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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恋林徽因不避梁思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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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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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26 01:17: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抗战时,金岳霖也跟着到了昆明,去了联大。那时候,他的衣着很有特色,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怕光,曾配了一副眼镜,镜片一只为白一只为黑。黑白相间,很有意思。金平常永远是腰板笔挺,西装革履,皮鞋擦得油光可鉴,上面绝对不会有灰尘。夏天穿短裤还一定要穿长筒袜,因为在当时看来,gentleman(绅士)穿短裤一定要穿长袜。走路时,他微仰着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样子有些怪。

但这并不妨碍大家都喜欢他。除了哲学,他对小说也来者不拒,不管什么样的小说都看。沈从文请他给国文系的沙龙去讲小说和哲学的关系。金满口答应,在那边讲了起来,讲了半天,有人就纳闷了:那么小说和哲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金岳霖说:“没有关系。”

联大侧门旁有条狭窄街巷叫文林街,文林街的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叫金鸡巷的小巷,在这条小巷的一座小楼上,住着西南联大的一些学生,如王树藏、陈蕴珍(萧珊)、施载宣(萧荻)、刘北汜,因常有相熟的同学和老师过来喝茶聊天,慢慢成了一个小沙龙。金也是这里的常客。这时,他常常四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为的就是和同事的孩子比赛。看谁的石榴和梨大,若是他金岳霖比输了,就得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然后他还会去买!金岳霖常常输,但他乐此不疲。

金岳霖授课时,常把学生也看作学者,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问题。他讲课常常不带书本,不带讲稿,走进课堂只带一支粉笔,而且经常一堂课下来一个字也不写。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去听课就如去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人。其中有个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他能够懂得此门学问的奥妙。金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这堂课就成了师生二人的对话。

金岳霖一直强调说学生要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立即感了兴趣,说要买来看看。他的大弟子沈有鼎,立马对他说道:“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闻言,并无恼怒,只是说:“那就算了。”沈有鼎的学问好得不行,但就是不肯写文章,总到处听别人讲课。金岳霖的课,他不来。金并不恼。他们还是好朋友。

上面提到的金、沈的这段对话,对金的学生殷海光影响至深。直迄晚年,他仍未能忘却,反而异常感佩地说:“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联大时期,金岳霖仍在继续自己的研究,其实他写得并不多。他最早的一本书是《逻辑》,此书出版后,哲学家贺麟誉之为“国内唯一具新水准之逻辑教本”。殷海光更赞誉说:“此书一出,直如彗星临空,光芒万丈!”有一次,殷和人聊天,看到桌子上放着一本《逻辑》,立即拿起此书说:“就拿这本书来说吧!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高水平的现代逻辑。也仅仅就这本书来说吧,真是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突然,他把这本书往桌上一扔,说:“你听,真是掷地作金石声!”

联大时,金岳霖写了《知识论》,这是他毕生心血完成的力作之一。书成后,金岳霖异常宝爱。有一次他跑警报,特地把书稿也带上,而且席地坐在书稿上。直到天黑,警报才解除,他这才回去。回来一想:坏了,书稿丢了!再回去,书稿就不见了。左找右找,掘地三尺地找,可就是死也找不见了。金岳霖绝望了,他痛不欲生,可是他也不能就此轻生呀!后来,他终于平心静气,咬咬牙,居然又把这几十万字的东西重写了出来。这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奇迹,在那狼烟四起的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知识论》可曾写好?”金答曰:“书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近四十年之后的一九八三年,此书终获出版。而金已近生命之终点。他说:“《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冯友兰的评语则是:“道超青牛,论高白马。”(青牛指老子,白马指公孙龙)他对金岳霖极为赞赏,说:“我和金先生,互有短长。他的长处在于把简单的东西讲得复杂,我的长处在于把复杂的东西讲得简单。”他认为金才是真正深得魏晋风流的人物。



解放后,金岳霖调离清华,调到了北大,又调到了别处。到社会科学院后,因他资历老,成就大,学问也高,组织上就要他担任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研究所不同于大学,他也就不能像以前在学校那样自由了,而应该坐在办公室里办公。他在办公室里待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于是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

打小开始,金岳霖就一直生活在校园里,念书、教书、写书,几十年下来,他成了个十足的书斋人物,对外界的了解很是有限。有一阵,领导建议他不能老是在书斋里,要走出去接触社会,了解生活。金岳霖生活了几十年,可就是弄不明白这社会在哪里,这生活又怎么体验。后来,他苦思冥想总算想出了个办法,就找了三轮车夫,让对方经常带着他到王府井去。这才把北京的“生活”体验了一遍。

一次,去王府井的时候,他一时兴起,花几百元买了一顶高级皮帽,事后竟诚惶诚恐了好一阵儿。虽然没有人指责他,他却多次在小组会上主动忏悔,说是过去资产阶论生活方式的余毒未清。这位逻辑学大家,此时已被阶级论主宰了他的思维逻辑。他的侄女从美国回来看他,当他得知侄女加入了美国国籍后,二话没说,就把她赶了出去。



金岳霖早年是著名的“哲学动物”,对政治不甚感冒,但也非毫无兴趣。

一九二二年,还在留学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文中说:第一,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作职业的意思。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第三,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第四,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那时,他是这么说的,也差不多是这么做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联大教授们非常反感,金岳霖甚至拒绝阅读这本每人必须阅读的书。在一个静寂的黄昏,殷海光随金岳霖散步时,说现在各派的宣传都很凶,不知哪派是真理。金没有正面答复,他稍作沉思,说:“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殷问:“那么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答曰:“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这句话,成为照亮殷海光后半生的明灯。

若干年后,金岳霖的思想大有转变,他加入了民盟。对早年思想言行大做反省。由于早年对殷海光多有关切,金岳霖此时异常后悔。他对自己某些学生的政治选择开始持批评意见。他说:“殷福生(海光)这个人,我非常不赞成他,他为什么要反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逃到台湾?”他还说:“我培养了只会做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分子。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我宣传逻辑上的纯技术观点、天才教育观点,在这方面使我特别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而这时,殷海光却在彼岸深切怀念他的恩师金岳霖。殷去世后,殷的学生来拜访金岳霖。金很不以为然地说:“抗战末,一切都乱了,他(殷海光)还去印度抗战。都这时候了,他还能做什么呀?”

在五十年代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冯友兰因为经历比较复杂,被迫多次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但是主持人还是不让过关。金岳霖由于素来与政治无涉,经历清白,过关就比较快,不久还被封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以帮助冯转变思想和立场。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说:“芝生,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一定要彻底交代呀!”说着扑上去就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全国开展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时,金岳霖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他主动要求“下放”。为准备“下放”后有所作为,他有一段时间专门看养鱼的书。他说,“我要是‘下放’了,农林牧副渔五业中,农业我现在干不了,林,我干不了,牧,我也干不了,副业,我也没有技术,就剩下养养鱼了。”

粉碎“四人帮”后,金的学生一起去看望老师。金见到学生后,异常高兴,对学生发议论说:“现在可好啦,中国再也不会被瓜分了。”一九八二年,八十七岁的金岳霖身体每况愈下,他已衰病得不成样子,甚至上厕所时也需要有人帮助,但他每天还按规定的时间听新闻广播,看报纸。他埋怨保姆说:“我今天不高兴,你为什么不按时叫我,我跟不上时间了。”他还自慰地说:“这几天我能从沙发走到屋门了,又进了一步。看来短时间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金岳霖素来惜墨如金。学术之外的文章,他几乎不着一字。“抗战”之后,他就基本没有成果问世了。临终前几年,他忽然兴致大发,连写了百来则往事。每则均极短。其中,有篇文章的第一段,就是:“我和毛主席一起吃过四次饭。”还有一篇,《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又有一篇,是《章士钊的几句话蛮有意思》。文章说:

有一次我在午门碰见章士钊先生,哪一年我可不记得了。这一次简单的几句话,蛮有意思。我说:“你只比我大十三岁,可是,我曾经把你看作大人物,背过你的文章。有篇文章开头几句是:为政有本,其本在容。何以为容?曰,不好同恶异……”他说:“这很简单,我比你大十三岁,但是,在你一岁的时候,我比你大十三倍。你十五岁的时候,我已经二十八了,正是写文章的时候。要是我一直比你大十三倍,那还得了,那我已经成为明朝的人了。”

金岳霖真是了得:都到那把年纪了,文章还写得如此的金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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