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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我的第四次选择
现在的经理多，老板多，孰不知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诗人、作家更多。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一则笑话，说是北京一阳台上的花盆碎了，砸伤了十个人，到医院一登记，有九个是个诗人，剩下一个呢，还是小说家。八十年代末期，还是这则笑话，不过被砸伤的人换成了导演；到了九十年代初期，这则笑话的主角自然就是经理和老板了。潮流的年轮形成很快。
当时有人解嘲说，肯定是作协碰巧在那阳台底下开会来着。但无论如何，当时的诗人、作家确实很多。
我是七八级的大学生，也曾经是热血的文学青年，也做过作家梦。还记得第一篇小说取材于郑板桥的书法故事，名字叫做《乱石铺街》，很是投了几次稿，屡败屡投，但都是泥牛入海。于是暗骂编辑是肉眼凡胎，不识真人，还曾发誓，即便写不成《三国演义》，也要写出一部新时代的《红楼梦》来，给那些编辑们点颜色瞧瞧。
三十年过去了，现在我真诚地感谢当初的那些编辑们，要是他们一个看走了眼，发了我的小说，真的就可能误导当时激情澎湃的我，使我终生从事小说创作，自误而误人。因为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我根本就当不了作家。
那时，我已经是所谓的教授。有一天，不知为什么，我忽然觉得，我一下子喜欢起林黛玉来。当然，是从那种发自内心的有“文化深度”的喜欢！
仿佛禅宗的顿悟一样，我当时惊出了一身冷汗。
我并不像有的人那样早慧，几岁就能读《论语》，倒是真的十岁就偷偷地看“黄书”《红楼梦》。奇怪的是，我当时最喜欢的人竟然是花袭人（据调查现在的女孩子多喜欢北静王，因此我当时喜欢花袭人，也就还算正常）。现在想来，大概是因为当时的女孩子多是“铁姑娘”型的，而袭人则特别听话，特别会疼人的缘故。
当时如果有问卷调查，问你最喜欢的人是谁，我肯定填花袭人。她是我的第一次选择。
上大学后，逐渐觉得喜欢花袭人有点“低级趣味”，便受周围同学的影响，喜欢起薛宝钗来，老师们也大多是这个偏好。尤其我们山东人，总是爱这样说：“林黛玉成天哭哭啼啼，小心眼，怎么过日子？看人家薛宝钗，大家闺秀，知书达礼，富富态态的，多好！”于是，我培养起了对薛宝钗的感情。这是我的第二次选择。
这段感情维持了很长时间，大概从十五岁到三十五岁的样子，约有二十年，不容易。后来觉得自己还是没有脱离“低级趣味”。第一次选择是选仆人，第二次选择是选媳妇，哪里是读文学名著？简直有些龌龊！
这次聪明了些，选择了晴雯。为什么？因为当时大家都谈个性，晴雯是有个性的，她敢撕扇子，敢摔箱子，还在病中勇敢地补孔雀裘，而且是个无产阶级的代表！
我想，我的第三次选择总没有问题了。因为虽然说林黛玉好，但我从感情上就是喜欢不起来，我又不会作伪地附庸风雅，我没法选择林黛玉！
我曾经问过自己，不选择不行吗？我对自己说：“不行！因为根据权威研究，《红楼梦》大观园中的女儿们，总有一款适合你；如果你不喜欢其中的任何一个，只能说明你自己的性别有问题！”
契机来临了。那年，我在写《中国文学的历史中审美》，当写到关于《红楼梦》的“来自文化深处的挽歌”一节时，我困惑的好长时间。终于，那一刻，我悟了，我从心灵的深处选择了林黛玉。
但这已是第四次选择，当时也四十多岁了。
后来，我经常在课堂上问同学们喜欢《红楼梦》中的哪位女性形象，他们的回答和我过去的心灵历程很相似。当然，也有喜欢林黛玉的，但底气似乎不足。
有一个例外。前不久的课堂上，一位叫刘姓的博士生长期旁听。那天，他去晚了，没有听到前奏，进教室后我当头就问：“薛宝钗和林黛玉，你喜欢哪一个？”他回答得十分干脆：“当然是林黛玉！”问：“坚定吗？”答：“坚定！”我想，这样突然袭击，他不可能作伪，就说：“你比我早脱离‘低级趣味’二十年。”
历史毕竟在进步！
二百五十多年前塑造的形象，二百五十多年后的一个四十多岁的读书人才开始理解。我不知道这说明了什么，也许，这只能说明我个人很笨，很“低级趣味”。但无论如何，四十岁以前的我，如果写“《红楼梦》”，肯定不会构思出林黛玉这个形象来的。没有林黛玉的《红楼梦》，恐怕是“黑风口”！
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前不久博士生面试，一老师提出的问题是：谈谈你最喜欢的唐朝三位诗人及代表作的特色。考生基本功不错，对李商隐谈得最多，也最好。谈完了，我问：“如果你能由李商隐的诗想到一部古典小说名著，你会想到哪一部？”考生想了想，说：“《红楼梦》。”我说：“应该是的，但为什么？”考生说：“因为都描写爱情。”我说：“也对，但可能浅了。”担任记录的赵姓同学笑了，因为前一天刚刚讲过李商隐诗歌中的佛教“幻灭意识”。
最近80后女生做新版《红楼梦》编剧的事闹得很凶，我对80后绝对没有偏见，而是历来持尊重的态度的，在这次抗震救灾中80后就表现得十分出色。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文化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有时也许真是个任人打扮的少女，而且更喜欢被少女来打扮。
我们那一代人谁能成为真正的作家，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不行。因为林黛玉根本就不会选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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