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青：林则徐后代的外交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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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青近影
“林则徐的后代搞外交就更要爱国了”
粤海销烟扬我威，但悲港岛易英徽。
国耻家仇今尽雪，只缘华夏已腾飞。

坐在凌青大使的客厅里，读着他在香港回归时书写的铿锵诗句，竟勾起了他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时一段难忘的回忆。

他说，在中英两国达成协议半年后，从北京传来一道指令，给我的外交生涯增添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一页。那是1985年6月的一天上午，我如约同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汤姆森大使，一起来到联合国法律事务部，完成把中英联合声明登记的法律手续。联合国主管法律事务部的副秘书长是德国人弗莱施豪尔。我和汤姆森大使互相微笑握手，再一起将中英联合声明中英文本递交给副秘书长，随后摄影留念。弗莱施豪尔说，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一起向联合国登记一个条约，这在联合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当时，我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那是一种对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狂喜，只是外交礼仪不允许一个外交官有超乎寻常礼仪的表现罢了。

凌青大使略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办完登记手续，我回到代表团，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汤姆森大使哪里知道，站在他对面的竟然是100多年前在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的玄孙。这件事让我以无比自豪的心情告慰了先祖，又为自己在联合国的5年任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话题自然转到联合国的日常工作上。凌青如数家珍地谈起了他在联合国5年的多边外交生涯。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他积极参与促成中国恢复和加入多个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国际组织，如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设立联合国开发署北京办事处、成功竞选国际法院大法官，并且实事求是地降低了我国分摊联合国费用的比例。更使他感到欣慰的是1981年选举联合国秘书长时，他坚定地执行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一贯立场，在长达16轮的秘密投票中，始终不渝地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候选人，最终使来自秘鲁的外交家德奎利亚尔当选。从此，联合国开创了一个不成文的先例：联合国秘书长在各大洲轮流产生，而不是像原来那样主要在发达国家中选拔，且任期不超过两届。

记忆的长河又回溯到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开始了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外交部派凌青以对外友协理事身份参加接待。当美国代表团乘坐的班机即将着陆时，凌青突然发现机场大楼前还悬挂着一幅十分醒目的大标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凌青敏锐地察觉到，此时此刻高悬此标语不妥。在来不及请示的情况下，他便断然决定，立即将此标语取下。这在极左思潮泛滥期间，需要怎样的胆识和魄力啊！事后证明，他的这一决断完全符合国家的利益。

1974年，身为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副司长的凌青率团出席在加拉加斯举行的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承担了与委内瑞拉建交谈判重任。他不辱使命，与委内瑞拉签署了建交协议。次年，他被任命为中国首任驻委内瑞拉大使。

凌青不会忘记，在他踏进外交部大门的那一刻，当时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总理面见他时说的一句话：“林则徐的后代搞外交就更要爱国了。”凌青不仅牢记在心，且用终生的奋斗履行着总理对他的谆谆教诲。
为毛主席当翻译

凌青，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五世孙，1923年生于北京。曾祖父是林则徐的第三个儿子。凌青少年时代正值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在北平四中读高中时，亲眼目睹日军侵占华北和对中国实行残酷统治。“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凄凉景象极大地激发了他的爱国心。他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在燕京大学，他参加了进步组织“学生读书会”，同兄姐一起为解放区秘密运送物资，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伪警察局开始大肆搜捕进步学生。白色恐怖笼罩，地下党将凌青等人转移到聂荣臻领导下的晋察冀军区。在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当了两年干事，后于1944年夏辗转到达革命圣地延安。20岁刚出头的凌青被分到中央军委外事组，负责与美国政府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联络和接待事务，直到1947年美军观察组撤离延安。这是凌青长达半个多世纪外交生涯的起点。其间，有时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当翻译。毛主席“同三位西方记者的谈话”（1946年12月9日）一文已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那次谈话的翻译兼记录就是凌青。不计个人名利也许是那个年代革命人的普遍特质，他几乎忘了这件事。1996年黄华将一份记录手稿交给他时，他才忆起了这件事。他马上把手稿交中央档案馆，自己连一个复制件也没留。

凌青原名林墨卿，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改成现名，以避免亲人因他受连累。凌青说，当时自己思想比较激进，既然没有被日本人抓到，而是“凌空而去”到了革命根据地，于是将姓改为凌。至于名，“青”字与卿谐音，还有焕发革命青春之意。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先祖林则徐的这句话规范了凌青一生为人处事的原则。

新中国第一对“伉俪”大使

1951年，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凌青随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乔冠华和毕季龙等人到了开城板门店。凌青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机要办公室主任。释俘工作全面展开后，为抽调译员，1953年凌青匆匆赶回北京。就在这一年，他结识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另一半——张联（新中国第十位女大使）。张联当时在外交部驻满洲里联络处任俄文翻译，因公出差，与凌青同住外交部东单招待所，他们在渤海饭店吃饭时，偶然相遇。也许是缘分让他们邂逅并结为连理。

提起这段姻缘，凌青自认为幸运，他不无幽默地笑称，因为当时的姑娘选择对象重德不重貌，我那时30岁出头，算是年轻的老干部，不然，才貌双全的她怎么会看上我呢？张联则表示，他举止文雅，彬彬有礼，一副书生学者的样子。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凌青和张联比翼双飞，先后去了欧洲的罗马尼亚、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南美洲的委内瑞拉中国大使馆和联合国代表团任职，为了祖国的外交事业，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地球。

1991年，身为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的张联被任命为中国驻斯里兰卡兼马尔代夫大使。她与凌青作为新中国第一对“伉俪”大使成为外交界的一段佳话。在张联出任大使期间，凌青正作为福建省政协副主席为家乡尽力。他分身无术，不无愧疚地表示，过去张联一直在使馆辅佐他的工作，此次他却不能随行。张联嗔怪他不关心自己的事情，凌青则信心十足地说，他相信张联有能力胜任大使工作，因为她一直主管南亚地区事务。
“生逢其时，无怨无悔”

“生逢其时，无怨无悔”这是凌青总结一生时，经常讲的一句话。凌青已进入耄耋之年，但他却说，想不到，离休后，时间仍然那么不够用。

1990年，凌青应新加坡福州会馆邀请，在新加坡主讲“林则徐”，讲演由新加坡原常驻联合国代表许通美大使主持。1991年，他推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考察团到福建泉州考察，最终确认泉州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他在任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会长期间，重点同美国和日本的民间友好人士和团体进行广泛接触，定期举行研讨会，向斯诺家乡派访问学者，并组织出版了大量外国友好人士的著作。其中仅出版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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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系列丛书就达50余册。1995年，凌青在林则徐的出生地福建建立了“林则徐基金会”，他游走四方，在港澳台的同胞中反响强烈，他们纷纷捐资，用于爱国主义教育和禁毒宣传。为了挽救受毒品残害的青少年，从1998年6月开始，基金会筹建了一个自愿戒毒所——则徐戒毒中心……

由于他孜孜不倦地工作，赢得各方广泛的赞誉，慕名而来的人请他写诗、填词、写对联。不是诗人和书法家的他，又不得不从头练习书法和写诗词。

在他84岁高龄时，一本凝结着他终生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奋斗的传记《从延安窑洞到联合国》即将问世，这将是老人给新中国外交史贡献的又一份厚礼。

作为一位新中国外交的元老和见证人之一，在他的晚年，既高兴地看到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和迅猛发展，又不无忧虑祖国所面临的内外挑战。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时，他填了一首词，就是这种心境的写照：
立党为民谋富康，几度沧桑，屡铸辉煌。
得来不易好时光，满目朝晖，龙舞东方。
漫漫征途多险障，内有殷忧，外有强梁。
愚公奇志需弘扬，冲破狂涛，胜利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