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是由于林则徐的误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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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时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1839年7月7日一伙英国水手来到九龙尖沙咀的小酒馆酗酒闹事，引发斗殴，结果导致村民林维喜伤重死亡。林则徐毫不迟疑地要求英国人交出凶手，按大清律要捉拿水手中的一人来偿命。但义律只同意赔偿死者家属并惩办所有参与此事的水手，而拒绝交出一人来杀头顶罪。这时，大清律与英国法律发生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冲突，中国人认为杀人偿命是理所当然，而英国人却无法认同自己的同胞遭受他们认为的“野蛮肉刑”。这种冲突正是后来租界内治外法权的由来。

　　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林则徐在8月15日下令禁止一切贸易，并封锁了外国在广州的全部外贸企业。义律见势不妙，赶紧命令英国商人及家属登船上海。林则徐则进一步采取措施，严禁村民供应英船日用物品，并派战船封锁英船，如果发现上岸的外国人，一律就地正法。无奈之下，义律在9月5日派特使要求林则徐解除封锁，恢复正常贸易关系。林则徐未达到目的，拒绝了义律的要求。当天下午，英国军舰向封锁他们的中国战船开炮。
　　大英帝国终于露出了它狰狞和强权的一面！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只能导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即使现在的国际社会相对文明，但这个法则显然同样适用。英国在忍耐了近半个世纪后，终于决定要采用炮舰政策把中国纳入到其利益范围了。

　　此时的伦敦，听到中国焚烧鸦片的消息后，从事东方贸易的院外活动集团立刻动员起来了。这些利益集团向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政府采取坚决行动。19世纪大英帝国的政治巨头帕默斯顿甚至叫嚷着说：“给中国一顿痛打，然后我们再解释！”

　　但发动对中国战争的议案也不是一边倒。帕默斯顿同时期的政治对手格莱斯顿，严厉谴责说：“在人类历史中，我从未见过如此不正义，并故意要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高傲地飘扬在广州城头的英国国旗，只是为保护一桩可耻的交易而升起的。”
　　很可惜，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道德常常让位于利益。

　　1840年4月7日，托马斯·斯当东爵士，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小斯当东，他来到下议院阐述了他的论点。他说，“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他的话很起作用，议案通过了。虽然在最后表决中，议案仅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优势得到通过，但这并不足以安慰地球另一边的中国人。

　　林则徐和英国议会显然没有在同一平面上思考问题。林则徐认为他的问题是进行一场反毒品的斗争；而英国却认为这是涉及贸易自由这一神圣权利的问题。英国议会辩论的时候，把政府的战争议案说成是发动一场“鸦片战争”——据说这是“鸦片战争”一说的原始出处。

　　林则徐算是当时最了解英国情况的朝廷命官了，他配有四个翻译，终日为他翻译英文书报，整理成册，以供参考。想必林则徐已经了解了英国的地理环境、人口、军队等实力情况。但从简单的数字来看，英国显然不如天朝。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仍居世界首位，甚至超过西欧的总数。但正如张文木先生指出的，“在大国兴衰史上，被打败并由此衰败的，多是富国！”(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

　　林则徐断定英国不可能会为了鸦片而与天朝开战，理由很简单：英国路途遥远，补给困难，怎有实力冒犯天朝？何况中英贸易近两百年，茶叶生丝等贸易利益重大，断不可能为了一些鸦片走私商人而大动干戈。而道光帝更是对这些纠缠不清的夷务早已厌烦不已，在虎门销烟后，他干脆宣布“英逆”罪行，永久禁绝通商，并下令将英国舰船驱逐干净。

　　鸦片只是一个导火线。关键问题其实还是马戛尔尼半个世纪前的老问题：打开天朝的大门，开放通商贸易。此时的大英帝国，较马戛尔尼时期可谓突飞猛进，工业革命业已取得重大突破，大量廉价的工业品正在世界范围内四处寻找市场，而英国的蒸汽战舰和长枪大炮，已经足以敲开天朝的大门。
　　战争，使天朝的无知和衰落彻底暴露。

　　林则徐怎么可能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加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闭关锁国早已沦为历史尘埃，在这样一个时代，早加入这个全球化进程早受益，但历史的惯性已超越了林则徐等人的思考范围，后人也只能发些“事后诸葛亮”的议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