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林则徐的社会发展观（2）

蒙古王

第二，从林则徐自身来看，他深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这使得他在思考问题时总是以于国于民的实际利用作为最基本的出发点。

近代今文经学思想，孕育于18世纪末，以庄存和刘逢禄等人为“启蒙大师”，到19世纪中叶，就为龚自珍、魏源等“今文学之健者”发挥起来，而生于1785年的林则徐，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今文经学兴起、发展的时代，受影响颇多。

林则徐的早年教育带有浓厚的“经世致用”色彩。青少年时期的林则徐基本上是在鳌峰书院就学，对他影响最深的，要算其父林宾日，宗前辈林希五和鳌峰书院主讲郑光策三人。林宾日是一位作风比较正派，行为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方面是一位比较开明的倾向于经世之学的人物。他讲求从先哲遗著中吸取“时义”，反对脱离实际、逃避现实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林希五是一位在当时封建士大夫中比较敢说和敢干的人物，他“梗直独揉”，愤于福建吏治败坏，敢于“触怒权贵”，揭发贪官污吏，致遭诬害而“下狱投荒”。郑光策讲求“明体达用之学，未遂厥实，士林惜之“，他不仅自己作风正直，愤于吏治腐败，倾于经世致用之学，且还强调学生先要明确志愿，鼓励后学树立经世匡时之志。

在上述三位学者的影响下，林则徐一开始就倾向于经世致用之学，他非常喜欢阅读郑光策所喜欢的“经世有用之书”，从而，通过经史典籍的学习，便使他有可能接触到我国封建文化的某些优良部分……由于倾向于经世匡时的思想指导，使他重视现实斗争，在江苏、湖北为官之时便政绩突出。最终，“
十一月十五日（1938年），道光帝第五次召见林则徐，“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1]

林则徐对道光帝的任命也感到阻力甚大，曾再三推辞，因道光帝不允许，并对林寄托殷切期望，所以才承担重担，他说：“侍戌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汤火，只得贸然而来。”[2]林则徐在临行前向他座师沈维鐈（鼎甫）辞行时也慷慨表示了只以国事为重，不计个人成败的坚决态度，他说：“公夙以天下事为己任，感上殊遇，毅然成行，而中外柄臣，有忌阻之者。京朝官，故人子弟，亦以边衅为公虑，公谒座师沈鼎甫侍郎曰：‘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不敢不竭股肱以门墙辱’，相顾涕下，遂出都。”[3]美商的描述也表现了林则徐的决心：他“气度庄重，表情相当严厉坚定……上唇浓密的黑短鬚，下巴留着长鬚”。[4]



[1]

来新夏编著：《林则徐年谱》（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9页。


[2]

林则徐：《致叶小庚函》，见林则徐书札，转引自来新夏编著：《林则徐年谱》（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3～204页。


[3]

《续碑传集》（卷二四），转引自来新夏编著：《林则徐年谱》（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页。


[4]

威廉"亨德：《广州番鬼录》，第136～137页，见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