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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水蓝天林徽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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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姓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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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26 01:17: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高尚的感情世界(2)
  

  最近有个台湾学者叫秦贤次的,在《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二期)上发表文章,说是1923年在北京。他是从“星期日(十二月三日)”看出破绽的,说他查了历书,从林长民初识徐志摩到1925年去世,这几年中,只有1922年12月3日是个星期日,1920年的不是,1921年的也不是。当然还有其他证据。应当说,秦先生的说法是站得住脚的。秦先生是台湾著名学者,擅长史料考证,他的史料考证的功夫又一次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封信的时间地点一确定,一幅清晰的历史画面,一下子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画面上,一个个人物的神情动作,音容笑貌,全都活了起来。可惜秦先生手边没有《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这套大书,若有,他的发现会更大。这样说绝不是贬低秦先生,他确实没有看过这部书,在《新文学史料》的文章中,他说“其手迹影印见于虞坤林编辑的《志摩的信》”多少页。有这部书,或是见过这部书的人,不会这么说。事到如今,这样的工作只能由我效劳了。


  我们先把这个画面说清楚,这样就能看出:一,时间多么的急迫,二,事情多么的危急。只看信,不过是一封普通的约吃饭的信,那时候电话没有现在这样普通,约朋友吃饭,通常都是写封信叫仆役送过去。可是,一加上时间和事情两个因素,这就不是一封普通的信件了。


  先说时间。这就要说到徐志摩回国的时间,到北京的时间。回国的时间不必质疑,这年的10月15日船到上海。来北京的时间,可推知。这年12月15日,徐志摩给他的英国朋友傅来义的信上说,“我回到中国已经整整两个月了,到北京也已有两周了”。10月15日抵达上海,到写信的这天,确实是整整两个月。到北京两周,那就是说,从12月15日往前推十四天。这就看怎么推了,实推十四天是一种推法,减去十四天也是一种推法,实推十四天是12月2日,减去十四天是12月1日。2000年夏天我写《徐志摩传》时,对这两种推法拿不准,只好说:徐志摩“离开上海,便匆匆赶往林徽因正在上中学的北京。12月1日或2日到京”。有了这封信,就可以准确地说是1日到京了。

  当天到北京,当天就得到林长民差人送来的请吃饭的信。时间多么急迫!


  再说事情。10月15日到上海,祖母和父母都在上海等着,先陪祖母游了北普陀。听说梁启超正在南京讲学,便去南京看望了梁先生。匆匆告别梁先生,便来到了北京。徐志摩去北京要做什么,梁是知道的,这一时期,梁的一个大弟子张君劢,一直守在梁的身边。这个张君劢,就是徐志摩的妻子张幼仪的二哥。徐与张与林的事,他一清二楚。他一清二楚,梁也就一清二楚了。后来梁给徐写信,也说“君劢濒行前两日语及弟事”,可知君劢全告诉了他的老师。


  徐志摩放弃学业,提前回国,且为何回国,林家和梁家都是知道的。徐志摩是个做什么事,都要带响动的人。回国不用说了,从法国马赛到上海,船行需三十多天,有这一个多月,国内的亲友全知道了。金岳霖是徐志摩的好朋友,当时在法国,徐志摩回国前那些日子,两人常在一起吃喝玩乐,到了晚年,脑子都糊涂了,还记得徐志摩当年要回国时爱唱的一句戏文,有人采访时,他说:林徽因被他父亲带回国后,徐志摩又追到北京。临离伦敦时他说了两句话,前面那句忘了,后面一句是“销魂今日进燕京”。(陈宇《金岳霖忆林徽因》)实际上,这是旧戏上常用的戏文,前面一句是很好补的,两句连起来极有可能是:“快马加鞭往前行,消魂今日进燕京!”他回国这件事,响动之大,真像他挥舞马鞭子在台子上转圈儿,要干什么,台下的人全都看见了。

  北京可说是严阵以待。


  如果说因为林梁两家是世交,常来常往,于是林长民与梁启超便有了结为亲家的意愿,其起始只会在1921年10月林徽因随父亲回国之后而不会在此之前。毕竟1920年林徽因出国时,只有十六岁,而林长民对这个女儿非常器重,不会轻易许人。再就是,梁家也不会轻易为自己的长子,订这样一门亲事,毕竟林徽因是庶出。这在那个年代,这是很忌讳的。就是林梁两人结婚后,梁启超的正夫人,对这门亲事一直有看法,也是因了这个缘故。只是林徽因回国后,出落得仙女一般,有学识又落落大方,梁启超才摒弃了世俗的看法,愿意缔结这门亲事。林长民这边,当然是满心喜欢,毕竟梁任公的门第,不是谁都能攀得上的。有意归有意,并未付诸实行,只能说梁家这边还犹豫不定。当得知徐志摩正在“快马加鞭往前行”,要“销魂今日回燕京”时,一切都来不及了。


  因为梁启超这时在南京讲学,而且更不巧的是,又因酒醉而患病,转到上海沧洲旋馆休养,想赶在徐志摩之前到北京,给两个孩子举行个简单的仪式堵了徐志摩嘴,都来不及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徐志摩这个疯子,心急火燎地去了北京,北京会怎样处置,那就全看林长民的本事了。想来这几天,北京上海之间,定然是函电交驰,心急如焚。


  林长民毕竟是老政客,对付这样的突发事件,还是有一手的。他知道,这样的事,只能智取,不可力敌,只能消气,不能加温,总之是只能化干戈为玉帛,稍有不慎,火上添油,那就不可收拾,说不定会折了女儿又赔了兵。于是在志摩到京的当天,便差仆役送去了请吃饭的信件。


  送到哪儿呢,送到东板桥妞妞房胡同,瞿菊农的住处。徐志摩死后,瞿有悼念文章,其中说:“从上海同到北京来,沿途谈的是罗素,是高士华绥是康桥,是志摩朗读康桥再会吧!是爱恩斯坦,是梁任公,胡适之,泰戈尔;到北京之后,志摩就先在我那局促的小里,那时我住在东板桥妞妞房——住了好几天”。(瞿菊农《“去吧”!志摩》)


  从信上看,志摩还在南京的时候,就给林徽因去了一封长信,内容是什么,现在当然不知道了,但从林长民这封既是邀请信也是回信的信上看,表示的感情是真挚的,也是激烈的,甚至是让人害怕的,要不林长民就不会说“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想来志摩信中还说了别的话,意思是,他这种做法林徽因一定要mockry,林长民赶忙说,没有的事,女儿看了信,一点也没有mckry的意思,足下你误解了。只是她年龄小,没经过这样的事,一时惶恐,不知该怎么办,才由我来代为作答。什么都不说啦,后天来我家吃顿饭,好好谈一谈,保证让咱们的友谊永远像刚开放的花儿那么新鲜!


  还要注意一下,信的左下角,有“徽音附候”四个字,不像是林长民的手迹,林是书法家,字迹苍劲老练,这四个字,规矩而稚嫩,一看就是林徽因这样的女中学生写的。会是怎么写上去的?不妨作个推断。一是林长民写信,让女儿看看合适不合适,毕竟他是代女儿作答的,女儿看了表示满意,父亲总觉得从情理上说,有些对不起志摩,便让女儿写上“徽音附候”四个字,算是给志摩一些温馨。二是林徽因看了,觉得两个年轻人之间通信,况且在伦敦时曾通过且不止一封,怎么一回到国内连通信的自由也没有了,还要让父亲代为作答,实在太对不起志摩,便主动要求写上这么几个字,多少也算是表示了她的态度,几分缠绵,几分无奈。


  林长民的安排是很周到的,怕吃饭商榷中谈崩了,特意请来陈博生夫妇作陪。陈与林长民是好朋友,跟志摩的关系也不错。志摩在英国的时候,陈也在英国,有交情,陈比志摩早些从英国回来,现在是《晨报》的总编辑,这面子不能说小。


  他们这样如临大敌的安排,志摩自然也感受到了。只是他们小看了志摩,你们这样仁义,我徐志摩能任性而为吗?毕竟这是感情上的事,要理智地面对,毕竟林长民是亲爱的徽因的父亲,岂能鲁莽对待?当天傍晚,志摩就回了信。说不定是林长民知道志摩到京就傍晚了,赶紧派仆役将信送到东板桥妞妞房瞿家,志摩看了当即回的信。证据是,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二十九册里,还有林长民一封十二月二日的信,也是手迹影印,只是排在前一封的前面了。信上说:


  得昨夕手书,循诵再三,感佩无已,感公精诚,佩公莹洁也。明日午餐所约戚好,皆是可人,咸迟佳宾,一沾文采,务乞惠临,从此友谊,当益加厚。虽云小聚,亦人生一大福分,尚希珍重察之。敬致志摩足下。长民顿首。十二月二日。


  他们安排的宴席,志摩肯不肯赏脸还在两说,现在收到志摩的复信,不仅肯定光临,且语气温和,态度谦恭,林长民的兴奋可想而知。第二天又修书一封派人送去,就是这封信。“循诵再三,感佩无已,感公精诚,佩公莹洁”,给人一种喜不自胜,磕头如捣蒜的感觉。从“所约戚好,皆是可人”上看出,作陪的不光是陈博生夫妇,还有林家的亲戚。陈博生只能算是好友,不能说是亲戚。


  餐聚第二天如期举行。效果呢,不管志摩多大的气,多烈的情,只要林小姐在跟前一站,就化作了满面春风,满脸笑容了。大家都是朋友,哈哈哈,往后常来常往,哈哈哈。想来从景山后街雪池林家出来,徐志摩心里不定怎样的高兴呢。只要能是朋友,只要能常来常往,天长日久,凭着自己的好身手,还愁徽因不是他徐志摩的小娇娘吗?


  这次餐聚唯一办的一件实事是,陈博生听说徐志摩住在瞿菊农家,知道地方很是逼仄,要志摩搬到他家去住。志摩也就痛快地答应了。前面提到的瞿菊农的文章中,在说完上面引用的那句话后,接下来的是:“后来他搬到博生那里去。”在瞿家住了好几天,就算五六天吧,正是在餐聚后的一两天。我相信这个推论是正确的。


  林长民这头的任务,只是打个狙击战,削弱徐志摩的锋头,腾出时间来让林梁两家从容布置。这时,梁思成仍在上海养病,事情都在信函交驰中进行。直到1923年1月5日梁启超从上海回到北京,才一锤定音:林长民的长女林徽因,许配给梁任公的长子梁思成。

  真就这么玄吗?真就这么玄。


  有梁启超的信为证。1923年1月7日,梁启超在给大女儿思顺的信上说:“思成和徽音已有成言(我告思成和徽因须彼此学成后乃定婚约,婚约定后不久便结婚)。林家欲即行订婚,朋友中也多说该如此,你的意见呢?”看过《梁启超年谱长编》的都该知道,梁启超视这个女儿为宝贝,家中大小事,均要征求思顺的意见,平日直可说书信不断。其时思顺正随夫君在澳大利亚公使任上。也就是说,林梁许婚(就用这个词吧)的事,就在1922年月12月3日到1923年1月7日这三十几天中进行的。从平日梁启超一有事便写信的习惯上推测,搞掂只会在1月5日到7日这两三天。只有刚许了婚,才会马上写信征求女儿的意见,不会说早就许了婚,再给女儿当新闻去说。


  我们还要知道,梁启超是很爱徐志摩这个弟子的。知道林梁两家暗里做的这些事,迟早瞒不过志摩,而志摩知道了,感情上会受不了,说不定还会生出什么枝节,这就不好了。与其这样,还不如将一些隐患都消弭于无形。再就是,梁启超是个很自信的人,相信自己说上一番话,志摩还是会听的,还在上海的时候,就给徐志摩写了封长信。主要的两点,一是不可以他人之痛苦换取自己的快乐,这是替张幼仪说的。二是男女相恋是神圣的事,可遇而不可求,强扭的瓜儿不甜,不要徒增一辈子的烦恼。这是暗指,与林家的事到如今,该见好就收,别弄得大家都不愉快。最后感慨万千地说:“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若尔尔者?”


  这封信连同信封,都以影印的形式收在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徐志摩全集》第一辑里。信封上写的是“北京丞相胡同晨报社张博生先生收转致徐志摩先生启”,左上角特意标了个“快”字。因为他5日就要到北京,怎么也要这封信在他到北京的时候,转到志摩手里。真也难为了他老人家,那封信的落款是“一月二日夜三时”,也就是说已是三日凌晨了。四日他就在动身赴京,极有可能这封信是他带到北京,派人送到陈府的。


  梁启超为徐志摩办的一件实事是,让生活与工作都还没有着落的徐志摩,来他主其事的松坡图书馆当个英文秘书,吃住都在馆里。


  一个徐志摩,哪里是梁启超、林长民两个老政客的对手。软硬兼施,连骗带哄,一天到晚还乐呵呵的,以为胜利在望呢。很快,他就尝到了苦头,品出林长民头一封信说的“友谊长葆”,第二封信说的“从此友谊当益加厚”是什么滋味了。松坡图书馆两处馆舍,一处在西单附近的石虎胡同,一处在北海里头的快雪堂,徐志摩住在石虎胡同,梁启超办公的地点在快雪堂,闲暇时节,梁思成常约了林徽音去快雪堂玩,有时志摩去了,也不回避。志摩呢,觉得大学在一起玩玩也挺好的。有次听说徽因去快雪堂,他也去了,只见大门闭着,门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用英文写着:


  Loverswanttobeleftalone.

  汉语意思是:情人不愿受干扰。

  志摩见了,只得怏怏而去。


  这一段说的太长了。这一段,实在是太有意思了,由不得就多说了几句。我想说的是,一件史料的订正,对一个史实的呈现,有着多么巨大的意义。再就是,爱情之火,是压抑不住的,只要有机会,还是要爆发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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