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理性与感性的生命之谜

luxury

　　
作者：南珊


翻开一本书，与林徽因的肖像对视，本不想用美女来作形容，但怎样说她美丽都不过分，不仅美丽，而且清雅，清澈的明眸中透着兰心蕙质，也只在刹那间将这个名字记在了心底。林徽因是个公认的才女，但看她的文章非常有限，不敢枉说，但也相信着这些评价。知道她才思敏捷，三十年代在家中兴起沙龙一样有名的太太厅堂，对不少从事文学创作的青年竭力地帮助与扶持，深得许多人的尊敬。

　　
更为难得的是，她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成结为夫妇之后，夫唱妇随，全力支持梁思成作建筑方面的研究，以自己体弱之躯，随梁走南闯北，不知深入了多少偏僻之地，梁思成在建筑上取得的重大成就，林徽因功不可没。前几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从美国回来的赵一凡先生谈到梁思成的成就，说了一句让人很难忘的话：在建筑学上，谈到他们通常说Liang
and Lin （梁与林），而我认为应该这样说Lin and Liang(林与梁)。
　　 大凡提及林徽因，无论男女都是绝对的欣赏与仰慕。林徽因不仅是男子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也是女子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三个女人之中，只有林徽因没有做过徐志摩的妻子，成为诗人一生的遗憾。
　　
“徽徽，许我一个未来吧。”这是电视剧《人间四月天》中的一句有名台词。徐志摩也许并未说出同样的话，但诗人的感情只会更加强烈与炽热。

　　
1920年林徽因随父亲林长民赴英国伦敦求学，时年十六岁，不久，为人夫为人父的徐志摩开始对林猛烈地追求。徐志摩的爱情态度从来都是不容质疑的，正如他之后在写给恩师梁启超的信时说：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与徐志摩的挚烈相对，林徽因在这场感情里似乎一直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徘徊。即使是从所能找到文学资料中，也常常觉得林徽因笔下有许多隐晦之言，外人难以明了。

　　
其实于林徽因来讲，她与徐志摩何尝不是人生一次艰难的相遇。林徽因的母亲不是林长民的大夫人，因此，从旧式家庭来看，她是庶出。一个男人与几个女人组成的家庭，对于聪慧的林徽因来说，想来不会没有切身的感受。当她与徐志摩相逢，诗人再是风神俊朗，也终究在身份上是别人的丈夫与父亲。年少的林徽因，在初次感到情感的甜蜜之时，而何尝不是同时在内心里体会着一份难以言说的痛苦。

　　
对于康河的故事，林徽因纵使心中激起过无数的情感涟漪，但终究没有许给徐志摩一个未来，徐志摩为此离了婚还自己以自由身出现在林徽因的面前，林徽因拿出来的仍是拒绝，她的生命赴了梁思成的约。

　　
林徽因在1927年3月15日给胡适的那封信中，她说：“请你告诉志摩我这三年来寂寞受够了，失望也遇多了，现在倒能在寂寞和失望中得着自慰和满足。告诉他我绝对的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谅我从前的种种。”所谓原谅，也就是没有答应做徐志摩“灵魂之唯一伴侣”吧，林徽因情感的心迹，只有她自己明白，得之，失之，于已都曾是两难。

　　
她在徐志摩去世后，1932年农历正月初一给胡适的信中说：“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林徽因用“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来注解与徐志摩的相识，一场开花没有结果的感情是不用羞愧的，有的也许只是深深的遗憾。
　　
在别人看来生离死别是人生最大的痛，张幼仪经历了被丈夫遗弃之痛，陆小曼经历了丧夫之痛，相对而言，林徽因的生活是完整的，她与梁思成的生活与事业都是一段佳话，似乎由此看来，理性可以给人带来一份生活的圆满。但林徽因在徐志摩去世四周年之际，写下了一篇看似冷静客观、细想其情可伤的纪念文章，其中有言：

　　 “每桩事都像是造物主的意旨，归根都是运命，……但我也疑问其间的排布谁是主宰。据我看来，死是悲剧的一章，生则更是一场悲剧的主干。我们这一群剧中的角色自身性格与性格矛盾：理智与情感两不相容；理想与现实当面冲突，侧面或反面激成悲哀。”

　　 林徽因竟言生也是一场悲剧，理性与感性也许是人生永远的课题，绝对的感性可能将人从强烈的焰火燃烧成幻灭的烟灰，那么理性呢，理性带给人的又是什么？圆满？幸福？遗憾？或是别的我所不能明白的？
　　
据载，林徽因在徐志摩飞机失事的地方拾了一块残片，挂在自己家卧室里，直到她去世。在她的回忆文章里，她一再诚挚地称呼徐志摩为“朋友”，公正地谈诗人生前对现代诗的贡献，赞赏诗人的人格魅力，且愿志力于诗人未完的事业。

　　
林徽因有自己的人生，她从来没成为徐志摩的妻，作为一个阅读着也思考着的读者，我不想也不敢过多打扰故人多年前的往事，那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只是在心中暗自地想着，也暗自地问着，怀着对历史的忐忑，怀着对情感的不解，更怀着对命运的困惑。

　　 也许，林徽因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找到了她能拿出来给予诗人的最好礼物，那就是——朋友，爱情或许有期限，而朋友是永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