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佳人之盛 林黛玉及那些与其相关的女子
曹 媛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巅峰之作。“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吾人于是得一绝大著作，曰《红楼梦》”[1]。林黛玉，这位曹雪芹怀着深挚的爱意和悲悯的同情，用历史与未来、现实与理想、哲理与诗情,饱蘸着血与泪塑造出来的女子，几乎可以算作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女主人公。正如俞平伯先生所说，《红楼梦》不是前无所承、破空而起，林黛玉这一形象的塑造正是以中国古典文化中那些优秀女性为基石的。“黛玉以前，中国原有着千千万万的局部的林黛玉；到了黛玉出现，那许多不完整的人物之情、之才、之貌，就都汇流在这一个人的身上。”[2]万千才情女子，在这一个人的身上投影，然后被超越……
谢道韫与林黛玉
薄命司中一句“堪怜咏絮才”，牵起了林黛玉和谢道韫这两个女子的联系。“未若柳絮因风起”，谢道韫的咏雪之句传送千古，后世遂以“咏絮才”比之于在文艺方面有所造诣的女子。林黛玉可以说是大观园中第一才女，胡乱的应景诗就可以得到元妃的欣赏，更不用说《葬花词》、《秋窗风雨夕》这等泣血之作。
谢道韫和林黛玉都是早年丧父。一个由位高权重又风雅智慧的叔父谢安抚养教育，深得叔父喜爱，一个则寄居于繁华昌盛之末世巨府的外祖母家，敏感纤细的心灵备觉“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一个被一群优秀的谢氏家族男子所围绕，一个则由众多美丽聪慧的女子相陪伴。于是谢道韫是念着“峨峨东岳高，秀极冲青天”（《泰山吟》）这样激昂之句、颇有林下之风的大家女子，而林黛玉则是吟着“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唐多令》这等缠绵之句的弱质闺秀。
迥然的性格下挥发的是迥然的才气。谢道韫
“所著诗赋讳颂并传于世”，但她的才华更多体现在她的处世应对的智慧之中，睿智博识，辩言无碍。她深得弟弟谢玄敬重，谢玄以之为傲；她在谢氏子弟谈诗论文的聚会中脱颖而出，备受叔父谢安欣赏；她为小叔王献之解围，使得与之谈议的宾客屈服；她无畏无惧、大义凛然，毒虐如孙恩也为之改容；她慷慨流涟、词理无滞，太守叹曰“项所未见”、“心形俱服”。[3]
在男权社会中，谢道韫只能以王凝之妻氏的名分记入史书，门当户对的婚姻，对方虽是书圣王羲之之子，却是狂妄无知、迷信鬼神，在敌军攻城之时期许鬼兵相助，并因之而丧命[4]。一代才女嫁夫如此，怎能没有怨言？“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复有尹、胡、翔、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于是秋瑾感叹“咏絮词何敏，清才扫俗气。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谢道韫》）
林黛玉之才，是她诗人般的气质，渗透进她的文学创作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人说“林黛玉是诗人，实在不必有什么名句传世，单是这种诗人的神韵气质，就够令人心折了。”[5]她爱幽静，住在“几竿竹子隐着一道曲栏”的潇湘馆；埋香塚葬花，她为落花找到最干净的归宿；梨香院外听曲，她为戏文情思萦逗、眼中落泪。伤愁的夜晚，她“倚着床栏杆，两手抱膝，眼睛含泪”；无可释闷的时候，便“隔着纱窗调逗鹦哥作戏，又将素日所喜的诗词也教与他念”。她本身就是一种诗意的存在，诗词已然成为了她生命的一部分、心灵的一部分。悲春伤秋、惜花重情，郁结于心，流之于笔端就是首首生命的歌唱。“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香”，清韵白海棠映着她的纯洁与气质；“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清霜中绽放的菊花写着她的孤傲与寻求；“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花与人，两相照，生命的悲感何以承受？多愁善感的心，让她在一切美好易逝的事物中看到自己的命运。虽是红颜命薄、青春早逝，但我想她比谢道韫幸运，因为在茫茫人世中她遇到了宝玉——一个可以共同抵抗这庞大世界的知己，于是一切感伤、眼泪都有了意义。
也许我可以说谢道韫是慧者型才，而林黛玉是灵者型才。
崔莺莺与林黛玉
《红楼梦》对《西厢记》直接的承受俞平伯等人早有论述，自从沁芳桥畔邂逅《西厢》，黛玉心灵记忆的一部分里就住下了它。她不仅会情不自禁念出西厢的词文，甚至还拿自己来比其女主人公崔莺莺。第三十五回里：
一进院门，只见满地下竹影参差，苔痕浓淡，不觉又想起《西厢记》中所云“幽僻处可有人行，点苍苔白露泠泠”二句来，因暗暗的叹道：“双文，双文，诚然为命薄人矣。然你虽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林黛玉之薄命，一并连孀母弱弟俱无。古人云‘佳人命薄’，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胜于双文哉！”……
《西厢记》里的崔莺莺其实没有黛玉叹想的“命薄”吧，如果要说历史文学上的薄命红颜是数不上她的，她不是元稹笔下那个遭遇始乱终弃的女子，而是祝福在“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大团圆结局之中。只是因为是林黛玉，她的父亲也过世，“孀母弱弟”也无，遇见了命中的“张生”，“虽有刻骨铭心之言，无人为我主张”（《红楼梦》第三十二回）；她感叹的双文不是成就良缘的双文，而是爱情路上遭遇困难重重的双文——先有婚约在身、门第之差，再有母亲赖婚、进退两难，又有母亲刁难、离别之苦……
美丽的相遇总有其相似之处，张生遇见了“穿一套缟素衣裳”的莺莺，惊叹“呀！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宝玉初见黛玉，“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那是三生石畔的恩情、前世今生的缘份牵引。恋爱中的女子心情也多少相似，崔莺莺是“一见了也留情”，叹相思“花笺上删抹成断肠诗”，却在每一次进展时“怒”得要“告夫人知道”，让应约跳墙的张生“热脸儿对面抢白”；林黛玉日日流泪为宝玉，却总是拿“金玉之说”假情试探，用刺心的话伤人伤己。真情假意，假言真意，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总是有太多折腾。
然而《红楼梦》毕竟要高于《西厢记》，黛玉之于宝玉，不仅仅是崔莺莺之于张君瑞的“据相貌，凭才性”，“适宝玉为林黛玉心中、目中、意中、念中、哭泣中、幽思梦魂中、生生死死中悱恻缠绵固结莫解之情，此为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6]。崔莺莺是一个勇敢的女子，母亲、门第、传统道德种种束缚曾让她犹疑、反复，可是有情可以跨越一切。初见时的“秋波一转”也许是张生的误读，隔墙和诗慕其才，斋寺拈香察其貌，山贼围寺受其恩，他“笔尖儿横扫五千人”，早是相思只为他。为他，背叛母亲，抛弃身份，与赴佳期。作为自由爱情的追求者，崔莺莺在文学史上留下了美丽的身影；不过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到了贾母口中就是没趣乱扯的才子佳人的俗套。
而黛玉身处的环境比莺莺复杂的多，她寄于宝玉的也不是以身相许这么简单的感情。黛玉和宝玉之间的阻碍不会是门第这类具体原因说得清楚的，当然也不会如高额续书中所写--是贾母和王熙凤主导。王昆仑在《红楼梦人物论》中论述黛玉之死，认为“宝黛婚姻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他们两个性格之与时代相违反，而黛玉之‘不合时宜’更为明显”。他们生活的时代容不下那样至纯至美的爱情，事实上没有一个时代可以为那样的爱情让出尺寸土壤，也许那只能是一个童话。在对爱情的追求中，黛玉不及也不可能像崔莺莺那般开放，其中的晦涩曲折让她和宝玉有很多的争执磨难，也让他俩爱情提高到至情戒淫的境界。崔莺莺与张生之情首先建立在相貌美好的基础上，而黛玉和宝玉是以在一起生活中建立起来的共同思想为基础，对功名、对文学、对自由、对生命等人生的元素达到难能可贵的精神契合。“情情”者如林黛玉，说的是对所爱的人拥有一往情深的专注之情。黛玉的一生就只为这一场恋爱，把所有的一切都投入感情的深海中，耗其泪、耗其才、耗其情，因之而成一个自我，但结局还是毁灭。她心里想“你只管你好，你好我自好，你何必为我而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第二十九回）。她就是一个“情女子”。爱情没有高下之分，但是也许爱一个人的心是可以比较的。抛开表面的一切，黛玉的爱就是如此的纯粹。
“不论是直接的间接的、历史的传说的、社会的民俗的”，曹雪芹为林黛玉这个人物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远铺近垫，充实映照”，“林黛玉背后站着一整个人物的系列”[7]。“病如西子盛三分”，这是黛玉形貌之溯源，她是如西施般的病弱美人，两靥生愁，身体娇病，气大了还怕被吹倒，但也“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黛玉爱哭，比之于潇湘妃子并不只是单纯的眼泪多而已，更因为流泪的原因。“舜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西晋张华《博物志》），黛玉之泪全为宝玉而流。取雅号的时候，探春虽是不尽明白，却也比得极为恰当。《五美吟》中的西施、虞姬、明妃、绿竹和红拂，黛玉为这类才色女子的终身遭际欣羡悲叹。
此处所提及的女子只是历史文学中有名的人物而已，黛玉形象所容纳还不只这些。她们当中，有的姿容气质近于黛玉，有的情思追求类于黛玉，有的命运遭际令黛玉同情，还有的是才识修养感染着黛玉……鲁迅言《红楼梦》摆脱旧套，“与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然林黛玉不同则不同矣，终究是集万艳群芳酿造而成。林黛玉是中国的林黛玉，也只有中华文化才能够孕育出这样一个才情双绝的女子。
参考书目：
吕启祥：《花的精魂诗的化身》，《红楼梦学刊》1983年03期
王海燕：《花魂诗魄女儿心——林黛玉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
蒋凡：《世说新语研究》之《谢家才女胜须眉》，学林出版社，1998年4月版
（《红楼梦》主要是脂评庚辰本
注:
[1]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人生及美术之概观》，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2]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第241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7月版
[3]
见之《晋书-烈女-王凝之妻氏谢氏传》和《世说新语-贤媛》二六、二八、三十。
[4]
见《晋书-王羲之传》附子《王凝之传》。
[5]
吕启祥：《花的精魂 诗的化身》，《红楼梦学刊》1987年第03期。
[6]
徐瀛：《红楼梦论赞》
[7]
吕启祥：《花的精魂 诗的化身》，《红楼梦学刊》1987年03期。
发表于《红楼研究》2009年6月第2期
声明：未经《红楼研究》编辑部及作者同意不得转载
侵权后果自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