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杜甫、林则徐的忧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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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文人义士忧国忧民者多矣，然因其出身地位文化素养个人经历的不同，对“忧国忧民”这一概念又做出了不同的诠释。有因国而民者，有因民而国者，有暂弃君国而为民者，不同的人物，表现出不同的风范。

屈原的形象是以两种姿态在我头脑中出现的，一是芰荷为衣芙蓉为裳高冠长铗芳草在手而飘然云中的浪漫，一是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忧愁幽思泽畔行吟的无奈。而这两种姿态也就分别被演绎为清高圣洁的品质和忧国忧民的情怀。

我所说的“演绎”也许近于苛刻，但却一直以为，屈原之所以伟大，除却文学史上的成就和清高圣洁的品质名副其实外，其忧国忧民的情怀更多是历史炒作的结果。通常所谓的屈原已被刻意理想化，拥有诸多美丽光环的同时，成为后人内省自视的参照，也承载起滋养后人的使命。

我无意于对这位德高望重的先驱进行否定，冒天下之大不韪来破坏历史在人们心中构建起的神圣，所以，也不妨变换一种说法：经过了诸多文人雅士的鉴定或签印题款，一卷原本杰出的画作的升值也是必然。

但我依然置疑于屈子的忧民情怀，尽管一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经过了后人更多的演绎，其作为论据的证明力度依然微弱。

其树立政治理想的基础究竟是怎样的？是追求个人价值的体现，还是面对社稷苍生的责任？他是以至善至美的古圣贤作自己立身行事的榜样的，而对古圣贤的仰慕并非对儒家孔孟的肯定，只是楚文化中的近乎于宗教般的狂热膜拜。这种狂热，来自于是时的楚文化体系，来自于自信不凡的纯洁无暇的贵族血统。而是时楚文化所具有的宗教性，则决定了了对个人价值的追求，对彰显个性的渴望。

“鸾鸟凤凰，日以远兮。”当屈原被流放在外时，我们不否认他对国家命运的关注，然而这种关注是基于对民生状况的担忧，还是基于对自己贵族血统的捍卫或自恋自怜？或者也包括了因为自己的高傲而无法承受的委屈？但至少他是有机会于流放中象杜甫一样关注民生状况的呀。是什么使他与这种机会失之交臂？强烈的个性价值的追求，彰显自我的欲望，在与社会现实的激烈冲突中，使得屈原关注自己的程度胜过了关注民生。

心忧楚国，系心怀王，存君兴国，而后及乎民生。屈子是站在自己构建的一个高度来俯视百姓的。
杜甫则不然。杜甫更多的是站在民众之间仰望苍穹。

凭轩涕泗，骨立形销，步履蹒跚，住杖攒眉。他没有高贵的出身，有的却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他没有高傲的敏感，有的却是“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以隐忍求担当的酸辛。

平民的出身及置身战乱中的颠沛流离强化了一介小民的痛苦感受，真正的民众的痛苦经验是忧民情怀的基础，只有来自这种基础的忧虑才最为真切，也才最能为“忧国”提供参考价值

而儒家的道德修养又使其痛苦感受理性化、普及化。“儒冠多误身”，个性的彰显虽已被约束，但自觉于儒家的道德规范，将对个人价值的追求纳入整个社会体系的建设，将自己的所有的磨难与委屈和着那杯浊酒独自消受，而流出的却是悲天悯人的热泪，发出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之士俱欢颜”的面对苍穹的真诚的祈祷。

屈原自比于圣贤，代圣贤而立言行事；杜甫则追慕圣贤，思担当而悯人悲天。故而屈原之忧，忧自身正道难行；杜甫之忧，忧天下凋敝民生。前者更执着于自己的高洁，随着理想的破灭而成全了自己，而后者则始终如一地站在民众的立场，希望以自己的瘦弱之躯搭建起上达天听的桥梁。

但二者又都是将理想抱负寄托于明君圣主的，离开了圣主仁君，其所谓的“存君兴国”和“再使风俗淳”也便更多地仅仅停留于“忧”的痛苦之中。能够将生死置之度外，弃荣辱得失而真正担当关于民生之责任的，当推近代的林则徐。

放开禁烟英雄不论，当他自权力的顶峰跌下，一下子由封疆大吏而成为流放边境，获罪论处的罪人时候，他的最为令人钦佩的地方，则在于角色转换中的豁达，在于对角色转换后自身价值的实践和责任的定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同样是被弃而不用，屈原以刚见折，因为他容不下半点的加之于身的滓垢，他所直接负责的君王并没有认可他的价值，林则徐却在些许的牢骚无奈后，以拙养刚，走出私利荣辱，暂置君王于一旁，面向民众，直接对百姓和历史负责。

先是戴罪治水黄河，而后北疆屯田固边，南疆勘察荒地，以羸弱之躯承受的还不只是烈日风霜之苦，“羁臣奉使原非分”，“头衔笑被旁人问”，更为痛苦的是来自于内心的屈辱。但这种痛苦并没有束缚住真正的英雄，与其反复揩拭自己的伤口，咀嚼自己的痛苦，倒不如在这千里黄沙万里戈壁上留下更多的实实在在的利民业绩。

为国为民是一种理想，而对于众多的古代知识分子，这种理想的实现却需要由当政者来提供一个操作平台，离开了这个平台，理想只能归于理想，这既是理想者的不幸，同样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哀。当这种理想能够真正摆脱拘囿时，个人价值的体现也就完成了一次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