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三） － 流亡岁月

少爷

1937年，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


7.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沦陷
9.20 华北重镇保定失守
11.5 河南安阳沦陷，日军开始大肆盗掘殷墟遗址文物。
11.12 最大的海港城市上海失陷，淞沪会战中日双方共投入兵力103万，日军阵亡10，国民党阵亡30多万，是整个二战死伤人数最大的会战之一，而最终没能守住上海。上海失陷后，日军进攻南京
12.13 日军攻占了首都南京，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紧接着，杭州，济南等省会城市相继沦陷。
国难当头时，只占全国总人口不到2％的知识分子是需要保护的，而不是用来打仗。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保护民族精英和文化届知识分子显得迫在眉睫。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校长商讨后，决定将三所大学师生撤出平津地区，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决定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同意。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迅速组织师生南下继续办学。

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次文化知识分子大撤退开始了。

就在梁林二人在佛光寺调查结束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七七事变的新闻，于是立刻赶回北平。而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南下之际，许多和三校无缘的知识分子还在茫然中，不知道何去何从。营造学社属于民办机构，自然属于政府弃之不顾之列。
但是政府无力顾及，日本人却盯上了这些人，还邀请梁思成出席“东亚共荣协会”，要想不做汉奸，就要迅速离开北平。1937.9.5日，梁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和林的母亲还有金岳霖，离开住了7年的北京总布胡同的家，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活。

当时只有五岁的梁从诫后来回忆到：
临行那天是个特别悲凉的场面，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倒记住了去天津的火车上，坐满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我们竟然和他们挤在一个车厢里。爹爹闭着眼睛在那里假寐，我却很有兴趣地观察日本兵手里的真枪，一个日本兵冲我笑笑，还招招手，我就过去了。他让我摸摸他的枪，正在我十分兴奋的时候，只听见身后一声怒吼”小弟，回来！“一回头，爹爹正怒目瞪着我，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吓得半死，也不敢再看那个日本兵。。。就这样，我们告别了北京。
梁思成在写给费正清夫妇的信里写道“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们部不知道从那里说起。总之我们都是好好的，一个星期之前我们到达天津，将要坐船到青岛去，从那里再经过济南，去到换车船不超过五次的任何地方——最好是长沙，而其间的空袭要尽可能的少。”


他们迁移到长沙后不久，日军就对长沙开始了猛烈轰炸。梁思成的住处也没幸免遇难。

遭遇空袭后，梁家几口人无家可归，这时清

华大学教授张奚若把自己租来的两间屋子让出一间给梁家主，他们自己五口则挤在另一个小房间里。第二天梁思成把家里的日用品慢慢从废墟里挖出来，回到被炸塌的房屋前，发现有一个人被炸弹的冲击波活活印在墙上。

“长沙第一次遭到空袭时，我们的住宅差不多是直接被一颗炸弹命中。炸弹落在离住宅大门十五码的地方，我们在这所住宅里有三间房子，作为我们临时的家。当时我们都在家——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两个孩子都有病躺在床上。谁也不知道我们是怎样逃脱被炸成碎片的厄运的。当
我们听见先扔下来离我们较远的两颗炸弹的可怕炸裂和轰鸣声以后冲下楼梯时，我们的房子已经垮了。出于奇特的本能，我们两人一人抓起一个孩子就奔向楼梯。但我们还没有到达地面，近处那颗炸弹就响了。我抱着小
弟（儿子）被炸飞了又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就开始裂开，那大部分是玻璃的门窗啦、镜框啦、房顶啦、天花板啦，全都倒下来雨点般地落到我们身上。我们从旁门冲出去，到了黑烟呛人的街上。”



这次轰炸后，他们发现长沙也非久留之地，于是有了前往昆明的念头，远在西南边陲的昆明短期内或许会远离炮火。林徽因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国家还没有组织到可以使我们对战争有所效力的程度，至今我们还只是战争的累赘而已。“
那年冬天他们开始向昆明迁徙。而从长沙去昆明的路途，他们用了整整6个星期。在一个叫晃县的小城，徽因肺病加重，高烧不止，而所有的旅店全部人满为患，没有一家店主原意接纳，这时他们遇见了八名空军学员，据梁从诫回忆：

“一个雨夜，我们听到有人拉小提琴，而且拉的是世界名曲。推开门，原来是8个穿着军装的空军学员，他们腾出一间房来给我们住，从此，我们和这批空军学员就成了好朋友。”由于那8位飞行员的父母都在内地，梁思成夫妇把他们当成了义子。毕业时，他们作为名誉家长，去参加毕业典礼。可是不久，梁家就接二连三地收到了阵亡通知书，每次梁思成都作为家长流着眼泪去收尸。当时中国空军驾驶的是民用机改装的战斗机，飞行员的寿命平均只有6个月，但没有人因为怕死而后退。梁从诫说：“拉小提琴的黄栋权，是在昆明空战中牺牲的，他被击落以后，尸体都找不全。到了1944年，那8个飞行员，一个活着的都没有了。”


长沙临时大学迁到昆明后，正式组建了足以标榜青史的西南联合大学。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联大常委，主持校务。梁思成为联大设计了校舍，说是设计其实只是一排小平房，因为政府早已无力支付建造校舍的费用了。
1938年9，日军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切断中国后方的战略上来，9.28日昆明大轰炸开始了，九架敌机突然飞临昆明上空，昆明的当地居民没见过这架势，一时还有很多人好奇的抬头观望。但是立刻血肉横飞，炸弹象冰雹一样落下，一时间惨叫声爆炸声不绝于耳。


几个事例或许可以些许体会一些这些知识分子在昆明的避难生活。

联大刚进入昆明那几年，三天两头有警报，甚至一天两三次。昆明当时更不没有空防力量，日本飞机想来就来。跑警报是老老少少都要练习的本领。联大有一位教授因为已经讲课多年，据说上课从不备课，讲到哪里算那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次上课都要问同学我讲到哪里了。班里有个女同学做笔记非常认真，几乎一字不漏，教授有一次问她我上次课最后说的是什么，那女生说翻开笔记看了看说：你说现在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关于金岳霖跑警报的日子，林徽因写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于是早上5点半从村子出发，而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小山跑，直到下午5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金岳霖有个学生还很有意思地用逻辑学阐述了这个一个逻辑：很多人跑警报时都会带着一些金子首饰。有人带金子，就有人掉金子，有人掉金子就有人会捡到金子，因为我是人，所以我会捡到金子。结果他还真的捡到过两三个金戒指。


生活是艰难的。冷热自来水都没有。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一口陶制的大水缸，它有三到四英尺高，用来储存挑进屋里来的水。对一个家庭来说，一口水缸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座烧缸的窑开张时女人们彼此拥挤甚至打架，唯恐买不到。任何家庭要是有一个大热水瓶来储存热水，它是家中最宝贵的财产。照明用菜油灯，但那也很贵，所以最好还是跟村民一样，天黑下来就睡觉。要更换穿破的或孩子们显得太小的衣服是个大问题。布差不多没有。一句话，战争、通货膨胀和原始的生活方式已把梁家变成了穷人家。


关于这样的生活，徽因说，“我一起床就开始洒扫庭院和做苦工，然后是采购和做饭，然后是收拾和洗涮，然后就跟见了鬼一样，在困难的三餐中间根本没有时间感知任何事物，最后我浑身痛着呻吟着上床，我奇怪自己干嘛还活着。这就是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