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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838年道光皇帝发现库银已从7000万两下降到不足1000万两，而启用林则徐任禁烟钦差大臣时，历史确实给了林则徐和平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机会。据史记载，当林下令收缴鸦片时，义律竟然未经请示伦敦也没有和林则徐进行任何讨价还价就命令英国商人交出了所有存货20283箱鸦片，并代表英皇承诺赔偿英商的损失。此举令林则徐都感觉惊讶和喜出望外，却令英国朝野感到愤怒。对这一历史事实，中国历来的历史著述，从来都不提义律个人在收缴鸦片的行动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而是把此人进行漫画式的处理，这可以从谢晋导演的电影《鸦片战争》中看出来。
当年7月7号，一伙英国水手划船到九龙尖沙嘴的小酒馆酗酒后闹事，遂引发斗殴。结果当地村民林维喜伤重不治。当时，在处理这一案件的指导思想上，林则徐按照通常的做法，要求义律按大清律将那些参与斗殴的水手，交出一人为死者偿命；而义律则同意赔偿死者家属，惩办所有参与滋事的水手，但拒绝只以其中一人被判极刑顶罪。在这一法律纠纷中，大清律与英国法律在此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它也是英国人后来坚持要从清廷获得治外法权的最初原因。
在这个案件的处理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林则徐非常愤怒，遂向所有“海外夷人”发布通告，命令他们必须顺从天朝。8月15日，林则徐进一步使冲突升级，下令禁止一切对外贸易活动，封锁外国在广州的全部企业，并派兵开进澳门。而义律则避其锋芒，命令香港、澳门的英国商人及其家属全部登船，并驶离海岸；随后，林则徐进一步发布命令，严禁所有村民供应英船任何日用品，并且派战船封锁英船，一旦发现上岸的外国人，一律就地正法。
9月5日，义律派英商郭士立作为特使，交给林则徐一封信件，主要是要求他下令解除对英国船只的封锁，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同时，还要求他下令制止村民在英船取得淡水处投放污垢物甚至毒物。而林则徐却断然拒绝了义律的要求。是日下午两点，义律发出最后通牒，得到的响应是置之不理。三点，英国军舰向封锁英国船队的中国战船开火，以图突破封锁。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林则徐这个民族英雄，原本是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成就他禁烟的伟业，然而，由于他的愤青与盲目排外心理，其发布的一系列毫无技术含量和无视近代高科技武装起的英军的命令，陷中国于一场极不平衡的战争之中。
历史事实非常清楚地表明，是林则徐，代表昏聩的满清王朝为英国人选择了战争。
后来的历史事实是，林则徐和义律的纠纷也从此陷入僵局，被僵持数月而没有得到任何解决。这种解决问题的僵局，除了导致英国军舰陆续到达以增强实力并准备一战而解决问题之外，还被英国那些反对禁止鸦片贸易的势力所利用，致使英国国内冀望武力解决问题的人及其主张逐渐占了上风。1839年11月4日，英国军舰与中国水师在穿鼻、官涌海面开始武装冲突，至13日，此类冲突共发生六次，林则徐手下的清军将士也确实了得,杀得英军鬼哭狼嚎,损失惨重。对这些冲突，连同9月5日那一次冲突在内，林则徐给朝廷的奏报中则称之为“七战七捷”，从而完全误导了清廷的君臣，给昏聩的道光皇帝及其臣子们虚幻的胜利感。据史载，道光皇帝接报后大喜，遂在朝廷昏官们一片对林则徐的赞扬声中，认为大中华帝国不可战胜,小小蛮夷不足为虑,以至根本没有任何作战前准备。
即使是战争就要迫在眉睫的形势下，林则徐与义律之间的函件往来其实也一直并没有中断。义律在开战之前，曾向林则徐提出了包括运输、贸易以及限制鸦片的各种解决纠纷的方案。遗憾的是，林则徐坚持除林维喜案的要求外，其他一概不予理会。这种僵持的局面一直拖延至1840年5月。此时，抵达珠江口的英国军舰已达48艘，大炮540门，军队25000人。英军开始有实力反向封锁珠江口。5月9日夜，林则徐派特制火舟10艘主动出击，焚毁英国军舰11艘,杀得英军哭天喊地,清军以极小的伤亡取得巨大胜利,这里看出林的军事才能不是一般的高,但当时中国除了他的军队还有谁打得过英军?义律在林则徐的广州吃尽苦头，只好率舰40艘北上，攻厦门、陷定海，没有林则徐的中国军队完全不堪一击,英军于7月12日抵大沽口讹诈清廷。道光皇帝眼瞧英舰威胁京畿，连忙派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善赴天津大沽议和，并下诏曰：“禁烟措置失当，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定能代伸冤抑。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
琦善明确对义律表示只要英舰返还广州，朝廷一定查办林则徐、邓艇桢等。英国军舰于是掉头南下。8月，道光帝委任琦善为钦差，9月28日革林则徐、邓廷桢职，11月29日琦善抵达广州。义律提出赔偿战费及没收商品包括鸦片损失费；重开商埠；给予英商专用码头；规定税则；改革行商制度以及治外法权的14点要求。琦善答复赔偿六百万元；除广州外另开一处商埠。英方坚持在福建、浙江、江苏另选两处商埠。琦善奏报道光皇帝后，道光皇帝大怒。他原本以为革林则徐职、重开贸易即可解决问题，如今英国人却得寸进尺，决意要打开中国自由贸易的大门，这是绝无可能、也绝对不可容忍的。于是，1841年1月20日，皇帝急令琦善，立即停止谈判，并调湘、川、黔诸省兵丁驰援广州，准备一战；同时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见英船即开炮，痛加剿洗。
1月6日，义律获知中国将拒绝英方要求，马上照会琦善，一切待战后再商。并命令英国军舰挂红旗准备出战。7日英舰20只、兵员1500余人，进攻沙角、大角两处炮台。守炮台的清军二千人全部壮烈殉国，两处炮台均陷落。20日，义律停止作战并通过澳门当局致琦善《穿鼻条约》草案，要求割让香港。琦善于正月初三签订该条约，但保留待上奏批准后方有效的尾巴，道光皇帝得奏后嗤之以鼻，斥为“一片呓语”。26日，英军不等皇帝批复，即遣《硫磺号》军舰登陆香港，并发文告称香港居民为英国子民。广东巡抚怡良2月10日报告朝廷，其实道光皇帝已经于1月27日诏告中外，义正词严地对英国宣战了。此时再闻报，即授喻内阁：“琦善擅与香港，辜恩误国，著即革职锁拿，押解来京严讯，所有家产查抄入官。”
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义律立即于2月26日进攻虎门；27日进攻乌涌。至3月3日，英军已经兵临广州城下。腐败的清朝政府，公开宣战之后一个多月，非但没有战争准备，就连委派接任的官员亦未到任。3月5日，接替琦善的大臣之一杨芳始抵广州；18日，义律委托美国领事提议调停，杨芳同意，双方于20日结束战事恢复贸易。杨芳与广东巡抚怡良奏报：“虎门既已失守，近省猎德、大黄滘等处亦被闯入，省城别无屏障可以控御。陆续调到之官兵虽有八千，但皆不习水战。旬月以来，英军所以没有攻打广州，实恋通商。英货船有九只满载洋米九万担，粤东产米无多，可见英人并非包藏祸心，莫如权作变通，允许英商到广州贸易。”道光皇帝答复：“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4月18日将杨芳、怡良革职交部严处。没几天，23日，又谕革职留任。
4月14日，接任琦善的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抵广州，经过一番谋划，从5月10日起开始进攻英军，至21日夜，烧毁英船两只，英军退守南岸。杨芳与义律经营的停战、恢复贸易局面亦不复存在。已经停下来的战争进一步升级。22日英军开始反攻，清军伤亡惨重，至24日上午，广州城郊各据点系数被英军占领，广州完全暴露于英军火力之下。尽管三元里等地百姓自发参战，并杀伤英军一支登陆部队几十人，但终究难挽战况急转直下的颓势。于是，便于27日签署了《广州和约》，缴纳“赎城费”六百万元、赔偿英商损失三十万元，清军撤离广州六十里，英军亦退返海上。
但是，这样的战争结果与英国的期望值相距太远。英国政府对于其全权代表义律的举措并不满意，是年5月3日，林则徐离开广东被贬谪流放新疆，随后，义律也被英国政府免职。接任义律的璞鼎查，按照英国政府的要求，指挥英国军舰北上，要一鼓作气彻底打开中国的大门，在厦门、宁波、定海、镇海、吴淞、上海、宝山、镇江等地连续打败清军，1842年8月，英国军舰溯长江而上兵临南京城下；29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开篇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尚不是鸦片战争的全部结局，1843年7月的《五口通商章程》及10月的《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又增加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平心而论，谈论林则徐在160多年前面对一种新的人类文明挑战而彻底失败的历史，是一个极为沉痛的话题。尤其是要按照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把一个自己敬仰了几十年的民族英雄还原于历史罪人的本来面目是难以接受。但是，无情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不管林则徐的人品有多高尚，其为官有多清廉，其性格有多刚毅，其抵御外辱的态度有多决绝，可他在处理攸关国家、民族和社稷命运的国家大事时的太过轻率,他广州的军队是强,可其它的中国军队呢，不顾国家实力而做出的一系列草率冲动的错误决断，陷国家和民族于万劫不复的深渊而不可自拔，其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英雄，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极端愤青的英雄形象。
在我看来，林则徐这样的愤青被当今中华民族作为自己的民族英雄来推崇，可以说，正是这个不长记性的民族最大的悲哀和不幸之所在。这，就是我之所以把林则徐称之为成为历史罪人的主要原因。
中国，中华民族，无论是为了你不重蹈满清王朝的覆辙，还是为了你有个美好未来，你都要把林则徐从英雄榜上还原为一个民族罪人
《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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