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保留梁思成、林徽因故居

端木庆龙

惊闻北总布胡同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部分被拆，甚感悲愤。

如王军先生所说，虽然这处院落并非挂牌的文物保护单位，却仍具有十分特殊的历史价值──尽管它早已经被毁得不成样子了。

有关方面故作“无知”，不过是惯用伎俩；所谓“暂停”，只是暂避风头而已，待舆论高潮过去，再拆不迟。挂牌与否，并无意义。像当初没牌的张恨水故居、有牌的林白水故居等等，命运莫不如此。

然而，就我个人来说，对于这故居确有一种特殊的感情：7年前，梁从诫、方晶夫妇曾亲自带我去过；此前此后，我还自己去过多次。著名的环保主义者梁从诫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他的童年就是在那院子里度过的。

关于那次探访故居的经过，我在几年前曾撰文记述。现将有关那院落的部分内容摘录如下，借以证明：为什么说，它“具有十分特殊的历史价值”。


北总布胡同。


《重访梁思成与林徽因故居》节选
……
第二次去梁从诫家，又有了新的收获。他拿出了一份复印件，那是林徽因1936年写给她的美国朋友费慰梅的信，上面有林徽因手绘的一幅旧居平面图。这是一件十分珍贵的文献，建筑师的缜密、家庭主妇的细腻、作家的幽默与风趣……，都通过这张小小的信纸展现得淋漓尽致。

……由于我面对那满纸娟秀流利的英文无异于文盲，只能由梁从诫一字一句地翻译给我听，有时他需要同方晶讨论一下，我只能傻坐着听他们叽哩咕噜，一等到他们转为说中国话了，便赶紧记录下来。

这张图的方位标得很清楚：“上南下北”。根据左上角那个大大的箭头可以看出，这院子的大门正是在东南角的位置。进入大门，左边有一个很小的跨院和一间屋子，住的是一个厨子和一名男仆。大门右边是一排倒座房，加上最右面拐过去的地方，共有一大三小共四间屋子。自左向右，第一间是两位女仆，较大的第二间和右免相邻的两间，住着3个孩子（旁注写着“2
my
own”，即其中有两个是她自己的孩子，那自然是梁从诫和他的姐姐梁再冰了）和照看孩子的阿姨及亲戚等等。而左边正对着大门、画着粗重斜线的，是储煤的地方；下面一间是“餐具室”（Pantry）。与他们并排的两个方框打了个叉，不知是否说明画错了，按理说那应当是厨房。这些屋子围成了前院，前院是孩子们玩的地方──别忙，还有一处遗漏：右边尚有一间，注明是“这些人的厕所”。

图中间靠上一点的位置，画着稀疏的斜线，还有4个小圆圈代表柱子，中间有一个表明进入正院的箭头，说明那不是供人居住的屋子，而应当是过厅。从那里进来，正院左面是东厢房，那间大屋子里有一个大圆圈，四周有8个小圆圈，不必梁从诫翻译，我已经猜出来那是餐厅了。紧挨着餐厅的小房间，是梁从诫三舅林恒住的地方。在抗日战争中，作为飞行员的林恒不幸阵亡。当然，这是后话了。

正院右面的西厢房，是梁从诫的外婆──也就是林徽因母亲的房间。挨着她的那个小房间，则住着一位照顾老人的护士。

接下来的右下角，也就是整个院子的西北角，是一间客房，可以接待某些临时住宿的客人。这里除了一长排书架，只有一张行军床。林徽因说它是“最黑暗的角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床垫子”。

它相邻的一小间西耳房，是梁思成的工作室，有一张绘图桌。与它相对应的东耳房，则是惟一属于林徽因的“私人空间”，她注明：这里既是浴室、厕所，还兼作客厅、书房等等。至于最左边那个画着斜线的长条屋子，堆着各种盒子和箱子，是一个储藏室。

林徽因在信中诙谐地说：没想到一个“老爷”和一个“太太”，居然会发展出17张床和那么多的铺盖。这17张床的使用者还不包括一名拉黄包车的车夫，现在他仍借住在别人家里，否则，“他只能站在院子里过夜了”！

当时，由于梁思成夫妇的生活环境已经基本稳定，来来往往投奔他们而来的亲戚很多。比如梁从诫的三姑、五姑及她们的孩子都住在这里，因此尽管院子不小，却仍然十分拥挤。难得林徽因如此细心，居然把那17张床的位置画得清清楚楚：图中那一个个涂黑了的小长条，就是一张张床铺。猛然看去，这些房间里最显眼的就是那些密密麻麻的床铺了。

当然，17张床中不能没有梁思成夫妇的。他们的卧室就在林徽因的“私人空间”右边，处于重重床铺围困之中的“一位老爷”和“一位太太”。

根据这张图，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这院子当初的格局，并且可以与如今的情况进行准确对照了。
……

林徽因手绘的北总布胡同3号平面图。


根据林徽因所绘平面图勾画的原北总布胡同3号。
最北面的后罩房应为金岳霖的住处。


细心的读者应当发现，为什么我们始终没有介绍正房里卧室旁边那间最大的屋子？

关于这间屋子的说明，梁从诫和方晶用英语讨论了半天，始终觉得难以用中文表达林徽因所写下的那个短句：“Public
Lounge”。如果仅从字面翻译，那意思是“公共的休闲室”或“公共的娱乐室”。

简单地说，这个标有若干沙发和茶几的房间实际就是一个客厅。

但这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客厅……它是京城文化人圈子里颇有名气的“太太客厅”。

本来，单身汉金岳霖的家曾经是一个经常吸引人们聚会的场所。每个星期六的下午，老金家照例要举行茶会，许多学者、名人都是这里的常客。但是后来林徽因那“太太客厅”的名气要远远超过老金，使得两家的客厅变成了一家客厅、两家的朋友成为共同的朋友。在林徽因的客厅里，来得更多的是作家、诗人。著名作家萧乾曾经回忆：

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是1933年11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沈从文先生在《大公报·文艺》上发了我的小说《蚕》以后，来信说有位绝顶聪明的小姐很喜欢我那篇小说，要我去她家吃茶。
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样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在经常来访的那些客人当中，有两个金发碧眼的年轻美国人十分惹人注目。那小伙子名费尔班克，姑娘叫威尔玛，出于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他们一起来到了中国这个神秘而充满魅力的国家。他们在北京结婚后不久，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梁思成与林徽因，从此，这两对夫妇便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持续终生，甚至他们的中国名字都是由梁思成给起的：费正清与费慰梅。

关于这“太太客厅”，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有一位著名的作家，也是同样的女性，也是大致相同的年龄，也是同样的才华超人，曾经专门写了一篇关于林徽因这个“家庭文化沙龙”的小说，那就是冰心在1933年所写的《我们太太的客厅》。她是这样开头的：

时间是一个最理想的北平的春天下午，温煦而光明。地点是我们太太的客厅。所谓太太的客厅，当然指着我们的先生也有他的客厅，不过客人们少在那里聚会，从略。


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当地的一个“沙龙”的主人。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想见见朋友，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陪着他们谈笑，便不须思索的拿起帽子和手杖，走路或坐车，把自己送到我们太太的客厅里来。在这里，各人都能够得到他们所向往的一切。


仅从这段暗含调侃与嘲弄的短短文字中便可以看出，冰心对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是很有些不以为然的。因此曾经有人评论说，她是以这篇文章嘲讽了“所谓洋式家庭中人们生活和精神的空虚和浮靡”。

然而，林徽因真的是一个整日沉湎于说东道西的庸俗家庭主妇、一个多愁善感无病呻吟林黛玉式的旧时闺秀、一个以咖啡浓茶和不着边际的空谈打发无聊时光的洋派“太太”吗？

如此评价林徽因以及她的“太太客厅”，显然大大有失公允。

也许有人很不理解，消耗如此多的时间、浪费如此多的笔墨，寻找和描写的不就是这么一个残缺的院子、几间破烂的老屋吗？即使它以前曾经足够豪华、足够辉煌，又有什么意思！

说得有理。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陈述自己在这寻找过程中的许多感受。

应当说，北总布胡同3号的确是一所很宽敞、很舒适的大宅子，这“太太客厅”也有过高朋满座、名人汇聚的热闹时光，无论家人还是朋友，它都有无数让人喜欢与留恋的地方。但是一旦面临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梁思成与林徽因却能毫不犹豫地作出决断，毅然抛弃家产，与民众共赴国难。这种精神，怎能不让人由衷地敬佩和赞叹！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梁思成与林徽因正在山西考察，他们匆匆赶回家中之后不久，北平便被日军占领，他们立即决定奔赴内地。

梁从诫对我说过：“我好像和八月很有缘：出生是在八月；随父母逃出北平是在八月；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也是在八月……”

的确如此：如今他带我重返故居，又是一个新的八月。
……

原先的北总布胡同3号院现在是24号。
那棵马樱花树勾起梁从诫许多难忘的童年记忆。（摄于2004年4月17日）

整个20世纪，梁氏三代始终活跃在中国的社会舞台上。梁启超为拯救危难中的国家而奔走呼号，梁思成为拯救面临消亡的传统城市建筑而奔走呼号，梁从诫为拯救世间万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奔走呼号。三代人各自所投身的事业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似乎注定都不能成功──起码暂时看不到成功。这不能不叫人为之长叹。

我说：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梁家三代人的独特经历，也许可以用这样一个词──“悲壮”。

我觉得，这种悲壮的执着，也许正是将“以天下为己任”作为立世之本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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