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则徐禁烟说说我的读史观

牡丹湾

近期拜读茅海建教授的《天朝的崩溃》，此书对鸦片战争进行的全面的剖析，以及其独特的观点，使此书在众多鸦片战争研究著作中独树一帜，非常值得一读，但书中亦有许多作为学生不太明白或不能随便赞同的一些观点。

从书中针对1839年钦差林则徐在广东禁烟一事的某些评论来说，我有些疑问。林到广赴任后，于1839年3约24日将在广州的商馆区封锁，并拘留了当地约350名外商，其中包括许多大鸦片商人，以此勒令上交鸦片。此举正式为虎门销烟打响了头炮，但其背后存在重要问题，就是所上交的20283箱鸦片，是经由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Elliot）以英国政府的名义上交的，英国人在这里耍了一个外交手段，原本中国内部打击走私的行动，因为他们这种举动，也很明白地用外交语言告诉了我们，这件事情不再那么简单，而上升为了外交纠纷，也可以说这成为了鸦片战争的导火索。针对林则徐的拘禁外商销毁鸦片一举，历史上已有许多评论，茅教授也中肯地指出了林则徐的一些不当之处，但其观点上仍倾向于肯定林则徐的做法。肯定与否定我实无他议，但茅教授在这点上似乎始终以大清律作为标准来作评价的。

茅教授提出：“即使按照今天的国际标准来看，对于不执行本国法令的外国实行经济制裁，也不会成为什么过激的问题”，“又按照清朝的法律，‘化外人’犯罪同例”，并且认为“按照清朝的法律，贩卖鸦片是充军、流放的罪行”，“按照清朝的司法实践，对嫌疑犯无需取证即可逮捕”，更且“当时未获得治外法权的英国对此绝无任何干涉的理由”，所以“从清朝的法律来看，林则徐的方法不但不过激，简直是宽大无边了。”茅教授后文又提到：“退一步说，即使林则徐在此事上有违当今的标准，但他进行的是正义的禁毒行动，在司法程序上稍有过激也无关主旨，更何况林并没有违反大清律。”

从茅教授的观点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他强调了两点：1、林则徐的方法存在一定问题，但是依照大清律，他没错；2、按照今天的标准，林的行为不过激，即使有过错，也“无关主旨”，“没有违反大清律”。我认为在“大清律”“今天的标准”这两点作为前提下对此事作评价是不够客观的。

首先，单方面地强调“按照清朝的法律”是站不住脚的，从中国人的角度而言，依照本国法律处罚外国人无可或非，但是从英国人的角度呢？他们所依照的可能是英国的法律，儿却不太可能承认大清律，并且此事已经上升为一件外交事件，儿不仅仅是单纯的商贸纠纷了（林则徐扣押了英国政府的代表）。文中茅教授还提到了“化外人”一词，其前提是肯定了清朝的“天朝上国”的地位，但英国人是否承认呢？其实自马嘎尔尼来华以来英国对华就自称“西方最伟大的国家”、“海上的霸主”，始终认为自己是与清帝国是平起平坐的，英国人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是“化外人”。也就是说，双方在司法上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在没有任何国际法处理的情况下，中方单方面依照自己的法律对英方公民及其官方代表进行了人身拘留，在中方看来，这是合乎法律的，但在英国人看来，依据西方的民主法典，，这无疑侵犯了本国公民的人权。（另一方面，局限于材料有限，我无法查到1839年英国的法律关于外商的条例，否则可以作为一个参照）那么到底孰是孰非呢？我认为这是没有任何定论的，我们不能就说中国没错，也不能说英国没错，因为这根本就是一场“聋子的对话”（《停滞的帝国》），谁也不能理解谁，所以这是不能成为一条为林则徐“辩护”的依据的。

其次，一再地采用“当今的标准”来评价历史，是难免会误读历史的。正如茅教授本人所说“按照今天的国际标准”，但是“昨天的国际标准”又是作如何考虑呢？在没有通行的国际商法的1839年就可以把大清律当作“国际标准”么？并且以一种超越时空的视角来阅读历史，把昨天摆在今天来看，许多事情都会成为谬论、笑话，谎言也可能成了真理。即是说是以一种比较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历史事件，但作为对一次外交事件乃至一个人的判断作评价的时候，这种超时空观念对评价都是会造成误差的，比如说“人殉”，在古代是合乎“礼”的，而今天却是明显的不人道了。同理，“当今的标准”不能作为对林则徐在处理此事上的失策的“辩词”。

总的说来，我认为，茅教授以这两点作为论证的重点来为林则徐作“辩护”是不合乎逻辑的，它所给人造成的错觉是茅教授的“爱国主义”超越了他的“历史理性”，这无不是违背了本书序言中所提到的“历史学家生来具有无可排遣的民族情结，不应当演化为历史研究中对本民族的‘袒护’”，但我相信茅教授这章节的观点只是给了我们一种错觉，只是在论证的过程中的疑点影响了我们的判断，不过我依旧提出了我的质疑。

其实，就如茅教授在序言中所说那样：“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无论是写实还是读史，我们很难还原历史的本真，但我们尽可能地在历史中阅读我们的错误，而非他人的错误。

作为一名读史者，所读到现今主流的史书，谈到近现代历史，都很强调“他力”的作用，儿很少进行对自我进行批判，比如说抗日战争史上，我们极少读到对国民政府抗战的正面宣传，而内战的爆发也片面地归咎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反动，同时总是片面地夸大我党在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上这样都是不对的，历史的产生必定是双向互动的，而历史的缔造者是人类这个整体，不是某个党派，某个人，也不会存在个人决定历史进程的可能性。使历史成为执政者的工具的行为对历史来说是危险的，这也是有很多现实例子的，而作为读史者的我们应当理智。一直以来我都热衷于读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人的历史，虽然这并不代表着我们一定能读到真正的历史，但我一直坚信，站在天平的中央来看历史，会让自己更清晰起来，儿不会“人云亦云”。

常言道：“尽信书，不如无书。”读史应当带着思考，在比较中探索，并进行自我批判，我认为这才是我读史所想实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