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是民族英雄还是祸国殃民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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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鸦片与人类的关系及历史渊源
要真正说清楚林则徐这个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首先得把鸦片的来历先说一下。
所谓鸦片，其实是罂粟的初级产品，而鸦片高度提纯后的毒品则叫海洛英。罂粟，作为一种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据百科全书介绍，它有28属，250多种；其主要分布于北半球几乎整个温带和亚热带地区。据欧洲人在瑞士发掘的公元前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民居遗址中，考古学家们便发现了“罂粟”的种子和果实的遗迹，并且属于人工杂交种植的品种。到公元前3400年左右，如今伊拉克地盘的两河流域，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这种作物了。古巴比伦人甚至给它取了“快乐植物（joyplant）”的美名。据世界历史记载，至少在公元前2160年左右，鸦片已经成为兽医用药和妇科药品。在已经发掘的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墓葬中，“底比斯鸦片”已经属于高级品牌了。延续到公元前300年前后，古希腊人已经开始把鸦片作为普遍的饮料添加剂而享用。在西方世界的《圣经》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鸦片被描述成为“忘忧药”，上帝的信徒们广泛地使用它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了。至少在公元前二世纪，古希腊的名医加仑（Galen），就记录了鸦片可以治疗的疾病包括：头痛、目眩、耳聋、癫痫、中风、弱视、支气管炎、气喘、咳嗽、咯血、腹痛、黄疸、脾硬化、肾结石、泌尿疾病、发烧、浮肿、麻风病、月经不调、忧郁症、抗毒以及毒虫叮咬等众多疾病。
从以上的介绍，我们完全可以说：鸦片几乎伴随着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的全部历史，不独是中国的先民们对鸦片情有独钟。例如，17世纪的英国医生、临床医学的奠基人托马斯?悉登汉姆（Thomas?Sydenham）在了解了鸦片的巨大药用价值后，这样歌颂鸦片：“我忍不住要大声歌颂伟大的上帝，这个万物的制造者，它给人类的苦恼带来了舒适的鸦片，无论是从它能控制的疾病数量，还是从它能消除疾病的效率来看，没有一种药物有鸦片那样的价值。”他甚至说过这样极端的话：“没有鸦片，医学将不过是个跛子”。这位医学大师因此也理所当然地获得“鸦片哲人”的雅号。
至于说到中国的先民和鸦片的渊源，我们的祖宗其实也早在不迟于2000年前，就开始熟悉和享用了鸦片这种神奇的物质了。据历史记载，至少在公元前139年张张骞出使西域时，鸦片就开始从西方传到了中国。三国时，名医华佗就曾使用过大麻和鸦片作为麻醉剂；在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中国就有鸦片进口的记录，那时，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公元973年北宋印行的《开宝本草》中，鸦片被定名为罂粟粟，这后一个“粟”当蒴果解。
大约1600年代，荷兰人通过台湾把北美印第安人的烟斗连同烟叶传入中国，中国开始有了吸烟者。其吸食烟草的广泛程度曾令中国的统治者们感到恐慌，崇帧皇帝为之下令禁过烟。那时，就曾经有人把鸦片混入烟草吸食，而初尝鸦片给人带来的毒品欣快感。然而，崇祯帝禁烟的举措带给中国社会始料不及的结果是，不但烟草在中国没有被禁绝，而且导致了吸食纯鸦片的泛滥。中国人关于吸食鸦片的完整而又详细的记载，直至18世纪中叶，才由清朝派驻台湾的官员黄喻普首次记录，是他最先详细记载了台湾人吸食鸦片的具体过程。此人了解了鸦片上瘾后的危害后曾断言：“除了杀掉吸食鸦片者，否则无法令其戒除恶习。”
其实，鸦片上瘾后是能够一次性彻底戒断烟瘾的，只不过比当今戒断香烟瘾要难一些，如中国著名的鸦片瘾君子张学良就一次性地戒断了自己的鸦片烟瘾。倒是鸦片高度提纯的毒品海洛英要一次性戒断，几乎难如登天，其毒瘾的复发率几近100%。
二，关于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兴起
据清史记载，17世纪末，康熙皇帝曾恩准外国人在广州经商，但附加了八项严苛的限制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必须经户部批准的“公行”方得以从事对外贸易，所谓“公行”，也就是官方特许的商行。“公行”制度的推行，使满清王朝的对外贸易，从一开始与官府的腐败而结缘。广东的地方官员和具有官家背景的人通过贿赂获得特许，而能够从事获利丰厚的对外贸易，户部官员则获得“公行”中人的贿赂而中饱私囊。
史载，在整个18世纪满清王朝对外贸易的交易对象，由英国人逐渐取代了葡萄牙人、荷兰人而成为外国对华贸易的主角，其贸易的范围和内容十分广泛：中国人一般以茶叶、糖、蚕丝、瓷器、纸张、珍珠母、樟脑、肉桂、铜、明矾、金银、丝制品、漆器、植物油、竹器、大黄等商品换回欧洲人带来的棉花、羊毛及制品、铁、铅锌、钻石、辣椒、钟表、珊瑚、琥珀、鱼翅、鱼、米等商品，其中，自然也包括该死的鸦片。但实事求是地说，那个时代的人对鸦片的认识，远没有达到今人把它当毒品来对待的程度，而与当今的西方人对香烟的危害认识差不多。关于这个问题，后面还要更详细地说到。
满清王朝的对外贸易的发展，很自然地导致西方的文化、宗教、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也渗入中国。朝廷担心这会严重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动摇国本，加之当时的中国民间也对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宗教与文化发生抵触，于是，迂腐的满清皇室认定西方货物包含着“奇技淫巧”的诱惑，遂采取严厉的限制措施：一方面，严格控制外国商人仅限于在偏远的广东开设商铺；另一方面，则禁止以货易货贸易的实施。朝廷不是根据国民的需求，而是任由朝廷管事的官员们随心所欲的个人偏好，来选定并认可允许进口的货物，且规定出口必须换回金银，一如此前中国外汇管理局对出口商品必须凭外汇收入凭证来核销出口许可单证，否则，其出口权将被注销。由于朝廷实施的这种不对等的对外贸易政策，加之当时的中国是处于自然经济状态，英国货的不对路和衙门的严厉限制，英国那些少数能大量出口的货物，如呢绒和钟表等货物，在中国这个实行自然经济的社会里，根本就打不开市场。其结果是，在对华贸易中产生的严重收支逆差，使英国人为主的外商难以将正常的贸易搞下去。而与此同时，以英国商人为主的外商，在初尝对华贸易甜头后，则对中国广袤的内地市场垂涎三尺。
历史事实是，英国人虽然苦于贸易逆差的困扰，但它必须把对大清朝的贸易搞下去，因为产自中国的茶叶，一如鸦片同样也使英国人上了瘾，只是它不会给人带来危害而是带来益处而已。英国的商人们在用现银购买茶叶、瓷器等中国畅销货物导致巨额逆差，和内地市场严禁外商涉足导致有限的贸易额不足以弥补这个逆差的矛盾中，必须寻求良策。为了弥补这种逆差的英国商人们很快就发现，只有两种商品朝廷的官员们从不禁止进口：即棉花和鸦片。但棉花主要产出于埃及和印度，埃及产的棉花，由于运输成本过高而导致无利可图；印度产的棉花，虽然运费压力不大，可获利菲薄；而只有产于印度的鸦片才有暴利可图，加之中国的各级官员们也特别需要它来发财，鸦片在中国大行其道，便成为满清王朝的宿命。当时，虽然中国自己也盛产罂粟，但鸦片质量却不是印度鸦片可以比拟的，何况国产鸦片远不能满足民众的旺盛需求。
其实，在有清一代，朝廷对鸦片危害的认识和禁止吸食鸦片的举措从18世纪初就有所记载：雍正皇帝就曾在1729年下令禁止过鸦片贸易。处罚措施还相当的严厉，其中，对违禁者的处罚包括打100军棍、三个月戴枷囚禁、流放新疆直至处死。但是，这种处罚只针对国内生产鸦片者，而对吸食鸦片者却免于责罚，同时，也没有限制鸦片进口的任何规定。朝廷这种只禁自己人种植和生产鸦片的严厉查处，却不责罚吸食者和禁绝鸦片进口，无异于鼓励鸦片进口贸易。事实上，仅雍正皇帝颁布禁令的当年，就合法进口鸦片200余箱。到1767年增加到1000箱，到1790年便达4000箱。满清这种不可思议的禁烟措施，只能以朝廷的昏庸来解释。而且另一个原因显然是，进口鸦片要支付给朝廷执照税，朝廷珍惜这笔收入。这个税一直到1796年还在征收。
既然朝廷为鸦片贸易收税，则鸦片贸易在当时的中国是合法贸易，应该是一个可信的历史事实。
进口鸦片给清廷带来的最直接危害为朝廷所感知，是导致国库银两剧减。1799年嘉庆皇帝再次颁布了禁鸦片令，同时禁止进口、销售鸦片和种植罂粟。但这道禁令最直接的打击对象，除了英国的鸦片贩子外，更使原来就依靠种植和加工鸦片而发财的满清皇室及官僚很伤脑筋。要严格执行这道禁令，无疑也断了他们的财路。于是，这些原本要严格执行这道禁令的各级官吏，便阳奉阴违，合谋欺骗朝廷，一方面隐秘地继续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另一方面借着禁止进口而加入走私，因为走私连税也不必交。到了1800年，至少西南各省自产鸦片就超过进口。到了1830年代，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官僚与皇室都掩护罂粟种植与加工，产量便大大增加。而进口鸦片被禁又使鸦片价格剧增，走私则使皇帝的禁烟令成为一张废纸，朝廷原来收取的税银也全部落入官员和买办的腰包。他们和英国的鸦片商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走私鸦片简直如入无人之境。
据与林则徐同时代的魏源记载：广东水师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水师副将韩肇庆专门护送走私，走私鸦片干脆由水师包办运输，每万箱抽数百箱报功，韩竟因此“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福建水师居然全靠协办走私鸦片为业，甚至“夷船之鸦片一时不能进口，往往寄顿于炮台附近”。浙江官军也不甘落后，英国政府蓝皮书称：“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高级官吏与政府人员，对于鸦片走私公开地默许，前任和现任巡抚都从中取利，听说北京的军机处也暗中允许。”“他们纵容烟贩从外国船上取走鸦片，有时甚至将官船借以转运。”当时，就连马克思也在报纸上发表评论：“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都逐渐腐蚀着这个家长制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精神联系。”
鸦片之所以如此炙手可热，原因在于市场有巨大需求。据当时的士人蒋湘南调查和推测：京官中吸食鸦片者达十之一、二；幕僚吸食者达十之五、六；长随、吏胥不可胜数。就连林则徐也向朝廷报告：“衙门中吸食者最多，如幕友、宦亲、长随、书办、差役，嗜好者十之八、九。”1831年刑部甚至向朝廷奏称：“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之人，而各衙门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皇室内部也是鸦片鬼成群。神机营管理大臣桂祥便是著名的大烟鬼；甚至连慈禧太后本人也是鸦片吸食者。乃至清廷在禁烟措施中，不得不把一品以上官员、六十岁以上人士列入禁烟行列之外。甚至就在道光皇帝的心腹大臣中，以军机大臣穆彰阿、重臣琦善、耆英、伊里布等，都是鸦片走私的受益者。在当时的满清帝国，国民吸食鸦片就象现在的中国人抽香烟一样普遍，绝对是一幅真实的历史图景。
由于满清官府与军官的参与，走私鸦片的数量甚至比禁烟前的进口更甚。英商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印度的鸦片，他们运至珠江口的伶仃岛批发给中国有官府背景的走私商。据历史上不完全记载，在1790年代每年进口约4000箱鸦片，禁烟令以后1810年代达4494箱；1821-1828年扩展到9708箱；1828-1835年增加到18835箱；1835-1839年竟高达30000箱以上。又例如英资怡和洋行的郭士立医生（Dr?KarlGutzlaff）每年贿赂钦州官员2万美金，鸦片就得以长年累月平安登陆钦州港。走私导致鸦片输入大增，乃至东印度公司急忙扩大印度的罂粟种植，增加鸦片产量，否则就供不应求。
网民发帖称林则徐是历史罪人引争议

　　【网易编辑按】网民亦忱近日在他的和讯博客上，发表了一篇一万多字的“雄文”，提出一个大疑问：我们从满清王朝的覆亡中汲取了教训吗？这篇“雄文”由三部分组成：一，林则徐是民族英雄还是祸国殃民的罪人？二，满清王朝为何只能搞出坏资本主义？三，西方列强对晚清的侵略于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其中第一部分尤其引起了网民的争议：作者通过论证分析，认为林则徐并非民族英雄而是祸民殃民的历史罪人。其主要理由是：林则徐的强力禁烟给国家招惹了战祸，其禁烟所用的是最简单、最粗暴，也是最不要动脑子的专制政府一贯使用的愚蠢方法。如果不是林则徐，令中国人痛彻肝脾悔断肠的鸦片战争就打不起来，中国近代历史也不会是那个样子。
　　那么，你能接受林则徐是历史罪人这个观点吗？
　　作者说：假如你真的是非常爱国的中国人，你自然可以不赞成我的观点，你甚至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观点和所掌握的中外真实的历史事实，来批判我的观点，但前提是，你得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作者最后发出警告说：为了中华民族在新千年中不重蹈满清王朝的覆辙，真的要非常提高警惕！
　　下面是作者关于林则徐部分的论述，查看原文全文请点击换一种眼光读清史：我们从满清王朝的覆亡中汲取了教训吗？

林则徐是民族英雄还是祸国殃民的罪人？
作者：亦忱

　　谈论晚清的历史，首先必谈林则徐，因为打开大清王朝毁灭大门的人，就是当年的钦差大臣林则徐。
　　凡对晚清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 1840
年代来临之际乃至更早些时候，率先兴起工业革命并满世界寻找殖民地的英国人，在与大清国贸易时，因其除了工业化的产品如钟表、呢绒等少数商品外，并无太多适用的商品出口到天朝，而大清国出产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其它手工艺品，由于受到欧洲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却可无限量外销西洋，所以，英国在与大清国的贸易中，自
1820
年代起，一直发生着高达每年百万乃至数百万两白银的巨大贸易逆差而无法弥补，英国对大清朝的贸易早就事实上难以为继。于是，歹毒的英国奸商遂挖空心思将在印度殖民地种植和提炼的鸦片，自乾隆、嘉庆时代起就开始返运给天朝的民众来享用，并使之上瘾而逐渐成为有购买力的烟民生活必需品一如现在的香烟。

　　平心而论，如果说英国人最初贩运鸦片是为获取和大清国继续贸易所急需的白银硬通货而出于无奈有某种合理性，可是，当他们从鸦片毒品交易中尝到暴利的甜头，而不顾鸦片对人的危害变本加厉向天朝倾销鸦片，使之成为众多天朝国民日常的消费品之后，则无疑是以国家为后台的赤裸裸的大规模贩毒之举。当这种由英国的鸦片贩子勾结满清基层的贪官污吏和奸商，大量走私鸦片的不正常贸易开始危及满清统治为朝廷所高度重视的时候，清廷终于在三心二意禁了近百年鸦片之后突然意识到，若再放任这种毒品毒害国民，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导致国家将来“不唯无可筹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
。于是，到了1838
年，彻底查禁鸦片无疑成了满清王朝一项真正的基本国策。
　　史载，在 1830
年代，广东等最早开放对外通商的口岸，不但鸦片已经泛滥成灾并向内地蔓延，而且英国人也通过罪恶的鸦片贸易获取了惊人的暴利和巨额的贸易顺差，从而导致天朝作为货币流通的白银流失巨大而开始搅乱了大清国一大片地区的金融秩序，同时也使国民的体质被鸦片所毒害，中国人开始以东亚病夫形象走上近代历史舞台。到了
1830 年代的末期，满清因为鸦片输入导致白银外流量竟高达每年 600
万两之巨，以致国内发生严重银荒，造成银贵钱贱，财政枯竭，国库空虚。满清王朝因为鸦片这种产自印度的毒品大量流入中国腹地而面临一场真正的金融货币危机和国民体质危机。因之，查禁鸦片从广东下手，势在必然。于是，昏聩但却简朴的道光皇帝于
1838 年 12
月遴选了刚正清廉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中国的近代历史，就这样由道光帝和钦差林则徐共同翻开了糟糕透顶的第一页。

　　在中国，凡读完中学的人都知道，林钦差赴任后，不去深入调查鸦片在中国流行的原因和流入的渠道与路径，也不细查贩运鸦片的英商有何强大的国家背景，更不认真评估禁烟后所能产生的严重国际反响及其对自己国家可能产生的祸害，其上任伊始，就拍脑门做决定，实行了对境内外鸦片贩子“入即正法，船货归官”的铁腕政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强硬手段，从英国鸦片商人手中缴获了
2 万多箱鸦片现货，于 1839 年 6 月 3
日，在虎门沙滩上掘池予以全数销毁。林钦差以为，只要肃清了市面上的鸦片，也就一锤搞定了盘踞广州及其近海的鸦片贩子，并能一举铲除鸦片对天朝长达百年的祸害。

　　虎门销烟之后，林钦差确实因此而获得举国赞誉，朝野认同，官声如日中天。然而，好景不长，林公没有高兴几个月，事过一年竟招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一举轰塌了天朝的国门。越洋而来的英军在天朝境内为林则徐一手制造的鸦片贸易纠纷，与清军打了一场洋枪洋炮对大刀长矛的不对称战争，最终迫使清廷五口通商门户洞开，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这，恐怕是昏聩蒙昧的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时看着销烟池中翻起泡泡时所无法想到的。

　　从此，满清王朝便与英国为首的西洋诸列强纠缠在中国黑暗的历史隧道中，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既荒唐可笑又让华夏民族子孙事后揪心扼腕的历史悲剧和闹剧。后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停战后于
1860
年签订的《中英北京条约》中，清廷居然完全按英国人的要求，在条约中规定“贩卖鸦片为合法贸易”。以致满清对外贸易的进口商品中，鸦片的货值一度竟高达进口货物的60%。此距林钦差禁烟也不过
20 余年。

　　据历史记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当英国人越洋而来的舰队载着数千士兵，不用风帆浩浩荡荡结队溯长江呼啸而上，在两岸愚昧的天朝官民目瞪口呆的观望下，长驱直入进抵南京时，蒙昧而又昏聩的满清王朝君臣们终于在领教了洋鬼子的厉害之后，遂于
1842 年 8月
29日与英国签署了臭名昭著的《南京条约》，以赔钱割地并开放五口通商且在此之前就对林则徐革职贬谪新疆，而宣告了林钦差禁烟行动的彻底失败和大清朝闭关锁国历史的终结。随后，一些西方列强跟着英国人趁火打劫，坐享英国人和天朝开战的战争红利，使清廷的主权进一步丧失，则更是林钦差强力禁烟时做梦也不可能想到的。如，当时的美国总统泰勒在大清和英国的战争爆发后，随即派全权大使乘军舰到达广州，此时，清政府已成惊弓之鸟，急忙跟他签订了《望厦条约》；法国军舰则开到广州海面示威，宣称将北上攻击舟山群岛，道光皇帝也连忙跟他签了《黄埔条约》；就连几个当时天朝君臣们闻所未闻的西方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普鲁士（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等弹丸小国，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够资格的，现在也结队而来叩开天朝的大门，他们不仅个个如愿以偿与清廷签订了条约，而且均享有和《南京条约》中英国人一样享有的特权，清廷对神州所拥有的完整主权遂遭到进一步的破坏。
　　事过 160
多年后，我们再来看这场因鸦片贸易被清廷强制终止而起的战祸，追根溯源，林则徐无疑是个最为关键的人物。

　　我相信，中国的文化人一定早就从中国的主流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和中国学校各年级的历史教科书中看到，林则徐在满清王朝与英国鸦片商人的敌对行动中，因为对英商交涉态度强硬，行动果敢决绝，禁烟除恶务尽，乃至后来面对英军打上门来时的英勇抵抗，而使他作为极有民族气节的英勇人物受到自此以降的历代中国人所尊崇，成为无可争议的民族英雄流芳千古；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为消弭这场鸦片战祸帮林则徐擦屁股，而与英国侵略者交涉作出妥协让步并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人，则作为卖国贼而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历史老人对林则徐的眷顾也真是好得令人难以想象，第一次鸦片战祸消弭之后，林则徐作为道光皇帝昏聩蒙昧决策的代罪羔羊，虽然丢官后被贬谪去了新疆，可是，当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即将开始撼动清王朝的基座时，林大人再次获得的道光帝的召唤和启用，于1850年10月被授钦差大臣，却在奔赴广西镇压农民起义的前线就任时病死于途中。死得正是时候的林大人，终于“毫无瑕疵”地走进了中国近代历史，成了近乎官场完人和道德楷模的历史人物，其“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的箴言，在其死后一百五十多年来为中国自视高洁的历代政治家所践行。

　　在谈论林则徐的时候，我知道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但我却每每喜欢执拗地假设历史。

　　我想，假如林则徐没有病死在赴任途中而是上任后死于随后兴起的太平军之手，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形象还会是这样高大吗？

　　我还想，如果说人的生死在冥冥之中有定数不可以假设，那他在钦差大臣任上禁烟时，除了采取强硬的销烟举措外难道就真的就没有其他利国利民而又免取战祸的选择吗？他如果在死去
150
年之后复活，让他再次做出选择，他还会那样决绝地再度“禁烟”吗？

　　其实，现在回过头看林则徐在钦差大臣任上的所作所为，他其实丝毫没有顾及自己的强力禁烟举措给国家招惹的战祸究竟有多大的危害，其禁烟所选用的是最简单、最粗暴，也是最不要动脑子的专制政府一贯使用的愚蠢方法，其所用的主要手段则是对付本国当惯了亡国奴的民众一用即见效的暴力手段。他在对付后面有英帝国撑腰的鸦片贩子时所选择的政策措施，更是毫无技术含量和外交智慧可言。当他把自己制定的“入即正法，船货归官”的禁烟措施付诸实施之后，其给国家招来战祸的结局也就被历史性地注定了。林钦差为了治愈鸦片给满清王朝带来的沉疴，冀望治社会百年痼疾而一年大功告成，其情真意切可嘉，其昏聩愚蠢则透顶。

　　假设当时林钦差不是把英商的鸦片强力缴获并将其扔在虎门的池子里销毁掉，而是稍微照顾到英国鸦片贩子的利益，悉数予以平价赎买后再行销毁以示天朝为禁绝鸦片不惜血本；或者根本就不用销毁而作为百姓的极端奢侈的消费品由国家来垄断限量经营，一如当今中国的烟草专卖局出售中华牌和熊猫牌香烟那样给朝廷带来暴利；接着再与英国人谈判禁绝鸦片的时间表或给予逐年减少的配额进口直至取消进口，并辅之于建议英国人用其它更适用的商品来逐渐取代鸦片贸易，以实现英国对华贸易的收支平衡；如此循序渐进地把鸦片对天朝的危害降至国家可以承受的程度。与此同时，则奏请皇上徐图国家制度改良而逐渐赶上英国的先进制度，使国家军事实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强大到足以和英国抗衡的程度。那么，这场令后来的中国人痛彻肝脾悔断肠的鸦片战争还能打起来吗？如果历史是按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假设来发展，中国的近代历史还会是这个样子吗？

　　对这些个的问题，我相信任何一个稍微聪明的中国人和极端愚蠢的英国人都会给出自己的答案：不会！因为当时的历史事实是，英国国会在表决对大清朝的战争拨款法案时，在有近600
人投票的国会中，并不是一边倒的支持这场肮脏的战争，竟然是以 9
票的微弱多数而通过这个法案。如果林则徐在禁烟的过程中不是那样一味蛮干不顾后果，完全无视当时的世界特别是强大的英帝国正在按西方世界的丛林规则运转，英国国会的对华战争拨款法案原本是不可能被通过的。不管人们现在对林则徐如何尊崇，无情的历史事实极为清楚地表明，是林则徐无视英国鸦片商人及其背后的英国国家利益的暴力销烟行动，才招来了用现代化洋枪洋炮武装到牙齿的英国军队，是林则徐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他与先行进入人类文明新阶段的英国人打交道时，以落后文明的方式来草率处理有国家背景的商业纠纷才引发了祸国殃民的鸦片战争，从而陷大清朝于万劫不复的深渊。

　　无情的历史事实还表明，林则徐的昏聩蒙昧不光是表现在查禁鸦片的行动中，其在后来对抗英国侵略军的战争中，也不是象我们的历史学家所描写的那样英明，其颟顸愚蠢一如那些清军著名的败将。史载，在林则徐的销烟举措招来英军，鸦片战争开打之际，林钦差曾花巨款向美国商人买了一条
1080 吨的大轮船“剑桥号”，并装上了 34
尊英制大炮在船上。可是，林钦差却不是命令清军把这条大船开到海上与英军对轰，而是横泊于珠江口，作为阻碍英舰的障碍物兼作炮台来用，结果，被英国水兵爬上船去，连船带炮给抢走了。

　　也许有人会对我的这些愚蠢的假设报之以事后诸葛亮的嘲讽，但是，我劝哪些准备嘲讽我的人，只要看看美欧诸国当今在自己国内对毒品泛滥所进行的查禁努力事倍功半，就可以看出林钦差的禁烟举措之荒唐和乖谬所言不虚。以当今美国如此强大的国力和科技、文化水平，迄今仍奈何不了区区白粉对国民的毒害，尚要在国内尝试了种种先进禁毒手段之后，最终去缅甸的金三角和哥伦比亚丛林清除毒品生产的源头，并事先安顿好种植罂粟的烟农再来谈禁毒的问题。以此反观林则徐代表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来禁毒，其用专制政府一贯迷信的暴力手段来查禁鸦片，其必然的结局是，无论他虎门销烟之后英国军队是否打上门来，这样的禁烟举措也难逃最终失败的命运。这是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如果仅仅用暴力手段就可以消灭毒品对人类的危害，别说满清王朝早在林钦差禁烟之前一百年就能够消灭鸦片对天朝的危害，就是美国这个当今世界的霸主也早把参与毒品贸易的人赶尽杀绝了。所以，我们现在无论从那个角度看，林则徐在钦差任上放任使用国家暴力的禁烟之举，其实是一个昏聩蒙昧的专制王朝的官员，不讲科学、不会外交、不认清形势、不顾国家安危的草率而又鲁莽的愚蠢之举，其行为除了表明清廷禁绝鸦片的坚决态度并附带着给国家招来祸国殃民的战乱之外，毫无可取之处。他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仅仅是以一个虎门销烟的简单举措就暴享民族英雄美名的蠢货。而林则徐作为民族英雄被中国人长期极度拜膜的现象，其在文化上的意义是，我们这个民族一百多年来早已分不清什么是英雄壮举，什么是蠢汉胡来。

　　在我看来，中华民族迄今一直把昏聩蒙昧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作为自己的民族英雄对待，除了证明这个民族的思想境界依然停留在中世纪，其国民的思考能力与当今世界现代文明严重脱节之外，没有半点正面的价值。林则徐这个占据了中华民族英雄榜前排达百年之久的钦差大人，不仅是导致满清王朝最终覆灭的第一个罪人，其实他更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有人非要说他是民族英雄，也是个逆历史潮流乖谬背时，仅仅是他刚正清廉的人格值得后人敬仰而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愚蠢的民族英雄。未来的中国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这种昏聩蒙昧的民族英雄！如果中华民族继续产生这种昏聩愚昧的民族英雄，那么，这个民族将被再次证明是一个被坏制度彻底毒害而不可救赎的劣等民族，只配让现代的文明世界所淘汰。

　　前些年，当我观看中国著名导演谢晋以对林则徐无限崇敬和溢美的心情拍摄的新版电影《鸦片战争》时，居然莫名其妙地联想到中国新世纪所再次面对的“禁烟”问题。只是让我感到非常丧气和可悲的是，这回可不是英国人或美国人在向我们贩毒，而是我们自己人向自己的同胞光明正大地敞开贩毒，竟然还是由各级“人民政府”在组织专卖。

　　说实话，每当我看到自己的同胞不分场合地吞云吐雾时，每当我得知各大医院里因吸烟致病的亲朋好友在奄奄一息等死时，每当我想到各级政府的财政官员们在点算着烟草税收给他们带来的数字是百万、千万还是亿万，却忘记了自己的国民因吸烟致病而支出的医疗费用是数倍于这一收入时，我除了对这个不争气、没长进的民族充满悲悯的情怀之外，总在匪夷所思地想这个问题：当刚正清廉的林大人知道自己的后代在当今世界又成了“吸烟”的冠军民族而再次面临“禁烟”问题时，他会作何感想？我猜想，林则徐如果在九泉之下有知，要是不老泪纵横，也一定会唉声叹气吧？

　　如果林公再次降临神州，他还会象当初那样决绝地“禁烟”吗？中国在这个新千年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出产另一位“禁烟”的民族英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