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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深圳《晶报》2008年5月6日
历史常常在螺旋式上升，一些主题总会轮回复现。正在迎接第四次西方挑战的中国，和林则徐们第一次迎接西方挑战有时空的不同，却有某种相近的内容。志在挺进国际舞台、努力成为世界主流国家的当代中国人，究竟以怎样的姿态应对西方挑战？170年前首次向西方列强亮剑的林则徐，能告诉我们许多经验和教训。
林则徐：向西方列强亮剑的英雄
陈冰
当奥运火炬在海外传递经受波折、西方各种力量交织在一起发出“抵制”中国的声音时，让人容易想起林则徐，想起直面西方挑衅并且亮剑的林则徐。
林则徐的时代和我们相去甚远，但遭遇的情形却颇有相似之处。林则徐所处的中国，虽然封闭落后，但并没有招惹谁，却不得不经受鸦片的侵害和坚船利炮的攻击，他必须做出回答；我们所处的中国，日渐开放强盛，也没有招惹谁，我们只想办好全世界托付给我们的奥会会，但怎么也想不到会招来欧美一些组织、媒体和政客们无知的攻击和恶意的诽谤，我们必须出招。林则徐们与我辈共同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有胆有识地迎接西方挑战？
实际上，中国现在正迎接第四次西方挑战。第一次西方挑战是鸦片战争，为了贩卖鸦片和获得贸易利益，西方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门户，林则徐们予以抵抗但以失败告终；第二次西方挑战是1899年美国政府发出第一个对华门户开放照会以来，中国所面临的被西方列强瓜分的挑战，在冲突与合作中以二战同盟国的胜利而告终；第三次西方挑战是中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所面临的价值观、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的挑战，以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圆满；第四次西方挑战则是中国目前正面临的挺进国际舞台，成为世界主流国家的挑战，西方会玩尽手段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千方百计地保持自己的强势地位。
无论中国怎样诚心和热望，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遇到路障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也只有亮剑，才能劈开前路，搬去路障，为人类文明灌注鲜活的生命力。那么，怎样亮剑？
也许，林则徐能告诉我们点什么。于是，笔者前往福州的林则徐故居，在他成长的足迹中寻找智慧的源泉；到广东虎门造访林则徐销烟池、威远炮台、沙角炮台等抗英遗址，驻足于鸦片战争博物馆、林则徐纪念馆，去体悟他的哪些品格和思想至今是对外开放的精神资源。当看到林则徐在查禁鸦片时写在自己官邸上的对联时，思绪一下子飞得遥远且豁然开朗；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这副楹联的上联告诫自己，要广泛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才能把事情办好，立于不败之地；下联砥砺自己，当官必须坚决杜绝私欲，才能像大山那样刚正不阿，挺立世间。是的，这是天地良知，是人类共同敬仰的精神品格，也是处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关系的凛然正气。
林则徐曾向西方列强亮剑，而纽约的大街上却矗立着他的塑像，来来往往的各国人都要尊敬地看一眼；他毅然决然地同大英帝国的鸦片贩子和侵略者开战，但他去世后不久，英国人就为他制作了蜡像，在杜莎夫人蜡像馆陈列了很长很长时间。清朝驻英国大使使节团成员刘锡鸿在参观杜莎夫人蜡像馆后记载道：“入门右首，则林文忠公像也……文忠前有小案，摊书一卷，为禁鸦片烟条约。上华文，下洋文。夫文忠办禁烟事，几窘英人﹔然而彼固重之者，为其忠正勇毅，不以苟且图息肩也，可谓知所敬。”
而在本世纪初，英国记者罗布·吉福德（Rob Gifford） “怀着崇敬和羞愧的心情”，
拜谒新疆伊宁的林则徐塑像。他是在妹妹到上海发出“哇，他们也有小汽车开”的惊叹后觉得没有尽到记者的职责，于是从上海出发，沿312国道西行到达林则徐的流放地，报道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思，让西方人了解发展着的中国。在那里，他完成了《中国道路》一书的最后一章，结论是中国将走向世界，因为一百多年前的林则徐已竖起了路标。
亮剑的，被世人铭记；而委曲求全的胆小鬼，则被扫入历史垃圾堆。没有听说过谁为查办林则徐的道光皇帝塑像，也没听说过谁为割让香港、令洋人开怀的琦善制作蜡像，倒是让西方人恨之入骨的林则徐，一次又一次在世界闪亮：1928年，国际联盟在国际禁烟会议上确定把虎门销烟开始的6月3日定为“国际禁烟日”；1987年，联合国第42届联大又把虎门销烟完成的翌日6月26日定为每年的“国际禁毒日”；2000年，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决定，将中国天文学家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林则徐星”，林则徐禁毒和治水的业绩，再次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公认。
历史常常在螺旋式上升，一些主题总会轮回复现。在我们接应第四次西方挑战时，重温历史，看看林则徐们是怎样亮剑的，也许会得到不少启迪。
胆从识来，林公看穿洋人野心
亮剑，不是言词的慷慨激昂，也不一定非要刀光剑影，而在于对事态发展的前景准确预测，进而做出掷地有声的应对策略。林则徐的剑之所以锋利，就在于挑开了西方人从事鸦片走私背后的侵略野心。
鸦片战争前夕，在一次次叩开中国大门的努力失败后，大英帝国的殖民开拓者想到了最简捷也是最恶毒的工具，他们要用鸦片来压断一个民族的脊梁。从19世纪30年代起，英国商人欣喜若狂地把鸦片船开到广东沿海，要么擅自闯入内海滋事，要么通过走私危害军民安危，多次酿成武装冲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马克思语）。
鸦片危害日甚一日，清廷甚忧，于是政治上有了驰禁派和严禁派。太常寺卿许乃济主张弛禁，认为“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浮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还不如“仍用旧制，照药材纳税，但只准以货以货，不得用银购买。”鸿胪寺卿黄爵滋则主张严禁，以重治吸食为先，“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现任文武大小各官，有逾限吸烟者，照常人加等，其子孙不准考试。”
无论驰禁还是严禁，这两位官员看到的只是眼前，提出的策略也便显得轻浮。唯有林则徐看到鸦片泛滥带来的亡国危机，他在奏折中陈述：“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这正是英国大量走私鸦片的真正用意所在。因而未等皇上批示，林则徐就开始在自己任总督的湖广两省厉行禁烟，收缴烟土、烟膏与烟具，并配制“断瘾药丸”，供人戒烟，亲督焚毁缴获的烟枪和鸦片，成效卓著。举棋不定的道光皇帝从林则徐的远见中认识到严禁鸦片的迫切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于是决定禁烟。八次召见林则徐后，道光皇帝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禁烟。
林则徐的胆略，来自于他的远见卓识。在智力竞争为主的当代，面对西方挑战更需要“识”而非“力”，林则徐已为我们提示了剑刃的锋利究竟该在什么部位。也因为洞察到了英国人的贩卖鸦片背后的真经，他才敢于大胆出击，奏响震惊世界的虎门销烟。
虎门销烟，该出手时就出手
禁烟并非一声令下就可完成。面对“注重证据”的西方人，林则徐在入广州之前．已部署弄清广州受鸦片毒害情况，查找各家烟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1839年3月抵达广州后，他便在次日发布公告，声明“与海口事件（即鸦片走私）无关者，一概不更准理”，之后陆续发布《晓谕粤省士商军民人等速戒告示》、《颁发查禁营兵吸食鸦片规条》等，这不仅是向广州官员、百姓和外国人讲明白他的职责所在，也是为了驾驭极其复杂的局面：如果为了禁烟而把中外正常的进出口贸易一并禁绝，必将带来世界舆论的声讨，置自己于被动之地。
3月18日，林则徐在官邸越华书院传见广州十三行洋商，严正指出鸦片走私骗人钱财害人性命，“此人心共所愤，亦天理难容，”谕令洋商呈缴鸦片，“出具夷字汉字合同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感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处，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林则徐还郑重宣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鸦片贩子颠地极力反对缴烟,以为交出一笔可观的贿赂就可相安无事,不料林则徐再次发布谕令,“该夷颠地诚为首恶，断难姑容,”下令包围商馆缉拿颠地,“听候审办”。英国驻华商务代表义律闻讯后从澳门火速赶到广州，企图带走颠地，林则徐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下令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一切外国船只封舱，当天晚上封锁商馆，并且撤走一切差役和中国雇员。
迫于形势，各国在粤商贩纷纷缴出鸦片，按照清政府的法度，照式具结。颠地的宝顺洋行缴出1700箱，占第二位，出具“甘结”后被林则徐驱逐出境。到5月18日，林则徐坐镇虎门亲督缴烟，共收缴烟土19187箱，总重量1188127公斤，并于6月3日起拉开“虎门销烟”的帷幕，历时23天，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纯洁的道德良知和反抗侵略的决心。
虎门销烟后，英国议会举行是否对华发动战争的辩论，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格拉德斯通说：“我不知，也没有读到过比这个战争在起因上更不正义，比这个战争更足使我国永远背上耻辱的战争。”而曾任英国驻广州领事、后来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元凶包令，内心对林则徐充满了敬佩。在1851～1852年合刊的《皇家亚洲协会中国分会会刊》上，刊有他写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的生平及著述》一文，其中说林则徐是“中国政治家中最卓越的人物”。“在中国，可以说林则徐是该国人民的缩影——那个庞大帝国的舆论，集中表现在这个人身上。他是中国一位理想的爱国志士。他是圣人，而且是万圣之圣。他把自己的智慧同传统的智慧结合了起来。”他“太伟大了，不会被人遗忘”。
林则徐打击了西方人，反倒得到一些西方人的赞许，这究竟是为什么？除了他在收缴鸦片的地点、验收、押运、存储、看管、守卫及销毁等各个环节做了无懈可击的指令和安排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他是按照西方人习惯的方式行事的。指出贩卖鸦片是“天理难容”，用的是普世价值，西方人不是不知道；到达广州后，他即公示自己的职责所在，是西方契约思想的体现；明确走私鸦片“一经查处，货尽没官，人即正法，”与西方法制精神不谋而合；对颠地等不法分子缉拿归案，必然是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林则徐基本上是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禁烟行动的，也就让西方人无懈可击，并且得到一部分西方人的同情和尊重。这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极其宝贵的经验。
依法办事，首用国际法维权
林则徐的确是最早利用国际法保护自身权益的先驱。1839年，在广州禁烟的林则徐感受到来自英国的威胁，为了在与英国的交涉中能够知己知彼，迫切需要了解一些战争、国家交往的原则。当时，给林则徐充当翻译的袁德辉“眼看与英国交恶迫在眉睫，遂建议林则徐留意万忒尔的权威著作。”这部著作就是瑞士国际法专家滑达尔（E.
Vattel）的《各国律例》（The Law of
Nation）。最初于1758年用法文出版，次年被译成英文，享誉欧美，是外交官、领事官必读的经典。
虎门销烟结束后，林则徐来到美国传教士兼眼医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的诊所，请其翻译该书。伯驾对林则徐的拜访记述如下：“病例第6565号，疝气。
林则徐，钦差大臣……他最初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治病，而是要求翻译滑达尔《各国律例》中的几段文字，这本书是商会会长送给他的；内容涉及战争及其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等。”
林则徐很快把《各国律例》的相关条款应用到处理涉外关系事务中去，其典型案例是“林维喜案”和禁销鸦片上。1839年7月，英国水兵在九龙尖沙咀村内醉酒闹事，打死村民林维喜，林则徐引用《各国律例》第249条第4款“守法”中有关“往别国，遵该国禁例，不可违犯，必罚以该国例也”的属地管辖原则，要求英国商务代表义律交出凶手。同样，林则徐以“各国有禁止外国货物不准进口的道理。贸易之人，有违禁货物，格于例禁，不能进口”为依据，认为主权国家中国有权禁止鸦片进口。
林则徐将国际法作为处理涉外案件的依据，从中国法制史研究的角度而言，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法学专家认为，虽然林则徐仍不曾也不可能放弃中国是“天下之中”、“天朝上国”的观念,仅仅是从对夷斗争策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角度利用“国际法”的,但这毕竟是中国人注意到“国际规则”、进入“国际社会”的开始。
林则徐首开利用国际法维护权益的先例后，中国翻译了大量国际法著作，同文馆成了当时中国法学类译书中心。后来的外交官曾纪泽、薛福成等，均援引国际法处理与各国的交涉事务，如中英喀什噶尔交涉、南洋诸岛主权争端等外交事件，均是国际法用于外交实践的成功案例，难怪法国使馆代办哥士奇恼羞成怒地抱怨道：“那个让中国人了解我们西方国际法秘密的人是谁？杀死他，绞死他；他将给我们带来无数的麻烦。”而在今天，利用国际法来维护自身权益，已是最主要的手段之一。
学习西方，知己知彼方可胜出
并不是说林则徐已具备当代人的见识和头脑。在国门被西方列强用鸦片挤开一条缝时，林则徐不可能超越时代局限，他也有愚昧之想。“虎门销烟”后三个月，英方仍在不断挑衅,
身处海防一线的林则徐已嗅到战争的气味，但对策却很荒唐。他认为一旦爆发战争，中国肯定能够取胜，主要理由是:“夷兵除枪炮外，击刺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在相当长时间内,林则徐对英国人“腰腿僵硬”、“屈伸皆所不便”、“一仆不能复起”深信不疑。
不过，林则徐的最可贵之处是敢承认自己对外了解不多，因而在广州官邸写下了那副著名的对联来勉励自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他把南粤知名学者梁廷枏等聘为顾问，又将几名会英语的华侨、教会学校学生招为幕僚，翻译西方书报，了解“夷情”。今天看来,这是最正常之举,但在当时却饱受非议。堂堂钦差竟将几乎被称作“汉奸”的这等人招入幕中,确实需要勇气。为了进一步了解敌情，林则徐还直接与洋人打交道,曾在虎门接见了美国传教士裨治文，表示想得到地图、地理书和其他外文书，特别提到想得到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所编《华英字典》，更是突破“夷夏之防”的惊世骇俗之举。
林则徐与洋人接触越多，越感对其了解不够。为了战胜敌人，林则徐需要知己知被。他组织人员把外国人讲述中国的言论翻译成《华事夷言》，作为当时中国官吏的“参考消息”；为了了解外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将英商主办的《广州周报》译成《澳门新闻报》；为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又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为《四洲志》，成为中国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介绍西方地理的书（此书后来被好友魏源整理成《海国图志》）。
林则徐率先提倡、实践的“师夷”之说，是他精神世界的一次巨大飞跃,也是近代中国精神世界的巨大飞跃,具有石破天惊的启蒙意义。50余年后,康有为认为“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公始译洋报，为讲求外国情形之始。”百余年后,历史学家范文澜称赞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今天，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我们更要学习西方，谦虚总能让人进步。
鸦片战争，英军在广东无机可乘
随着对西方的认识不断加深，林则徐深知英国殖民者一定会用武力侵略中国。他一边在广东禁烟，一边积极备战，修建炮台，拉拦江木排铁链，相信“民心可用”，招募五千多渔民编成水勇，屡败英军的挑衅。在1839年下半年，取得九龙之役、川鼻官涌之役等反击战的胜利。1840年1月5日，清廷授林则徐任两广总督。
林则徐在快速知晓西方，而道光皇帝却仍在天朝大国的梦魇中自我膨胀，也就不能不盲目骄傲，断然下旨停止英国贸易。虎门销烟已让英国怒气冲天，此时停止对英贸易更是火上浇油，1840年4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发动战争的决议案，派兵侵略中国。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舰船40余艘及士兵4000人的机动舰队从印度出发到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早已做好战争准备的林则徐，击退了英军的进攻，他们在广东无机可乘。英军之后转而攻击厦门，亦被有准备的闽浙总督邓廷桢击败。不过沿海各省除林则徐和邓廷桢外，均未事先备战，因此英军接着北犯浙江，顺利攻陷定海。8月，英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威胁清政府。道光帝急忙派琦善与英方谈判，将林则徐“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之后的事一发不可收拾，清政府被迫与英国政府议约，全部接受了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1842年清政府正式签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赔偿二千一百万银元，上海、广州等五大口岸被迫开放给英国人贸易和居住。
英雄流放，生前寂寞生后名
林则徐忍着屈辱踏上戍边之途，一路上仍忧国忧民，不为个人的坎坷而唏嘘。当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在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担当国家重任的名言。
到达新疆，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从伊犁到新疆各地“西域遍行三万里”，实地勘察了南疆八个城，加深了对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他从所译资料中发现沙俄对中国的威胁，促成了他抗英防俄的国防思想，成为近代“防塞论”的先驱，进而提出“屯田耕战”，有备无患。他还领导群众兴修水利，推广坎儿井和纺车，人们为纪念他的业绩，称为“林公井”“林公车”。在临终时，他告诫“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林则徐的远见卓识，已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林则徐去世后一百多年来，他的名字一次次闪亮，终究成了全世界尊重的名人。而不顾时势、安于现状的清王朝，“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马克思语）。”
林则徐的剑锋，就在于顺势而为，在于超越时代前看几步，在于他虚心学习、倾心应对，按国际公认的法则出牌，因而他“以他的勤奋、改进政府工作的强烈愿望以及全力为民谋利的信念而著称”。美籍华人学者张馨保所著《林钦差与鸦片战争》一书中，对林则徐进行了更加全面的分析与评价：“在所有19世纪的中国政治家中，林则徐的形象和影响都超过了其他人。鸦片战争对中国国内的发展和外交关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广州之行是为了建立一项新的外交政策，为广州贸易制度改革或更现代化的机构打下基础，更重要的是为了同西方不可避免的、日益增加的接触作好准备。”
魏源根据林则徐《四洲志》整理、完善的《海国图志》，更是成了日本人迅速速掌握世界脉搏、实行明治维新、快速崛起的“眼睛”和“指针”。假如中国人对自己的英雄厚待一点，从他身上多学一点，近代史一定不会太懊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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