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崔莺莺、杜丽娘和林黛玉的爱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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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崔莺莺、杜丽娘和林黛玉的爱情观



摘
要：本文对崔莺莺、杜丽娘和林黛玉三位女性在爱情道路上不同层次的追求和体验进行比较和讨论，反映封建时代不同阶段的女性，为了追求真正自由美好的爱情，与残酷而不合理的封建礼教作斗争的艰难和执着。与此同时，通过对其进行比较分析，抨击了千百年来禁锢、压迫广大女性的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观念，并对当代女性在爱情婚姻面前，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关键词： 爱情观
封建礼教
叛逆 觉醒


爱情是人类历史上永不败落的主题，也是从古到今点缀文学的一曲优美的歌。崔莺莺、杜丽娘和林黛玉，她们的叛逆爱情，成为元明清时代三颗璀璨的明星，划出了妇女运动的爱情轨迹。但她们对爱情的传递和追求的历程各有异同。
一、
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爱情历程

崔莺莺所处的元代，一方面民族压迫政策在客观上强化了“门第观念”，使魏晋以来的封建等级婚姻制进一步畸形发展。在《西厢记》中，老夫人极力维护“相国家谱”的清白，“三辈子不招白衣女婿”，就是这个原因；另一方面由于蒙古统治阶级对汉民族文化比较隔膜，统治阶级崇信佛道，更有甚于儒教。儒家的独尊地位和它的思想统治比较历代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造成了思想界相对松动和活跃的局面，这些都有助于崔莺莺叛逆思想的萌生。另外，元初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废除了科举，当时有“九儒十丐”之说，文人的社会地位降至最底层，他们不得不混迹于教坊勾栏，嘲风弄月，创作了大量有关爱情、婚姻的杂剧，使俗文学登上了大雅之堂，社会风习为之一变。这种时代因素，势必会给当时门第已明显败落的崔莺莺提供“非礼”的契机，启发了她的叛逆爱情思想。在《西厢记》中，崔莺莺、张君瑞一见钟情的地点就在普救寺，爱情酬答的情诗，也都受到当时社会风习的影响。杜丽娘和崔莺莺都是贵族千金，教养和经历颇为相似，但杜丽娘所处的环境更为令人窒息：明代的统治者大力推崇程朱理学，皇帝后妃亲自编写提倡贞操节烈的妇女道德教科书，大肆旌表所谓的贞妇烈女，以束缚和愚弄广大妇女。由此可见，明代的妇女在精神和肉体上所受到的压迫和摧残更为严重。这种理学统治的强化，使杜丽娘根本不能像崔莺莺那样邂逅青年男子。因此，杜丽娘的爱情只能靠自己的本能觉醒，靠自己灵与肉的不懈追求，因而，她的反抗比崔莺莺更加主动、坚决、彻底，性格也更为坚强。晚杜丽娘一百多年的林黛玉，正处于封建社会发展到烂熟的时期。一方面封建统治阶级到了运终数尽、无可挽回的地步；另一方面，为了维护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他们更加穷凶极恶。贵族、大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垄断商业和手工业，进行高利贷剥削，农村失去土地的人口游离出来，社会阶级分化更加加剧，高利贷和商业资本大大活跃，农产商品化的过程不断加快，城市工商业进一步发展起来。这时新兴的市民力量有了发展，市民思想明显抬头了。林黛玉的思想就有这种市民思想的因子，但林黛玉的这种思想只能是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表现在她的性格中，就有了多愁伤感的一面。从她们的家庭因素来看，崔莺莺、杜丽娘的父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她们的爱情，但可以说，他们的主观动机并不坏，只是以传统礼教来尽上辈的职责，没有理解女儿的苦心罢了。天伦之乐，母女情长还是有的。另外，崔莺莺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离不开红娘的穿针引线、热情鼓励，否则别说是结成夫妻，连互通情愫也不可能；《牡丹亭》中，天真的春香虽不如红娘，但对杜丽娘的青春觉醒也有所启发，而林黛玉却双亲俱亡，寄人篱下，贾府正如探春所言：“一个个像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难怪林黛玉发出了“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沉痛控诉。林黛玉正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培植了自己爱情的幼苗。从崔莺莺到杜丽娘再到林黛玉，她们所处的环境越来越恶劣，正因为如此，她们爱情的底气也愈来愈足，叛逆性也越来越强
二、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爱情内涵

崔莺莺、杜丽娘和林黛玉，她们都具有反对封建婚姻，追求自由爱情的共性；但表现出来的爱情内涵却又有别。我们可以从作品中的矛盾冲突入手，来研究这个问题。


在《西厢记》中，最主要的矛盾发生在崔莺莺和崔老夫人之间。崔老夫人要女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甚至要红娘“行监坐守”，使礼教的枷锁牢固的禁锢女儿的身心。崔老夫人如此处心积虑，用封建礼教调教好女儿，其最终的目的，还是想通过封建宗法制的“父母之命”，把崔莺莺许配给一个“门当户对”的名门望族，以维护封建家族的利益。正如恩格斯所言：“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工具，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非个人的意愿。”但事与愿违，崔莺莺却竭力反对父母包办婚姻，要求郎才女貌的结合。她与张生佛殿相逢后，就“非礼而视”，接着隔墙联吟，更是“非礼而听”，“非礼而言”。老夫人赖婚后，她骂母亲是“狠毒娘”，对封建家长表示强烈的不满。最后终于“非礼而行”，与张生私自结成夫妻。由此看来，《西厢记》中的矛盾冲突，表面上是家庭内部的母女冲突，实质上是礼教卫道者和追求自由爱情的反礼教青年之间的矛盾冲突。——即“情”与“礼”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个外在的“情”“礼”矛盾，与崔莺莺内在的“情”“礼”矛盾——青年女子内心的情感要求与无形的礼教藩篱之间的矛盾——内外交流，相辅相成，都是生活化了的“以情抗礼”，这种“以情抗礼”的爱情内涵，作者又以舞台上的胜利，给仍然生活在压抑中的人们一种心理的满足。虽然这种胜利不得不以矛盾双方的妥协为代价，以张生中进士然后完婚的陈旧的大团圆模式来完成，但毕竟张扬了受压抑“情”的权力，对封建礼教某些方面形成有力的冲击。

在《牡丹亭》中，似乎并不存在与杜丽娘相对立的反面人物，杜丽娘的梦中之爱，以及死而复生与柳梦梅结合，都不曾遭到父母的反对和干涉，杜宝对他们婚姻事实的反对，出现于全剧的结尾。然而，作品又确确实实写出了封建意识作为一种社会势力对杜丽娘的压制，使人感受到她在一张看不见的罗网中挣扎。杜丽娘的父母一个是国家栋梁，为官清廉正直，一个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他们决不是坏人，作为封建常规道路上的成功者，他们以自己的“爱”给予女儿深重的压迫；杜丽娘的塾师陈最良，是个考白了头发的老秀才，作为封建常规道路上的失败者，也只是拿社会教导自己的东西来教导杜丽娘，同样给予杜丽娘深重的压迫。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把杜丽娘当作一个可以塑造的“物”，而决非有个性的“人”。作者如此描写杜丽娘所处的环境、周围人物，深刻揭示了她面临的对手不是某个人、某个家庭，而是由这些人物所代表的整个正统意识和正统社会势力。杜丽娘这个有情的人与无情的世界就这样无形而尖锐的对立着。而进一步抗争的结果，这种人与环境的矛盾便必然转化为“情”与“理”的矛盾，在明代理学思想强化的特定时代，汤显祖认“情”是指生命的欲望，生命活力的自然和真实的状态，“理”是指使社会生活构成秩序的是非准则。“理”具有制约性，而“情”具有活跃性，两者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汤显祖“以情抗理”的理想，即杜丽娘所追求“天然之情”，追求人性与人的本能，在晚明的黑暗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杜丽娘的现实结局只能是含恨而死，以杜丽娘之死作为全剧的结局，批判性不深刻，所以在写出压制力量强大的同时，他还要写出反抗力量的强大，使生命自由意志与陈腐的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达到尖锐的程度。这种强烈的反抗在现实中是缺乏可能的，于是汤显祖就给了“情”以神力，能起死回生。于是，一切现实中不能实现的理想都在虚幻的世界中寻得了寄托。“情”终于战胜了灭绝人性的“理”，个性解放的潮流终于战胜了程朱理学。汤显祖在《题辞》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表明作者并非追求情节的离奇，而是要通过离奇的情节来表现人们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意志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抹杀，它终究要得到一种实现。文学的本质功能之一，是以创造自身生活的方式提出生活方向，汤显祖“以情抗理”的巨大创造，明显给俗世中的人们一种启发，一种精神的食粮或反抗的酵母。

在《红楼梦》中林黛玉自幼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成长历程，使她从未有过家的感觉，因此，她完全依赖于她所爱的人，她总把贾宝玉看着是她生命的全部，她的一切总是以贾宝玉为中心，她时时刻刻地想着贾宝玉，担心着贾宝玉。然而现实是残酷，她的期望值越高，失望越大。比如，她就从不劝宝玉入仕途，所以宝玉始终把她看做人生知己，当作精神支柱。在第三十二回中湘云以仕途经济劝宝玉时，宝玉旗帜鲜明地说：“林妹妹从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和她生分了”。黛玉听后又喜又惊，又悲又叹，从此也结下了心病。同时，她勇敢地争取自己的幸福，敢爱敢恨，明知与宝玉不可能结合，还是对宝玉一往情深。贾宝玉做梦，梦交的对象是秦可卿，他不做梦时，唯一的与他有过性关系的人是花袭人。秦可卿死了，他悲伤得吐血，晴雯死了，他写了著名的芙蓉诔。因此，林黛玉的爱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这就无怪乎她是整日以泪洗面了，是谁使得林黛玉猜忌、多疑、尖酸、刻薄？是宝玉，是大观园的环境，是可恶的封建制度。她和贾宝玉那叛逆的爱情，使她与周围环境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她常常存在不可名状的压抑感，“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林黛玉具有一种不和世俗同流合污的孤高自许的品格和多愁善感的情性，这种性格特质和她自身所处的环境、地位、出身、教养是紧密相关。这使得她本来就不好的身体雪上加霜。在这场爱情中，林黛玉完全丧失了自我，丧失了自身生命的价值。她在无限的忧郁中怅然死去""""

崔莺莺和杜丽娘、林黛玉无疑地是我国文学史上三个清丽夭娇、彪炳千古的
女性艺术形象，她们都是非常美丽多情的少女，都有高深的文艺修养。崔莺莺和林黛玉能诗善文，杜丽娘擅长丹青，能自描一幅令人倾倒的真容。更为重要的是，她们都在爱情问题上悖逆封建礼教，成为反抗礼教压迫的妇女的艺术典型。三位女性代表了不同社会环境下和因地位、出身、教养等条件不同而性格迥异的“这一个”特定的典型。


杜丽娘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艺术形象，她的爱情象一首梦幻曲，只有在睡梦中才享有柔蜜甜美的爱情，一回到现实世界，除了道貌岸然的父亲杜宝和迂腐酸臭的六十多岁老秀才陈最良之外，她从没有接触过异性。杜丽娘不象林黛玉那样，死于爱情的被扼杀，而是死于对爱情的徒然渴望。这个形象是对中国封建禁欲主义有力的揭露，是对明代严酷的礼教统治的激烈反叛。


崔莺莺和杜丽娘、林黛玉一样，也渴望自由幸福的爱情，高深的文学素养使她同样具备一种女诗人的多愁善感的气质。但是，崔莺莺有别于杜、林二人，她的出身比杜、林二人高贵显赫得多，她不象太守的女儿杜丽娘那样象一只金丝雀似的被拘禁在家庭的樊笼里，也不象孤凄无援的林黛玉那样得天独厚可以在大观园这个女儿国中和贾宝王厮爱厮亲。显赫的门第，相国小姐的地位，高深的封建文化修养，已经和郑恒定了亲的特殊身份，这一切都使她在爱情的道路上起步维艰。她一方面热烈追求爱情，另方面又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因此，她有“乖性儿”和“假意儿”，既撒娇，又撒野，这种欲说还休、欲罢不能、深沉曲折、迟疑反复的性格非常突出。


崔莺莺“郎才女貌”的爱情观源于她对封建婚姻的清醒认识和对美好爱情的向往；杜丽娘的“因爱而死，因爱而生“源于她对爱情的至情至深的彻底追求，而林黛玉“情投意合”的爱情况则源于她对浪漫爱情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