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则徐到郭嵩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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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的主张包含着显然与林则徐不同的观点，其主要差别表现在：

  一是对西方文明的态度。

林则徐虽然勇于了解西方世界，但终其一生也没有像郭嵩焘那样明确肯定西方文明，

也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的夷夏观念的羁绊。他到澳门巡视，总是觉得“夷服太觉不类”，“

婚配由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夷俗也。”　《林则徐集》日记，第351页，中华书局。　

他甚至郑重其事地向道光帝报告：夷兵腿足“屈伸皆所不便”　《林则徐集》奏稿（中）

，第676页。　，一再流露出对西方的鄙视。魏源认为有教化之国不得谓之夷狄，赞扬西方

的政治制度，这些都没有听到林的回响。
  二是对驱赶洋人的态度。

林则徐主张在禁绝鸦片的同时，必须保护同各国商人的正常贸易。但是，他不理解这

种贸易发展的结果是各国人民往来必然日趋密切。他对广州开其端的各地反对洋人入城的

斗争一直持赞赏和支持的态度。晚年回到家乡，他仍积极发动和领导了福州驱赶洋人的斗

争。“英夷因广东停其贸易不许入城，改而之闽入省城，住神光、积翠二寺，则徐率绅士

倡议驱之。虑其以炮船来海口恐吓，数乘扁舟至虎门、闽安诸海口阅视形势。”　《林则

徐传》，《闽侯县志》卷六十九，1933年刊。　这段记载准确地反映了林氏力图驱赶洋人

离开通都大邑，只准他们在小范围活动的态度。

与林氏相反，郭嵩焘认为不准各国人民自由出入，游历交往是蔽于一隅的偏狭之见。

因此，洋人到中国各地经商和游历是宜加保护的正常活动。他对反入城斗争非常反感，深

知所谓士绅阻洋人入城，实际是官吏在背后作祟。他悲愤地写道：“湖南又有殴击洋人之

案。自办理洋务四十年、每一阻拒洋人，则开一衅端。至于广东禁使入城，而洋祸乃烈；

。。。。。。抑思洋人之游历也有条约，其指名游历也有照会，一切假朝命行之，而至今

相承不悟，是以义愤阻拒洋人，而先已违背诏旨。夫且无以自解，又何辞以解于洋人？则

亦在官者积惯成习，不明事理之过也。”　郭嵩焘：《复姚彦嘉》，《郭嵩焘诗文集》第

201页。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外冲突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当时世界面临的重要课题是：通过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贸易往来把各国经济纳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

史进步过程。由于种种因素的汇合，这个过程赖以实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比较顺

利，有的十分漫长和痛苦，但总的趋势是无法逆转的。在19世纪，各国强迫中国通商和开

放的暴虐行径，不幸也包含着这个历史进步过程的内容。这是非正义的血污与历史生机并

陈的历史辩证法。因此，鼓动狭隘的爱国情绪，不分皂白地驱赶洋人是不足为训的历史阴

暗面。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是郭嵩焘而非林则徐。

林、郭两氏是相隔一代的历史人物，郭氏能有更为明达的认识是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

家顺应历史潮流而有所前进的表现。当时李鸿章也已感受到各国人民的往来和贸易是不应

也无法抗拒的。他说：“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　李鸿章：《

复刘仲良中丞》（光绪二年九月十四日），《李文忠公全集迸罅藕稿》卷十六，第30页

。　这个感慨一语中的。这是当时主张中国改革、开放的开明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共识。不

过，这类人物为数太少，他们的认识没有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所以郭氏倍感孤独；而他

受到咒骂不过是中华民族前进步伐过于缓慢的表现。

简单说来，林郭在对外关系上的差异体现着先驱者的前进步伐。林则徐固然是无可争

议的民族英雄；郭嵩焘的爱国热忧也不让人，他的历史功绩是把爱国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

水平。

  近代救国道路的探索


郭嵩焘与林则徐的又一重大差别是救治中国道路的选择。

历史赋予近代中国的严峻现实是：不改变中国的现状就无法抵御强敌。作为致力于经

世致用的地方大吏，他们都对中国的腐败现象有深刻的了解。林则徐曾经吐露自己的感受

：“今日时势，观其外表，犹一浑全之器也，而内之空虚，无一足以自固。”　林则徐：

《致邵懿辰》，《林则徐书简》第299页。　特别是对科举和军队的腐败，他曾经有过绝望

的叹息。郭嵩焘则从中外对比中看到了中国落后的严重状态。要外抗强敌，保卫国家就必

须治理整顿内部，这是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用魏源当时所说的话就是，“以治内为

治外。”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第177页，中华书局1976年。　问题是如

何治内才能救国。

林则徐选择了在原有轨道上去除积弊的道路。无论是水利、漕务、盐政、吏治、军制

还是课赋、救灾、禁烟，凡关心民瘼、讲求实际的历代官员所能办的，他都尽力去办，有

的还办得相当出色，不愧为清廉能干的地方大吏。可是，他的努力无补大局。中国必须摆

脱以手工劳动、自然经济为基础的龙钟老态，向以机器和商品为标记的近代经济蜕变。这

是国家富强的基础，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救国的唯一道路。尽管林则徐最先提出了“师敌

之长技以制敌”的主张，但他的补苴罅漏措施无法推动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变。在军事上，

购买西方的军事装备和按西方的样式改进军火生产都无法令清军焕发新的生机。在经济上

，他曾在云南积极整顿银、铜等矿。可是，这些传统的旧式矿业，由官给资本，产品绝大

部分归官所有，靠手工劳动，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风马牛不相及。在整顿中他曾建议“似

（拟）仍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加奖，歇亦不迫，则官有督率之权而无著赔之累

。”　林则徐：《查勘矿厂情形试形开探摺》，《林则徐集》奏稿（下），第1145页。　

这不是林氏的创造，而是固有的经营形式。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生产过程的承包，绝大

部分产品的流通，仍在官府控制下。这种方式没有改变这些矿山的固有性质。林则徐的这

些思路举措，无非是道光年间统治者对面临变局的严峻形势和改革的迫切性缺乏足够认识

的缩影。鸦片战争后头20年，特别是太平天国革命烽烟尚未点燃的40年代，本是弃旧图新

的大好时机，却因他们的好梦未残而白白流逝。

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才真正使统治阶层中一部分人惊醒。他们意识到老大

的清帝国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变局”，“借法自强”或“自强求富”开始成为他们认真讨

论的课题。真正自觉性很高的爱国者必然是救国道路的探索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郭嵩焘的富强理论即对救国道路的探求，成了他的爱国主义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60年代开始，以富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逐渐兴起。郭嵩焘是这个学习西方的自强新

政的积极支持者。从咸丰九年（1859）始，他便一再向朝廷提出种种有关建议。翁同　騄

　留下这么一段记载：“郭筠仙来，其言欲遍天下皆开煤铁，又欲中国皆铁路。”　《翁

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年正月十三日）第15册，丙子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影印。　

恨不得中国立即臻于富强之境，一般洋务派人士的眼光通常仅停留在物质层次上，他们办

军事工业、办民用工业和交通、电讯，开发矿山，但极少关注社会关系的改造。郭嵩焘的

眼光比他们深邃之处在于懂得物质层面建设的成败取决于深层次的社会运行机制的调整和

改造。

郭嵩焘提出的富强之路有哪些要点呢？

第一，以发展私营工商业为富强之基。

早在1866年，郭便上书总理衙门，提出两条重要意见：一是撤销出海的禁令，撤销一

切禁止民间经营工商企业的禁令，使商人早已暗地购置轮船经营的对外贸易合法化，鼓励

人民制造轮船和经营工商谋利。二是令官办事业投入市场营运。以轮船为例，应该由商人

公举市舶司，“其官置之火轮船，亦归市舶司经理，一例与商船装运货物，稍备船役工食

及岁修经费。”。　《郭嵩焘日记》（二）第608页。

这些建议蕴含着三个重要思想：首先是与洋人竞争的商战思想。与正在流行的御侮无

非整军经武的见解相反，他认为要“使商民皆得置造火轮船以分洋人之利，能与洋人分利

，即能与争胜无疑矣。”　《郭嵩焘日记》（二），第608页。　这比郑观应鼓吹商战，约

早10年左右。

其次，确认民富是国强的基础。他认为只有商民获利既厚，才能输税国家亦常丰，这

也是西方富强奥秘所在。后来，他进一步作了解释：“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

贫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

专在民，不在国家也。”　郭嵩焘：《与友人论仿行西法书》，《郭嵩焘诗文集》第255页

。　从这点出发，欲国家富强而只热衷于官办军火工业，或办民用工业的同时却给民营工

商业设置重重障碍，都是南辕北辙。

再次，必须以利导民。在他看来，承认利的巨大作用，以利为导向，使之与国家富强

结合，这是国家盛衰的关键所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必须“求富与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

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斯利国之方也。”　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

》第340页，岳麓书社1983年。

郭嵩焘发展私营工商业的主张是对清廷自强道路最早的否定。后来，像左宗棠这样的

洋务派也已认识到，工矿“官办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也。

”　左宗棠：《与周谓臣提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六十三，第24－25页。　不

过，这已是10年以后的事了。

第二，以讲实学为富强之源。

他同许多有识之士一样，深悉令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沉溺于诗文八股，无非是“悉取

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使稍知有实学，以挽回一世人之心，尤为

当今之急务矣。”他所说的实学就是西学。所以，他建议：“此时宜广开西学馆，使稍服

习其业，知其所以为利，庶冀人心所趋，自求之而自通之，日久必能收其效。”　郭嵩焘

：《致李傅相》，《郭嵩焘诗文集》第343页。　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可以决定整个社会的

风气。郭氏考虑的正是决定人心趋向的本源。

第三，以“急通官商之情”为富强的根本。

郭嵩焘是基于两方面的情况提出这个意见的。一是对西方富强本原的了解。他请教过

许多外国人后得出一个结论：西洋立国，在广开口岸，资商贾转运，因收其税以济国用，

是以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　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第34

1页。　揭示了西方各国的本质是在资产阶级（商贾）管理和支持下努力扩展资本主义经济

。因此，要像西方那样富强，就必须”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西用西法之基。“郭嵩焘：《

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第345页。　二是他深感中国官民隔阂非常严重。1859年

他曾当面向咸丰皇帝提出：”今日以通下情为急。“　《郭嵩焘日记》（一），第215页。

　可是，这么重大的问题却被皇帝轻轻岔开了。10多年后，郭氏再一次向朝廷提出这个问

题时，一般的官民关系已具体化为官商关系，先驱者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郭嵩焘的上述三点主张勾画出一条中国走向富强之路。这些主张抓住了由古代社会向

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这是一条真正的救国道路，它远比一般洋务派的见识高明，更切合

中国社会进步的需要。这也是林则徐时代所没有解决的课题，作为鸦片战争后第二代思想

家之一的郭嵩焘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


从林则徐与郭嵩焘的差异可以引出两个重要结论：

第一，这是历史发展带来的差异。

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危难的加深及有识之士对西方了解的加深，制定新

的措施以应付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避免纠缠小事，酿成不必要

的冲突，以利中国的改革及救国道路的探索已经成为这个时期爱国主义题中应有之义。除

郭嵩焘以外，王韬、郑观应、黄遵宪、薛福成等人都曾为此呕心沥血。这是中华民族觉醒

过程的重要记录。他们的对策不能见用则预示着中华民族苦难的加深。


第二，这是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的差异。

一是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林则徐就是这样的英雄。这类爱国主义

在各个时期和不同制度下通常都被认可和推崇为道德的楷模，因为它涉及的主要是保卫而

不是改造原有的社会和传统。

另一类型的爱国主义致力于除旧布新，改造原有的社会运行机制，从困境中挽救国家

。由于这类爱国主义言行是对传统的挑战，且必然触犯某一社会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往

往遭到出自不同动机的訾议。郭嵩焘就是这类爱国志士的代表之一。

郭嵩焘在清末屡遭物议，实在不难理解。既然他的许多意见已经超越了传统，那些固

步自封的人，特别是那些只能靠死抱四书五经八股时文升官发财之辈怎能不视之为离经叛

道呢？

至于20世纪80年代中对郭嵩焘的责难则源于已被中国史学界多数人抛弃的史学方法。

这种方法的根本特征是按照作者固有的结论去编排史料，描绘人物，使之黑白分明。论者

谴责郭嵩焘”卖国“的卑劣，是为了反衬左宗棠爱国的高大形象，却没有注意到剪裁中的

破绽。

例如，论者把1874－1875年间清政府内部”塞防“与”海防“的讨论定为”爱国与卖

国之争“，主张两者并重的左宗棠是爱国路线的代表。可是，力主”兼顾水陆之防“，西

北塞防与东南海防”其隐忧皆积而日深而未可偏重者“(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

嵩焘奏稿》第242页)的郭嵩焘，却不知为什么成了”卖国“的罪人！

论者认为左宗棠进军新疆是爱国壮举，而郭氏同时在英国的外交活动则是卖国，理由

是他在一份奏摺中建议清政府接受英国的调停，承认阿古柏占领的地区为藩属。可是，论

者却不说明这个奏摺有个附件，是原摺尚未发出时便加上去而与原摺构成一个完整的文件

，清廷也是同一天（光绪三年八月十三日）批示的，附件报告了报载阿古柏逝世其子袭立

的消息后，建议”乘俄古柏冥殛之时，席卷扫荡“，”如幸西路军务成功有日，不独此摺

可置不论，即英国派员调处一节亦必自行中止。“　郭嵩焘：《喀什噶尔剿抚事宜请饬左

宗棠斟酌核办片》，《郭嵩焘奏稿》第376－377页。　按照论者的逻辑，郭氏不是既提出

了”卖国“建议，又有爱国主张吗？至于一个拟议中的建议是否值得判以重罪；当时信息

阻隔的情况（从英国送一个奏章到北京要两个多月）；新疆问题的背景颇为复杂（作者认

为”基本上站到了左宗棠的一边“的文祥，也建议”将南八城及北路之地酌量分封“　《

左宗棠评传》第92页。　）；郭嵩焘处理这个问题的全部言行；在论者笔下似乎都是不值

得认真考察和分析的。

众所周知，这些方法不是论者的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郭嵩焘的非议也是出自尚

未涤荡干净的旧影响。

我们要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热爱祖国的优秀传统。考察鸦片战争后爱国主义的发展变

化，为郭嵩焘辨诬，正是为了更好地继承这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