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则徐到郭嵩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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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头一个50年（1840－1890）的中国历史是用铁与火、血与泪写成的。在此期间，林则徐（1785一1850）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中国人；郭嵩焘（1818－1891）

则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他们大体是相隔一代的历史人物，其言行又恰好足以代表这一

时期的开端和结束。百年沧桑，感慨良多。凭吊这两位爱国志士，比较其异同和遭遇，也

许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从毁誉迥异谈起

林则徐以抗英禁烟的壮举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虽然他曾遭受过昏愦的统治者不

公正的惩罚和非议，但生前就已恢复名誉，死后更是赐美谥、厚抚恤、建专祠，极尽殊荣

。而在广大爱国人士心目中，他一直是无可非议的民族英雄，是廉洁和勤政爱民的模范。

即使在19世纪的英国，他的正义行动也赢得广泛的赞誊和尊重。他生前身后受到人民由衷

的尊敬理所当然。

郭嵩焘的遭遇却大不相同。当他答应出使英国之后，朝野的卫道士们简直视之为卖国

贼（此处掉了一段字，不是太重要－－袁）冷遇，在当时是不小的屈辱。甚至到了20世纪

80年代，也还有人认为：“郭嵩焘为虎作伥”，“为李鸿章对英妥协投降唱赞歌”，“丧

心病狂”，“崇洋卖国”　董蔡时：《左宗棠评传》第154－15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北京

不能简单地把林、郭的荣辱看作个人偶然的际遇。在这些历史现象后面包含着时代和

历史的奥秘。


薄　　　　　　　　≈泄传统爱国主义的结晶

林、郭所受褒贬都直接来自对爱国主义的理解。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

、关系日趋紧密的人类共同体。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之一是群体意识非常强烈。其突

出表现是在内忧外患中形成的爱国精神代代相传，历久弥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民族文化心理中，爱国已成为最高的道德规范。

从生前直至今天，林则徐备受尊崇的首要原因在于他是伟大的爱国者。“苟利国家生

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云左山房诗钞》卷六

。　这已经成了激励后来者的千古绝唱。他的爱国主义包括哪些主要内容呢？

  第一，为国兴利除害。

他所以如此坚决地禁止贩卖和吸食鸦片，在于他看到烟毒蔓延“是使数十年后，中原

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林则徐集》奏稿中601页，中华书局北京。　。因此，”明知入于坎囗。。。。。。

冀为中原除此巨患，拔本塞源。“　林则徐：《致沈鼎甫》，《鸦片战争》（二）第567页

，新知识出版社上海。　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意识是历代志士为国献身的思想基础，

林则徐继承了这种优秀传统。这种品德是在优秀文化传统的熏陶和长期实践中逐步养成的

，他登上仕途特别是出任地方官以后，关心民瘼，对漕务、盐政、救灾和水利等关系国计

民生的要政，都认真研究，革除弊病，采取各种措施，力苏民困。尤其是对病民很深的水

灾、漕运等项十分留心，锐意兴修水利，并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建议。在他看来，”天下未

有万人忍饥，肯听一家之独饱者。“　林则徐：《劝谕捐赈告示》，《林则徐集》公牍第

3页。　为了巩固原有的社会秩序，就不能不亟于兴利除弊。以此为出发点逐步培育了他对

国计民生事事关心的高度责任感。这是他的爱国主义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二，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

爱国主义大量地体现在日常给予国家和人民的奉献中，但它的最强音往往迸发于祖国

处于外敌威胁的危难之际。禁止何种货物进出口，这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禁止毒

品贸易更是保护人民、维护国家尊严的正确措施。可是，清政府在推进这项正义事业时，

英国政府却不顾国际关系准则，成了国际贩毒集团的不光彩的支持者。面对比己方强大得

多的侵略者，林则徐坚定、卓越地领导了广东地区的反侵略战争，在反侵略斗争史上写下

了光辉的一页。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英军北犯得逞，朝野议论叠起，道光皇帝出尔反尔，昏

味地谴责林则徐之际，他出于”每念一身之获咎犹小倍国体之攸关甚大“的爱国热忱，

严正地表示”。。。。。。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即尧舜在今日，亦不能不为驱除。

。。。。。。而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若谓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

则彼之以鸦片入内地者，早已包藏祸心，发之于此时，与发之于异日，其轻重当必有辨矣

。“　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林则徐集》奏稿中第883、884页。　从

而有力地批驳了侵略有理的谬论。

同时，与空谈维护天朝威严、讨伐”奸夷“之辈不同，林则徐把爱国热忱与筹划防务

的切实行动密切结合起来。他与大吏商绅和衷共济，从炮台的修筑、军械添置到兵勇的整

顿招募，特别是利用民力，组织团练，随在设防，保卫乡土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

作。

第三，反对侵略与虚心了解外国情况和维护各国人民正常往来相结合。他不但注意了

解敌方当前的动态，组织人员翻译外文报刊，而且主持囗译《四洲志》，努力改变对西方

历史和现状的无知状态；翻译国际法，运用新的知识捍卫国家的利权。同时，他敢于正视

船炮落后于西方的现实，积极购置洋炮夷舟，这些都迈开了近代中国人了解世界和学习西

方的第一步。尽管这一步走得还很小，且有许多不足之处，却是艰崎长路的极其宝贵的开

端。他还反对良莠不分，在多数场合区分了贩毒者与从事正当贸易的商人，区分了侵略国

与非侵略国的商人；并反对封港闭市的错误主张。所有这些都令他的爱国主义言行具有前

所未有的内容，开始显示近代色彩。

在古代中国，敌强我弱的态势也曾一再出现。但在那时，中国弱中有强，在文化上通

常都比自己的敌对势力强一些。因此，尽管在斗争中也要千方百计探听敌方情况，却从未

出现过在文化、经济、军事等方面对手都明显地高于自己，不得不以他们为师的状况，林

则徐及其同时代人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变化的深刻内涵。翻开林氏遗文，传统的天朝上国

盲目自大的语句俯拾皆是；他还不可能跳出这个窠臼。但出于一个致力经世致用的著名人

物的求实态度，他敢于正视现实，因而以对国家命运高度负责的精神认认真真地研究对手

，并不惜引进对方物质文明（如船炮）和精神文明（如国际法）的成就作为保卫自己国家

的手段。在近代中国，维护国家独立，增进人民福祉一直同能否正确对待西方文化有不可

分割的关系。林则徐给中国爱国主义的传统增添的新内容也离不开这个中心。

  第四，爱国与忠君结合。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两者本是一物的两个方面。林则徐还不可能超越这个传统。道光

二十二年（1842）他赴戍边疆之际写道：”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人事如棋

浑不定，君恩每饭总难忘。“　林则徐：《壬寅二月祥符河复，仍由河干遣戍伊犁，蒲城

相国涕泣为别，愧无以慰其意，呈诗二首》，《云左山房诗钞》。　不忘君恩与制伏正在

蹂躏中国的”犬羊“就是他最关切的两件事。这是他在生离死别之际的真情流露。他自己

的表白与历史记载都说明”感上殊遇“，为君分忧，正是林氏”早知身，蹈危机“　林则

徐：《致姚椿、王柏心》、《林则徐书简》第19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而毅然赴

粤禁烟的重要动力。

以上情况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哺育了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情操，使他成为与岳飞、文天

祥等并列而无愧的民族英雄。

  近代爱国主义的发展


与林则徐一样，郭嵩焘也是在传统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他没有林则徐那么显赫的

声名，但凡林氏所有的爱国主义品德，他也不缺乏。

同林则徐一样，郭嵩焘在反对贩卖和吸食鸦片一事上，态度非常坚决。在出使期间，

他与英国朝野人士积极联络推动英国禁止贩卖鸦片；与此同时，他于1877年3月、7月两次

奏请朝廷设法严禁鸦片。他晚年回到家乡，深知已无法指望政府在禁烟问题上有所作为，

便联络友人组成禁烟公社，要求各人从推动乡党宗族做起，积极清除毒患。他甚至留下遗

言，不准子孙后代吸食鸦片，”有犯此者，先请改姓，勿为吾子孙可也。“　郭嵩焘《玉

池老人自叙》第110页，光绪十九年养知书屋版。

在鸦片战争期间，郭嵩焘也积极参与了反侵略战争，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他应聘奔

赴浙江学政幕下，曾赋诗明志：”磨盾从戎真自许，好谈形势向鲛门。“　郭嵩焘：《出

都杂感》，《郭嵩焘诗文集》第576页，岳麓书社1984年。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虽然他

对朝廷及前线统帅的部署颇有微词，但在津沽一带襄助僧格林沁办理防务尽心尽力。1859

年，大沽口之战中，”炮石如雨之中，无肯来营者，又独渠一人驰至“。僧王深受感动，

誉之为”见利不趋，见难不避“　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第9页。　的君子。翌年，英

法联军占领北京，他正在家乡养病，就近为胡林翼（时任湖北巡抚）画策：”传檄山东、

河南、山西、陕甘，会师勤王。“　《郭嵩焘日记》（一）第40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

1年。

事实雄辩地表明，林郭两人尽管地位不同，但起点相同，爱国品德并无二致。两人当

然也有差别，这些差别的内容和意义是什么？是不是这些差别令郭嵩焘蜕变为”崇洋卖国

“的代表？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和考察的。

林郭两人的首要差别表现在如何认识西方和处理同西方的关系上。

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19世纪，西方列强是一身而二任：既是侵略者，又是富强和先进

的榜样。中国等落后国家要捍卫自己的独立就要以自己的对手为师，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

逻辑。这类国家的任何历史人物的千秋功罪都要受到这个历史逻辑的制约。于是，如何对

待西方列强和西方近代文明便成了摆在近代中国人面前的重大课题。

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所以具有近代的因素，正是出于他的求实的敏感，开始感觉到时代

变化的气息。不过，总的说来对于这个巨变他仍然处于很不自觉的状态。比如，在林氏遗

文中，传统的天朝上国盲目自大的语句俯拾皆是，这是中华民族仍然处于沉睡未醒状态的

反映。

时间又过了将近20年，英法三次挥兵北上，终于演出了京津失陷，火烧圆明园的惨剧

。这个创巨痛深的事件震憾了一些有识之士，他们沿着魏源的足迹摆脱儒家”怀柔远人“

、严”夷夏之辨“等信条，试行提出一套新的对策。与林则徐一样，郭嵩焘也以留心经世

致用著称于世，他实事求是地研究了历史和现状，提出了一套新的对外关系理论。他用情

、势、理三字概括其要点：

（一）所谓”情“，就是要考求洋情。

他认为举国上下懂得夷情的寥寥可数，处置失当，自在意料之中，在他看来，考求夷

情有三个要点：

一是要设立专门机构，培养专门人才，对外夷要悉通其情伪。1859年2月他给皇帝上书

说到：”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

窃以为今日御夷之窍要，莫切于是。“　《四国新档庇⒐档》下，第854页，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台北。　这是重申林则徐、魏源多年前的主张，但15年后郭氏还要为

此一再呼吁，并在两年后才勉强实现，而实际情况却无根本性的改善。


二是认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基本要求在通商求利，应该以这个基本情态为处置双方关

系的依据。中法战争期间，他在总结自己的观点时写道：”顷数十年，汽轮车船夺天地造

化之奇，横行江海，无与为敌。而究其意之所极，贾市为利而已。其阴谋广虑、囊括四海

，而造端必以通商。迎其机而导之，即祸有所止，而所得之奇巧转而为我用，故可以情遣

也。“　郭嵩焘：《致李傅相》，《郭嵩焘诗文集》第214页，岳麓书社1984年。　这个结

论既肯定西方列强有霸占世界的野心，又认为其基本目的和基本手段是通商谋利。正确认

识和处理这个基本关系，不但可以遏止外祸，还可以利用外国所长发展自己的国家。同那

些死抱着天朝大国心态，仍把西方各国看作蛮夷的官僚士子们的认识相比，这是一个更加

高明和深刻的结论。与这个认识密不可分的，是郭氏认为西方列强当时并不以灭亡中国占

领土地为目的。

应该指出，郭嵩焘作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没有也不可能接受世界现状、国际关系

和外交学等基本知识的系统训练。他是靠为数不多的材料和虚心考求去认识外部世界的。

今天看来，令人惊奇的不在于他的认识有所偏颇，而是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高出一筹。

郭氏是在19世纪90年代各国阴谋瓜分中国的狂潮到来之前说这番话的。当时的西方列强确

实还以开辟商品市场作为与中国交往的基本要求，这既是资本主义追逐利润本性的体现，

又是当时西方各主要国家分别陷入程度不等的国际或国内纠纷，暂时没有吞并中国的余力

所决定的。从这个角度看，郭嵩焘对世情或西方列强之情的认识具有当时中国历史条件下

的相对正确性。

三是要认识中西关系与历史上的夷夏关系迥异。在抵达欧洲之前，他已一再申明：”

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　

《郭嵩焘日记》（三）第124页。　他认为一定要如实认识这个情况，方能处理好对外关系

。经过在英国近一年的实地考察，他的认识又有新的发展，终于痛心地写道：”三代以前

，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

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夷狄也。

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　《郭嵩焘日记》（三），第439页　这些话没有

准确地说明世界历史，可是它不但否定了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夷夏观念，而且正视了中国在

文化上已落后于西方的现实。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变化。


（二）所谓”势“，就是要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确定以和为主的战略方针。


”从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开始，中国朝野便不能不承认敌人的船坚炮利，在这方面不能

不师夷长技。但他们中的多数人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中国的礼乐教化远胜于西方，也就是

说，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远胜于西方。这是他们观察和处理中外关系的精神支柱，也是他

们一再作出一些愚蠢可笑行动的思想基础。

与流行的观念大相径庭，郭嵩焘认为中国正处于全面的弱势。这个弱不仅在物质层次

，且包括整个文化系统。他曾向几个挚友吐露：“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

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　《郭嵩焘日记》（三）第548页。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中

，道是文明教化的核心。这段议论认为在世界的新格局中中国已沦为背离文明教化的无道

之邦，而敌手的文明开化程度远胜于己。郭嵩焘是经过认真考察后才不得不承认这个残酷

的现实的。他到英国一个月后，仍然认为：“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

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　《郭嵩焘日记》（三）第147页。　经过一年左右的观

察，他的认识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才得出上述新的结论。

据此，他认为中国一定要实行以和为主的方针。早在1860年他便写道：“值衰弱之时

，外有强敌，而侥幸一战之功者，未有能自立者也。。。。。。。弱则一以和为主。。。

。。。未有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衬考埠簦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

之心，如明以来持论之乖戾者也。”　《郭嵩焘日记>（一）第393页。　他对中国战争史

的评论是否恰当，这是有待另行讨论的课题。但是，任何清醒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史学家

都会承认，处于弱势的一方不可轻易言战。在鸦片战争后的头50年，在战略上以和为主，

是不是一个较佳的方案呢？不妨在全面介绍了他的理论及其依据后再予评论。




（三）所谓“理”，就是摒弃愚蠢的蛮干，冷静地按照条约、法例和常理处理同外国

和外国人的关系。

1861年，有感于近20年来夷务工作一再出现的怪现象，郭嵩焘曾沉痛他说：“吾尝谓

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

诈。中国尽多事，彝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

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夷患至今已成，

无论中国处之何如，总之为祸而已。然能揣其情，以柔相制，其祸迟而小。不能知其情，

而欲以刚相胜，以急撄其怒，其祸速而大。”　《郭嵩焘日记》（一）第469页。　切莫以

为这是充满买办意识的软骨头为了讨好洋人而羞辱自己的祖国。相反，这是充分意识到自

己的责任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泣血自省，为国减祸的苦衷溢于言表。他是研究了大量的历史

事实后才得出这些结论的。

他自己就经历过这么一件事：英法联军之役随着1858年《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

后条约》的签订本已告一段落，可是翌年换约时，清政府措置失当，导致1860年英法联军

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不得不在批准原有条约的同时，续订了《北京条约》，损失了更

大的权益。郭嵩焘曾一再分析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在《北京条约》订立后十多天时写道

：“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泊夷船

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诱致夷人，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

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夷人之来有辞，当求折冲樽俎之方，不足与

用兵。即势穷力战，要使理足于己，庶胜与败两无所悔。”　《郭嵩焘日记》（一）第40

6页。　这个情况在曾国藩同其亲信的谈话中也可得到参证。他说：“咸丰九年，洋人来换

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

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然至今亦未闻以九年诱击夷人为非者也。”

　《吴汝纶日记》（同治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转引自黄囗：《花随人圣庵摭忆》第495－

4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他们的说法同当时在现场指挥的英国公使卜鲁斯的报告如出一

辙。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650－653页，三联书店1957年北京。

　所以，郭嵩焘对清廷办理夷务的批评和据理办事的建议并非无的放矢。应该指出，1859

年换约时，英法要以武力护送公使进京，无疑是践踏中国主权的侵略行为；但当时他们并

非蓄意立即发动战争，经过耐心谈判，矛盾不是无法解决的。

郭嵩焘一再批评的另一不依理办事的现象是各地组织民众一再进行的反入城斗争。《

南京条约》订立后，广州、福州、潮州等地都曾因拒洋人入城而引起大小不等的纠纷。在

郭嵩焘看来，条约必须严格遵守，利用人们狭隘的爱国心理组织所谓反入城斗争，是非常

愚蠢、不足为训的，必须坚决劝导制止。1865年他在广东巡抚任内，就曾处理潮州入城事

件。后来他曾多次论及这一类事件。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位朋友“述悉衡州之驱逐夷人，

及省城会议不准夷人入城，以为士气。吾谓夷人顷所争，利耳，并无致死于我之心。诸公

所谓士气，乃以速祸而召殃者也。”　《郭嵩焘日记》（一）第469－470。　ァ　∽苤

，处理夷务必须情势理结合，以和为主，努力避战的主张，是郭嵩焘总结多年来在对外关

系中因愚昧无知给国家带来重大灾难而提出的。这个主张要求从中国落后和衰弱的现实出

发，以理约束自己，避免逞气蛮干和无知蠢干；也以理去对待对手，争取以条约和法理约

束他们，减少他们的祸害，并争取以其所长为我所用。当然，他的个别判断亦不恰当，例

如，对列强攫取中国领土的野心看得过轻了，大片北方领土正是在这期间丧失的。不过，

作为有高度忧患意识的爱国者，他并没有丧失对帝国主义的警惕。他在晚年曾对文廷式说

过：“洋人敦朴，有古风，然窥伺中国实未尝一日忘之，如有内乱及水火盗贼之变，恐各

国将来乘机裂我土地，事当在二十年内云。”　文廷式：《志林》第13页，《文廷式全集

》第二册，大华印书馆1969年，台北。　另外，有些概括也不够全面：譬如，从中国的落

后和执政者的腐败断定中国无道不无道理，但对西方各国无道的一面（如侵略别国的残暴

行为）却缺少有力的揭露。尽管有这些不足，然其基本精神却是符合实际或切合中国需要

的，理由十分明显：

1焙投灾泄有利。这既由于中国贫弱，也由于中国需要时间完成社会经济体系的转化

。

2焙褪强赡艿摹Ｒ蛭多种因素的制约，在1840年后的50年间，瓜分中国，或掠夺中国

本部领土还未成为列强的当前行动方针。

3鼻蠛捅苷降幕本方法是依理办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授人以柄，减少对方挑起战火

的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