总布胡同的四合院后，由于夫妇二人所具有的人格与学识魅力，很快围聚了一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精英，如名满天下的诗人徐志摩、在学界颇具声望的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张奚若、哲学家邓叔存、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社会学家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文化领袖胡适、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和萧乾等等。



这些学者与文化精英常常在星期六下午，陆续来到梁家，品茗坐论天下事。据说每逢相聚，风华绝代、才情横溢的林徽因思维敏锐，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具有超人的亲和力和调动客人情绪的本领，使众学者谈论的话题既有思想深度，又有社会广度，既有学术理论高度，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可谓谈古论今，皆成学问。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家的交往圈子影响越来越大，渐成气候，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时人称之为“太太的客厅”。

上世纪30年代，北总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宅院旧影


林徽因在“太太的客厅”中留影。

对于这个备受世人瞩目，具有国际俱乐部特色的“客厅”，曾引起过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青年的心驰神往。当时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文学青年萧乾，通过时任《大公报》文艺版编辑、青年作家沈从文，在该报发表了一篇叫做《蚕》的短篇处女作小说，萧见报后心中颇为高兴，“滋味和感觉仿佛都很异样”。而令这位文学青年更加高兴甚至感动的事接着出现了，对于当时的场景，多年后萧乾本人做过这样的描述：


　　几天后，接到沈先生的信（这信连同所有我心爱的一切，一直保存到1966年8月），大意是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星期六下午你可来我这里，咱们一道去。那几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过午饭我蹬上脚踏车，斜穿过大钟寺进城了。两小时后，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如今回忆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仍觉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1935年7月，我去天津《大公报》编刊物了。每月我都到北平来，在来今雨轩举行个二三十人的茶会，一半为了组稿，一半也为了听取《文艺》支持者们的意见。（林徽因）小姐几乎每次必到，而且席间必有一番宏论.


　　当然，这个时期和林徽因打交道的不只是像萧乾这样的傻小子兼文学青年，一旦承蒙召见便受宠若惊、感激涕零。有一些在文学创作上成就赫然者，特别是一些女性不但不把林氏放在眼里，还对此予以嘲讽。与林徽因过从甚密的作家李健吾曾对林徽因的为人做过这样的描述：“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


为此，李健吾还加以举例说明：“我记起她（林徽因）亲口讲起一个得意的趣事。
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对于这一趣事，李健吾得出的结论是：林徽因与冰心之间“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则是“她（林）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都）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热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与萧乾不同，据可考的资料显示，李健吾与林徽因相识是在1934年年初，当时林读到《文学季刊》上李氏关于《包法利夫人》的论文后，极为赞赏，随即写信致李健吾，并约来“太太客厅”晤面。与文学青年不同的是，李在年龄上只比林小两岁，而且差不多在十年前就发表作品、组织社团，在文坛上已经算是个人物了，因而双方见面后，李没有像萧乾那样一副诚惶诚恐的傻小子兼土老帽相，而是在平起平坐的位置上把林引为知己的。这也是后来李对林的性格分析较之萧乾等文学青年更趋公正、切实、深刻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梁思成的外甥女吴荔明在她所著的《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也毫不避讳地说，林徽因和亲戚里众多女性相处不谐，只与吴荔明本人的母亲梁思庄（梁思成胞妹）没有芥蒂。


至于李健吾提到林的“仇敌”冰心，颇有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冰心写过讽刺文章倒是真的，确切的标题是《我们太太的客厅》，此文写毕于1933年10月17日夜，而从10月27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开始连载。这年的10月，林徽因与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赴山西大同调查研究古建筑及云冈石窟结束，刚刚回到北平。从时间上看，李健吾的记载似有一定的根据，送醋之事当不是虚妄，此举的确刺痛了冰心的自尊心。冰心的文章一开头就单刀直入地描述道：


　　时间是一个最理想的北平春天的下午，温煦而光明。地点是我们太太的客厅。所谓太太的客厅，当然指着我们的先生也有他的客厅，不过客人们少在那时聚会，从略。


　　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当地的一个‘沙龙’的主人。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想见见朋友，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陪着他们谈笑，便不需思索地拿起帽子和手杖，走路或坐车，把自己送到我们的太太的客厅里来。在这里，各自都能得到他们所向往的一切。


　　按冰心小说中的描述：“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岁时候尤其嫩艳……我们的先生（的照片）自然不能同太太摆在一起，他在客人的眼中，至少是猥琐，是世俗。谁能看见我们的太太不叹一口惊慕的气，谁又能看见我们的先生，不抽一口厌烦的气？”“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又说：“在我们太太那‘软艳’的客厅里，除了玉树临风的太太，还有一个被改为英文名字的中国佣人和女儿彬彬，另外则云集着科学家陶先生、哲学教授、文学教授，一个‘所谓艺术家’名叫柯露西的美国女人，还有一位‘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此诗人头发光溜溜地两边平分着，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只见：


　　诗人微俯着身，捧着我们太太的指尖，轻轻地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彩云……”我们的太太微微地一笑，抽出手来，又和后面一位文学教授把握。


　　教授约有四十上下年纪，两道短须，春风满面，连连地说：“好久不见了，太太，你好！”

　　哲学家背着手，俯身细看书架上的书，抽出叔本华《妇女论》的译本来，正在翻着，诗人悄悄过去，把他肩膀猛然一拍，他才笑着合上卷，回过身来。他是一个瘦瘦高高的人，深目高额，两肩下垂，脸色微黄，不认得他的人，总以为是个烟鬼。


　　……诗人笑了，走到太太椅旁坐下，抚着太太的肩，说：“美，让我今晚跟你听戏去！”我们的太太推着诗人的手，站了起来，说：“这可不能，那边还有人等我吃饭，而且……而且六国饭店也有人等你吃饭，还有西班牙跳舞，多么曼妙的西班牙跳舞！”诗人也站了起来，挨到太太跟前说：“美，你晓得，她是约着大家，我怎好说一个人不去，当时只是含糊答应而已，我不去他们也未必会想到我。还是你带我去听戏罢，你娘那边我又不是第一次去，那些等你的人，不过是你那班表姊妹们，我也不是第一次会见。美，你知道我只愿意永远在你的左右。”


　　我们的太太不言语，只用纤指托着桌上瓶中的黄寿丹，轻轻地举到脸上闻着，眉梢渐有笑意。

　　……

　　这帮名流鸿儒在“我们太太的客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尽情挥洒各自的情感之后星散而去。那位一直等到最后渴望与“我们的太太”携手并肩外出看戏的白脸薄唇高鼻子诗人，随着太太那个满身疲惫、神情萎靡并有些窝囊的先生的归来与太太临阵退缩，诗人只好无趣地告别“客厅”，悄然消失在门外逼人的夜色中。整个太太客厅的故事到此结束。


　　冰心的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平津乃至全国文化界的高度关注。作品中，无论是“我们的太太”，还是诗人、哲学家、画家、科学家、外国的风流寡妇，都有一种明显的虚伪、虚荣与虚幻的鲜明色彩，这“三虚”人物的出现，对社会、对爱情、对己、对人都是一股颓废情调和萎缩的浊流。冰心以温婉伴着调侃的笔调，对此做了深刻的讽刺与抨击。金岳霖后来曾说过：这篇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30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


　当时尚是一名中学生，后来成为萧乾夫人的翻译家文洁若在《林徽因印象》一文中说：“我上初中后，有一次大姐拿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给我看，说书里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写的。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后，家里更是经常谈起他，也提到他和陆小曼之间的风流韵事。”


　　冰心的夫君吴文藻与梁思成同为清华学校1923级毕业生，且二人在清华同一寝室，属于古义中真正的“同窗”。林徽因与冰心皆福建同乡，两对夫妻先后在美国留学，只是归国后的吴文藻、冰心夫妇服务于燕京大学，梁、林夫妇服务于东北大学和中国营造学社。这期间两对夫妇至少在美国的绮色佳，也就是当年陈衡哲与任鸿隽谈情说爱的地方相识并愉快地交往过。只是时间过于短暂，至少在1933年晚秋这篇明显带有影射意味的小说完成并发表，林徽因派人送给冰心一酝子山西陈醋之后，二人便很难再作为“朋友”相处了。


无独有偶的是，就在冰心发表《我们太太的客厅》的这一年，林徽因曾竭力提携过的文学青年、后任教于青岛大学的沈从文也发表了一篇叫做《八骏图》的讽刺小说，作品以青岛大学若干同事为生活原型，塑造了八位教授不同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圈内几位人士的不快，曾在青岛大学担任过文学院长的闻一多更是勃然大怒。因小说中有这样的一段描写：“教授甲把达士先生请到他房里去喝茶谈天，房中布置在达士先生脑中留下那么一些印象：房中小桌上放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六个胖孩子围绕了夫妇两人。太太似乎很肥胖。白麻布蚊帐里有个白布枕头，上面绣着一点蓝花。枕旁放了一个旧式扣花抱兜。一部《疑雨集》，一部《五百家香艳诗》。大白麻布蚊帐里挂一幅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窗台上放了个红色保肾丸小瓶子，一个鱼肝油瓶子，一贴头痛膏。”


　　有好事者考证出沈从文“把闻一多写成物理学家教授甲，说他是性生活并不如意的人，因为他娶的是乡妻子”云云。闻一多大怒之后与沈从文绝交，形同陌路。后来二人共同到了昆明西南联大，尽管朝夕相处，但“关系仍不融洽”。此点得到了沈从文的证实，小说发表十年后，沈在《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一文中说：“两年后，《八骏图》和《月下小景》结束了我的教书生活，也结束了我海边孤寂中的那种情绪生活。而年前偶然写成的小说，损害了他人的尊严，使我无从和甲乙丙丁专家同在一处共事下去。”


　　抗战后期，早年曾“站在革命对立面的闻一多”之所以后来在思想言论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由最初的反共急先锋转变为反对当朝政府。据罗家伦说，这是与他的家庭生活不幸福有很大的关系。

　　1938年之后，林徽因与冰心同在昆明住居了近三年，且早期的住处相隔很近（冰心先后住螺蜂街与维新街，林住巡津街），步行只需十几分钟，但从双方留下的文字和他人的耳闻口传中，从未发现二人有交往的经历。倒是围绕冰心的这篇小说与徐志摩之死又滋生了一些是非恩怨，且波及后辈，这可能是冰心与林徽因当时没有想到的。



徐志摩之死

　　冰心与林徽因交恶并结怨，当是一个没有问题的问题，《客厅》小说讥讽的那帮学界名流，并未因一个女人的“讥讽”或吃醋就成了缩头乌龟，或对着镜子喊王八——自骂自。而是义无反顾地仍在“太太客厅”高谈阔论，尽情发挥自己的才能与演技，并作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共同的挚友和知音，于时间的长河中交往如故，绵延不绝。而“太太客厅”最忠实的参与者乃属当时著名的哲学家金岳霖。


　　老金在“太太客厅”中是一位特别显眼的人物，因研究逻辑学名声显赫，江湖上人送外号“金逻辑”。或许是满肚子哲学的缘故，老金的思维与行事方式也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就冰心的小说《客厅》而言，此前的李健吾、沈从文以及萧乾等辈与众多学界名流，皆认为是指梁家的客厅。而林徽因也认为小说中的“太太”影射的就是她本人，故有请人给冰心送山西陈醋品尝之说。


但老金却不这样看，他晚年在《要说说“湖南饭店”，也就是我的客厅》一文中说：“这里要说说湖南饭店。所谓湖南饭店就是我的客厅，也就是我的活动场所，写作除外。房子长方形，北边八架书架子。我那时是有书的人，书并且相当多，主要是英文的。院子很小，但是还是有养花的余地。七七事变时，我还有一棵姚黄，种在一个八人才抬得起的特制的木盆里。一个光棍住在那样几间房子确实舒服。到了晚上，特别是上床后，问题就不同了。只要灯一灭，纸糊的顶棚上就好像万马奔腾起来，小耗子就开始它们的运动会了。好在那时候我正在壮年，床上一倒，几分钟之后就睡着了。30年代，我们一些朋友每到星期六有个聚会，称为‘星六聚会’。碰头时，我们总要问问张奚若和陶孟和关于政治的情况……有人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少奶奶的客厅》。……少奶奶究竟是谁呢？我有客厅，并且每个星期六有集会。湖南饭店就是我的客厅，我的活动场所。很明显批判的对象就是我。不过批判者没有掌握具体的情况，没有打听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以为星期六的社会活动一定像教会人士那样以女性为表面中心，因此我的客厅主人一定是少奶奶。哪里知道我这个客厅的主人是一个单身的男子汉呢？”（《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


　　从金氏的叙述看，他的“湖南饭店”是真实存在的，但不是“批判者没有掌握他的具体情况”。恰恰相反，是他对批判者的具体情况不够了解，没有亲自读到这篇文章，甚至没有打听清楚冰心是什么样的人，或读到了文章也知道冰心其人，但只当作耳旁风倏忽而过，事后回忆，便把《我们太太的客厅》中的太太，硬给变成了一位“少奶奶”，并误认为别人说的这位“少奶奶”就是自己。就当时的冰心而言，纵是没有亲自到过北总布胡同三号，对梁家的客厅以及客厅的故事，通过学界朋友的口耳相传，想来是不陌生的。假如在这个客厅出尽风头的主人是老金所说的“男子汉”，想来冰心是不太会做这篇小说的，即使做出来，林徽因也不会派人送山西老陈醋给对方享用的。其实一坛子山西陈醋，是完全可以概括事情的备料、发酵、酝酿、成品等全套程序的，岂容老金横生枝节、自作多情乎？

　　为此，有人说林徽因之所以成为林徽因，离不开梁思成，少不了徐志摩，更不能没有金岳霖，一语道出了这三位各具特色的男儿对林徽因一生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与人格塑造。但从排序上看，金岳霖介入林徽因的生活较晚，他是通过徐的介绍才认识林徽因的。


　　当林徽因从英国归来，再与梁思成赴美留学归国这段时间，徐志摩在国内完成了与发妻张幼仪离婚，再娶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中国军官王赓夫人、京城名媛——陆小曼为妻的感情历程。对这一曲折变故，梁从诫曾说：“徐志摩的离婚和再娶，成了当时国内文化圈子里几乎人人皆知的事。可惜他的再婚生活后来带给他的痛苦多于欢乐。”不管痛苦还是欢乐，徐志摩与林徽因之间，看上去好像已没有情爱方面的关系了。不料“事情正在起变化”。


　　1931年初，为了照顾新婚不久的陆小曼的生活并陪其开心取乐，徐志摩舍北平同事朋友而跑到上海光华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当他闻知正任教于东北大学的林徽因旧病复发后，心中陈封日久的感情像一个庞大的五味罐突然被捣毁了盖子，一股酸甜苦辣香的混合气体轰地喷射而出。在这股冲天之气的激荡中，徐志摩经不住诱惑，当即把陆小曼从怀中推开，翻身下床走出家门直奔沈阳而去。在寒风凛冽、雪花飘荡的北国，徐、林的两颗心渐渐消除了寒气，大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之意。因有了这股暖意，徐志摩就无心在上海与南京教书而图谋北归了。


　　这年春季开学后，徐志摩受胡适聘请，到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授并兼北平女子大学教授，自此得以经常到沈阳与林徽因相会。当林徽因旧病复发时，“众人商议着，不知该怎么办，他（徐）主张她（林）搬到北平来，这儿的医疗条件较好，而气候也较温和”。（《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徐志摩的力主下，林徽因携女儿再冰回到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疗养。天助佳人才子，徐志摩借此机会不断地跑到香山探访林徽因，二人的接触更加频繁，感情再度升温，此时的徐志摩与新婚不久的妻子陆小曼之间已出现了裂痕，徐、林之间的感情大有春风化雨、旧树发新枝之势。有了这样一种不可遏止的情势，“（梁家）北总布胡同的房子（就）成了徐志摩的第二个家”。除了平时吟诗作赋，大摆“龙门阵”，徐志摩还经常要在此留宿过夜。据林徽因的美国女友费慰梅说：“徽因和思成待他如上宾，一见了他们，志摩就迸发出机智和热情。他乐意把那些气味相投的朋友介绍给他们……无疑地，徐志摩此时对梁家最大和持久的贡献是引见了金岳霖——他最挚爱的友人之一、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老金’。”


　　老金的加入使“太太客厅”更加热闹起来，但这种气氛未能持续多久，一个不祥的重大事件出现了。

　　1931年11月19日早八时，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邮政飞机由南京北上，他要参加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者举办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会。当飞机抵达济南南部党家庄一带时，忽然大雾弥漫，难辨航向。机师为寻觅准确航线，只得降低飞行高度，不料飞机撞上白马山（又称开山），当即坠入山谷，机身起火，机上人员——两位机师与徐志摩全部遇难。


　　在“济南号”起飞之前，徐志摩曾给梁思成、林徽因发电报，嘱下午三时到北平南苑机场接他。梁思成驱车在南苑机场直等到下午四点半仍无飞机的踪影，只好返回。林徽因预感事情不妙，立即打电话告知胡适，请胡设法打听飞机动向。第二天，当胡适看到《晨报》登载了中国航空公司飞机遇难的消息后，断定徐志摩可能已遇难身亡，遂立即借中基会任鸿隽的汽车至中国航空公司询问，没有得到死者的姓名。直到十二点多钟，打电报给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才得到了确切消息——徐志摩驾鹤西去。噩耗传来，林徽因当场昏倒在地。下午，梁思成、林徽因、张奚若、陈雪屏、钱端升、张慰慈、陶孟和、傅斯年等相聚胡适家中，众人相对凄婉，张奚若恸哭失声，林徽因潸然泪下。22日下午，受北平学界同人委派的梁思成、张奚若、沈从文等人于不同地点赶到济南白马山，收殓徐志摩的遗骸。梁思成带去了他与林徽因专门赶制的小花圈以示哀悼。


　　按照沈从文后来的说法，徐志摩是他走上文学之路的导引者兼“恩人”，徐遇难时，沈正在青岛大学任教，他是从青岛直接赶赴济南与梁思成等人汇合料理善后的。对徐之死因，沈在给好友赵家璧的信中说道：“徐南去，主要因小曼不乐意去北平，在上海开支大，即或徐先生把南京中央大学和北大教书所得薪金全寄上海，自己只留下30元花销，上海还不够用，因乘蒋百里先生卖上海遇园路房子时，搞个中介名义，签了点字，得一笔款给小曼，来申多留了几天，急于搭邮件运输机返北平，则因为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节讲中国建筑艺术，急于参加这次讲演，才忙匆匆地搭这次邮件运输机回北平。到山东时（白马山只隔济南25里）因大雾，飞机下降触及山腰，失事致祸，一切都这样凑巧，而成此悲剧。”（陈从周《记徐志摩》载《陈从周散文》，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沈的说法大致不差，更具体的细节他可能不太明了，据山西作家韩石山对这段历史事实研究后说：徐离北平是搭乘张学良专机飞南京的，当时张以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身份驻北平，顾维钧帮张学良办外交，常乘坐张的专机在南京与北平之间飞行。此次是南京政府要顾维钧代理外交部长，顾仍乘张学良专机赴宁，徐志摩与顾友善，借机一道前行。而“从南京返回北平，徐志摩原打算仍乘坐张学良的专机，但顾维钧一时还不能回去，他便决定不搭乘了。正好离开上海时，他顺便将去年保君健（航空公司财务科长）赠给他的免费机票带在了身上，经联系后获准第二天一早可搭乘航空公司的邮政飞机。徐志摩之所以要匆匆赶回北平，前面说了，是因为北大的教员有活动，要一起表示抗日的精神，但也不能说，与林徽因当天下午要在协和小礼堂作报告，给外国人讲中国的建筑艺术无关。11月19日早八时，徐志摩乘‘济南号’飞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十时十分，飞机抵达徐州，徐志摩在机场发信给陆小曼，说头痛不欲再行，但最终还是又走了。十时二十分，飞机继续北上，及飞抵济南附近党家庄时遇大雾，触开山山头，机身着火坠毁，徐志摩遇难身亡，终年三十五岁”。（《悲情徐志摩》韩石山著，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


　　关于徐志摩坠机事件，11月20日的《晨报》以《京平北上机肇祸，昨在济南坠落机身全焚，乘客司机均烧死，天雨雾大误触开山》为题，做了如下报道：


　　［济南十九日专电］十九日午后二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由京飞平，飞行至济南城南三十里党家庄，因天雨雾大，误触开山山顶，当即坠落山下，本报记者亲往调查，见机身焚毁，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机二人，全被烧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认，邮政被焚后，钞票灰仿佛可见，惨状不忍睹……


　　徐志摩遇难后，社会议论峰起，哀悼者有之，慨叹者有之，作为各种佐料添油加醋以供饭后谈资者有之。学人雅士有兴文追祭者，丝竹之辈有为之作诗吟赋缅怀者，有谓“徐先生之死，等于除东三省以外，我们又失去了一省”者，（见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中华书局1995年版）有大谈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之“三角关系”者。如此这般吵吵嚷嚷，谈来说去，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新中国成立，随着政治运动接踵而至，知识分子被关进了牛棚，万千劳苦大众卷入政治漩涡不能自拔，这个老幼皆宜的消遣话题才算偃旗息鼓，暂时沉寂。想不到几十年之后，随着政治解冻，思想开禁，文化复昌，徐志摩又死而复活，重新成为大众明星和巷里坊间的热门话题，尤其与此相关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出笼与热播，如同火上浇油，吊起了亿万观众的胃口，从而引起了一场围绕主人公是是非非的论争。媒体与网友的评论自不待言，围绕着主人公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等人的故事，徐家和梁家后人都卷了进来，并给予激烈抨击。各色人等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奋力角逐，从而演绎了一场现代版的纷争诉讼大战。



　　鉴于史语所与中国营造学社同人的生活都已“吃尽当光”，只剩了一个“穷”字，傅斯年意识到非有特殊办法不足以救治梁思永和林徽因之病症，于是1942年春天，贸然向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写信求助。其文曰：


　　骝先吾兄左右：

　　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其理如下：


　　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二人所作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专此敬颂


　　道安

　　弟 斯年谨上

　　四月十八日

　　弟为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写了同样信给咏霓，咏霓与任公有故也。弟为人谋，故标准看得松。如何？

　　弟年又白

　　（注：此信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朱家骅档案》，由史语所副所长王赠予赴台访问的梁思成胞妹梁思庄外孙杨念群，后在梁思庄之女吴荔明所著《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首次披露，以下书信均转载吴著。）


　　信中看出，傅斯年对梁氏兄弟大为赞颂，这除了梁家兄弟的人品学问皆出类拔萃之外，当然还有促使大权在握的朱家骅为之心动并竭力襄助之意，此种处心积虑的安排，是一般人都可以理解的。令后人感到有些突兀的是，为何傅在颂扬林徽因的同时，突然从半道扯出一个冰心来为其垫背？且明确表示林的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此种语气显然含有对冰心轻视的意味。当时写此信的傅斯年何以要弄出一个不相干的冰心，难道傅与冰心之间还有“客厅”的纠葛与过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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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10日，历经70多年风雨，旧宅面目全非，其中部分房屋已被拆除。
四合院已部分拆除

北总布胡同24号院原是一座两进小四合院，1931年至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此租住（当时的门牌是3号），他们的小儿子梁从诫也在这里出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院内垂花门被拆，建起一座三层小楼。院内的东厢房后来也被拆除。

今年5月，一纸“通告”贴到了24号院的西墙上，其中称一房地产公司于2007年9月30日，依法取得了《房屋拆迁许可证》，在北总布胡同、前赵家楼胡同、先晓胡同及弘通巷部分门牌进行商业项目建设，并实施拆迁工作……”落款为“北京市东城区房屋管理局”，未加盖公章。
马樱花树依然雕梁画栋不再

北总布胡同24号院对面，就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所在地、现在的赵家楼饭店。从饭店对面的小胡同弯进去，才能看到24号院的正门。昔日雕梁画栋的门楼顶部已经被翻开，只剩下横梁，依稀可见原来的红漆门框。

整座院子里保存最好的，就是门楼旁边的倒座房。雕花的房檐和简单的彩绘说明这里曾是一座颇为讲究的宅院。倒座房北侧是梁从诫小时候爬过的马樱花树。树木的对面，则是已经搬走一户的三层小楼。据居民介绍，搬走的是漫画家叶浅予。

这排平房，就包括当年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卧室、各自的工作室，以及当时颇负盛名的“太太的客厅”。

再往北，仅一墙之隔的12号院是梁思成、林徽因的挚友———哲学家金岳霖的故居。院里的居民说，12号院也在拆迁范围内。

八十岁高龄的梁再冰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大女儿。“一年多以前我和老伴去那里看过，已经完全不是我小时候的样子了”。“这里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我小时候住过的北京城没有高楼”。电话中，老人的声音听不出任何感情色彩。

抗战爆发后，梁家搬离北平，当时梁再冰只有八岁，抗战胜利以后，全家人还去北总布胡同看过，“也许是年龄大了，觉得那个院子没有小时候大了”。此后几十年，梁再冰一直没有去过故居，直到一年以前。

在梁再冰的记忆中，小时候进到院子里右边有很长的路，往里走才是第二道门。“不想回忆了，拆与不拆都一样”。老人再次掐断自己没有忍住的回忆。


由于文物部门对于此类拆建没有实质性的权利，根据法律的规定，就算是拆掉了文保古建，“最多罚点钱”。而开发商获得的是巨大的经济利益。
徐苹芳认为，有效制止此类问题的关键在于建设部门和规划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