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与中国的文化沙龙

达奚熙华

孟桂兰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1933年冰心发表了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本来小说是虚构的作品，不应与现实生活中的的人物对号，可是小说发表时许多熟人都议论，作品讽刺了林徽因与徐志摩。据说林徽因也疑为小说影射、讽刺她家的客厅，正好从山西考察回来，就将一坛醋派人送与冰心，从此与冰心生嫌隙。此事在当时北平文化人圈子多有传闻。因为置“客厅”的地点于北平，那时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在北平文化圈内几乎无人不知。我们姑且不论此传闻的真伪，林徽因与冰心的结怨与否，不可否认，当时北平确实有一个很著名的“太太的客厅”。

客厅即“沙龙”（salon），原来指的是装点有美术品的屋子。沙龙原为意大利语，十七世纪传入法国，最初为卢佛尔宫画廊的名称。日后逐渐指一种在欣赏美术作品的同时，谈论艺术、玩纸牌和聊天的场合，所以沙龙这个词便更多的是指这样的聚会了。在欧洲沙龙是上流社会中名门望族、社会名流等人相互交流、铺撒关系网、交际圈的中心之地。沙龙的话题很广泛，很雅致，常去沙龙的人都是些名流。尤其十七、十八世纪时的法国沙龙具有很大的影响。作为社交场所的沙龙，在沙龙文化的范畴内，主导各位显赫权贵、或是富豪、大思想家、大文豪们的不是什么权威之人，而是一些女性。这些女性充当了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欧洲沙龙文化的剑锋角色，在任何一个知名的沙龙内，它的名望都不是来自当世名人，也不需要多少贵族的资助，它唯一不能缺少的，就是一位杰出的女主人，而且是美丽的沙龙女主人，比如某公爵或伯爵的夫人。而成功地主持一个沙龙可以为她们赢得社会的赞誉，透出众多上流社会的人物，她们甚至可以主导一个时代的风气。

正宗的“沙龙”应至少有如下特点：1、定期举行；2、时间为午后或晚上（因为午后茶的习惯的影响；灯光常能造出一种朦胧的、浪漫主义的美感，激起与会者的情趣、谈锋和灵感）；3、人数不多，是个小圈子；4、自愿结合，三三两两，自由谈论，各抒己见。

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也曾有过一个著名沙龙，女主人就是今天人们还经常提起的林徽因，可见这种社交方式早就传到了中国。

林徽因生长在书香门第，父亲林长民精通诗文，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与梁启超、徐志摩是莫逆之交。林徽因16岁随父游历欧洲，并在伦敦圣玛利女校就读。19岁即参加新月社的活动。20岁与梁思成同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是在中西方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她具有两种文化身份和广阔的文化视野。她不仅是建筑学家（1924年与梁思成一起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系学习，均从三年级课程读起，梁思成在美术学院建筑系，因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因即在美术系，同时选修建筑系课程）；还是舞台设计师（曾在耶鲁大学戏剧学院G·P帕克教授工作室学习，成为我国第一个在国外学习舞台美术专业的学生）；而且是文学全才，各类体裁：诗歌、散文、小说、剧作，所著虽不够丰富却无不是上品。她的多才多艺、貌美高贵、“赤热、口快、性直、好强”（李健吾语）以及敏锐的判断力，是担当凝聚众多名流于沙龙的女主人的最佳人选。

林徽因与梁思成结婚后搬到北总布胡同的四合院，由于夫妇二人所具有的人格与学识魅力，很快围聚了一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精英，如名满天下的诗人徐志摩、在学界颇具声望的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张奚若、哲学家邓叔存、经济学家陈岱荪、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社会学家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文化领袖胡适、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李健吾和萧乾等等。这些学者与文化精英常常在星期六下午，陆续来到梁家，品茗坐论天下事。据说每逢相聚，风华绝代、才情横溢的林徽因思维敏锐，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具有超人的亲和力和调动客人情绪的本领，使众学者谈论的话题既有思想深度，又有社会广度，既有学术理论高度，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可谓谈古论今，皆成学问。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家的交往圈子影响越来越大，渐成气候，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时人称之为“太太的客厅”。

对于这个备受世人瞩目，具有国际俱乐部特色的“客厅”，不仅吸引了当时的各界名流，也曾引起过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青年的心驰神往。

李健吾成为林徽因的好友，是开始于“太太的客厅”。1934年初林徽因读到《文学季刊》上李健吾关于《包法利夫人》的论文，非常赏识，随即写信给李健吾，约李来她家里面唔。后来李健吾写过一篇叫《林徽因》的文章，在千余字的篇幅里简练、准确地描绘出林徽因的性格，也反映出他对林徽因的了解。萧乾的回忆文章《才女林徽因》记叙的就是第一次见林徽因时的情景：“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萧乾是在沈从文编的《大公报·
文艺》上发表了小说《蚕》以后才有资格被林徽因邀请去参加“太太的客厅”活动的。每一个能被邀请的人，尤其是新人、晚辈，都会感到荣幸之至的。

三十年代初，社会生活相对稳定，五四以来一些学贯中西、文通古今，视野开阔，抱负远大，教育背景接近、情趣爱好相投的精英人士聚集在一起，这个文化圈，也融入了当时以男性为主的京派知识分子群体，林徽因也是其中成员之一，林徽因沙龙与他们的交流与交往，形成了三十年代中国文化界的一大人文景观，为中国现代文界填上了浓重的一笔。它既浸染着中国传统文人崇尚清谈的淡雅风气，又沐浴了西方沙龙文化的欧风美雨。林徽因作为这些关于文学、哲学、政治的丰富谈话客厅的女主人，对于凝聚、吸引和邀请文人雅士到自己的领地中来，引导大家对于文学艺术建筑等美好事物的判断力，对于艺术或诸多方面细腻之处的高度敏感，以及将事物或语词放在适当的光线下加以对比、鉴别、提炼等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种七嘴八舌的场合，要求女主人能够恰到好处地展现自己的才华，能够调动起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将一个个有着种种微妙差异的小世界聚集到一处。这是林徽因的魅力，也是她对中国现代文坛的特殊贡献。

三十年代像林徽因和梁思成这样的家庭沙龙，需要家世渊源深厚，沙龙主人又独具魅力且具有极大的热情和恒久的凝聚力的。如果说这个沙龙的魅力得力于林徽因与梁思成两人共同的人格魅力和深厚学养，是两个人共同维系着的。那么梁思成是沙龙的坚强后盾和默默奉献者，而林徽因则是这个沙龙的灵魂。林洙（林徽因逝后嫁给梁思成）作为晚辈和同乡在1948年进入林徽因的家庭，她初见林徽因的印象是：“她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美、最有风度的女子。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充满了美感，充满了生命，充满了热情，她是语言艺术的大师。我不能想象她那瘦小的身躯怎么能迸发出这么强的光和热。她的眼睛里又怎么能同时蕴藏着智慧、诙谐、调皮、关心、机智、热情的光泽。”林洙说那时梁家还延续着每天四点半开始喝茶的习惯，林先生自然是茶会的中心，梁先生说话不多，他总是注意的听着，偶尔插一句话，语言简洁，生动诙谐。林先生则不管谈论什么都能引人入胜，语言生动活泼。

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聚会的传统一直延续着，在流亡昆明期间虽然没有在北平那样好的环境，也没有那么多的朋友，但流亡到此的朋友仍聚集在她的家里，只不过受环境的影响，已经少了很多欢笑和趣味，更多的是国难当头流离失所重又聚首后的一种温暖，一种慰藉。五十年代梁思成林徽因家里也经常相聚着他们志同道合的朋友、学者，如张奚若先生、金岳霖先生、王逊先生等，还有年轻的教师和学生。他们经常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教学改革、抗美援朝等议题进行讨论，交换意见，讲时事，谈哲学、艺术、文学，真是通古博今，然而，对首都的城市规划，北京未来的发展方向或设想是他们谈得最多的课题。（常沙娜《回忆梁思成夫妇》）

不过相比于三十年代“太太的客厅”，五四精英文化与欧洲贵族沙龙式的活动方式随着战乱的频仍和政治体制的不正常逐渐式微，那个时代过去了，那个阶层的人物也渐渐成为历史。林徽因连同她的“太太的客厅”那么美好的留在了30年代的北总布胡同，那种“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盛况，也已成为了历史，透过氤氲的历史迷雾仿佛再现的仍然是那一个热情美丽、典雅脱俗的大家闺秀加上现代气息浓重的健谈直爽、巾帼不让须眉的沙龙女主人形象，她让人羡慕，让人动容，让人回味、向往、留恋。那种世世代代沉淀下来的深厚的文化历史的余韵，只留在了那个时代。

知识文化界圈子和沙龙活动，应该是文化界的一种常态。文人墨客需要这样的氛围彼此交流、分享、砥砺、灵感显现。80年代改革开放，社会恢复了正常的状态。在苏炜（时任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高级讲师）和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周国平的回忆里，1980年代的赵越胜沙龙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柯云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可了这一说法：“当时的沙龙有很多，有政治精英的沙龙，也有文化精英的沙龙，赵越胜沙龙是改革开放年代的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当时大家都很活跃，不像现在这么务实。”但我知道那时不叫沙龙，经过了战争的艰难岁月和重重生活的磨难，人们已经不习惯称“沙龙”了，小资情调、美丽的女主人、贵族式的沙龙文化氛围几乎消失殆尽了。代之以《读书》服务日、俱乐部等呼之，既避讳些什么，又是对当时“沙龙”状况恰当的表达。

90年代以后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城市沙龙，就又是一番景象。沙龙竟然成为一个新鲜的话题，反而值得我们认真地反思。因为但凡一个稍微正常、开放的社会和年代，知识文化界的圈子和沙龙活动，就是它的一种常态。即便存在各种芜杂的现象，也属正常。可是对那时的中国人来说的确是得小心地、像是在谈论一个新鲜的话题一样在谈论她，接受她。可见那个时代已经不正常很久了，我们的文化艺术活动也沉寂了很久了。在暗哑了太久之后，人们还没有学会怎样正常地生活和交流的时候，就受到西方文化的铺天盖地的轰炸，继之而来的是受消费文化和大众娱乐文化的影响，这时沙龙已悄立于城市的大街小巷，沙龙的形式和内容也发生了变化，除了文学艺术、政治时事，更多的是关于娱乐和消费的内容，诸如美食、登山、理财等更务实的项目。人们聚在一起是有闲有钱，很多人是为了消磨时光，显示身份，或者寻找一种归属感，而更多的是一种时尚。

沙龙的主角已不是美丽的女主人，而是某一领域的领军人物。知识分子特别是学者和纯文学作家，没有自以为的那么重要，被“边缘化”了。现在公共舞台上的主角是企业家、商人和娱乐明星。地点也不是“太太的客厅”了，过去那种交融着古典与文明、传统文化与时尚潮流的流风遗韵已经转换了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太太的客厅式沙龙的淡出是必然的，因为社会提供给人们以更广阔的空间和娱乐消费的场所以适应沙龙活动的需要，这是社会的进步。但愿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