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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水蓝天林徽因(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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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26 00:50: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碧水蓝天林徽因(三、四)






作者:韩石山



最近有个台湾学者叫秦贤次的,在《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二期)上发表文章,说是1923年在北京。他是从“星期日(十二月三日)”看出破绽的,说他查了历书,从林长民初识徐志摩到1925年去世,这几年中,只有1922年12月3日是个星期日,1920年的不是,1921年的也不是。当然还有其他证据。应当说,秦先生的说法是站得住脚的。秦先生是台湾著名学者,擅长史料考证,他的史料考证的功夫又一次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封信的时间地点一确定,一幅清晰的历史画面,一下子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画面上,一个个人物的神情动作,音容笑貌,全都活了起来。可惜秦先生手边没有《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这套大书,若有,他的发现会更大。这样说绝不是贬低秦先生,他确实没有看过这部书,在《新文学史料》的文章中,他说“其手迹影印见于虞坤林编辑的《志摩的信》”多少页。有这部书,或是见过这部书的人,不会这么说。事到如今,这样的工作只能由我效劳了。

我们先把这个画面说清楚,这样就能看出,一,时间多么的急迫,二,事情多么的危急。只看信,不过是一封普通的约吃饭的信,那时候电话没有现在这样普通,约朋友吃饭,通常都是写封信叫仆役送过去。可是,一加上时间和事情两个因素,这就不是一封普通的信件了。

先说时间。这就要说到徐志摩回国的时间,到北京的时间。回国的时间不必质疑,这年的10月15日船到上海。来北京的时间,可推知。这年12月15日,徐志摩给他的英国朋友傅来义的信上说,“我回到中国已经整整两个月了,到北京也已有两周了”。10月15日抵达上海,到写信的这天,确实是整整两个月。到北京两周,那就是说,从12月15日往前推十四天。这就看怎么推了,实推十四天是一种推法,减去十四天也是一种推法,实推十四天是12月2日,减去十四天是12月1日。2000年夏天我写《徐志摩传》时,对这两种推法拿不准,只好说:徐志摩“离开上海,便匆匆赶往林徽因正在上中学的北京。12月1日或2日到京”。有了这封信,就可以准确地说是1日到京了。

当天到北京,当天就得到林长民差人送来的请吃的饭。时间多么急迫!

再说事情。10月15日到上海,祖母和父母都在上海等着,先陪祖母游了北普陀。听说梁启超正在南京讲学,便去南京看望了梁先生。匆匆告别梁先生,便来到了北京。徐志摩去北京要做什么,梁是知道的,这一时期,梁的一个大弟子张君劢,一直守在梁的身边。这个张君劢,就是徐志摩的妻子张幼仪的二哥。徐与张与林的事,他一清二楚。他一清二楚,梁也就一清二楚了。后来梁给徐写信,也说“君劢濒行前两日语及弟事”,可知君劢全告诉了他的老师。

徐志摩放弃学业,提前回国,且为何回国,林家和梁家都是知道的。徐志摩是个做什么事,都要带响动的人。回国不用说了,从法国马赛到上海,船行需三十多天,有这一个多月,国内的亲友全知道了。金岳霖是徐志摩的好朋友,当时在法国,徐志摩回国前那些日子,两人常在一起吃喝玩乐,到了晚年,脑子都糊涂了,还记得徐志摩当年要回国时爱唱的一句戏文,有人采访时,他说:林徽因被他父亲带回国后,徐志摩又追到北京。临离伦敦时他说了两句话,前面那句忘了,后面一句是“销魂今日进燕京”。(陈宇《金岳霖忆林徽因》)实际上,这是旧戏上常用的戏文,前面一句是很好补的,两句连起来极有可能是:“快马加鞭往前行,消魂今日进燕京!”他回国这件事,响动之大,真像他挥舞马鞭子在台子上转圈儿,要干什么,台下的人全都看见了。
北京可说是严阵以待。

如果说因为林梁两家是世交,常来常往,于是林长民与梁启超便有了结为亲家的意愿,其起始只会在1921年10月林徽因随父亲回国之后而不会在此之前。毕竟1920年林徽因出国时,只有十六岁,而林长民对这个女儿非常器重,不会轻易许人。再就是,梁家也不会轻易为自己的长子,订这样一门亲事,毕竟林徽因是庶出。这在那个年代,这是很忌讳的。就是林梁人结婚后,梁启超的正夫人,对这门亲事一直有看法,也是因了这个缘故。只有林徽因回国后,出落得仙女一般,有学识又落落大方,梁启超才摒弃了世俗的看法,愿意缔结这门亲事。林长民这边,当然是满心喜欢,毕竟梁任公的门第,不是谁都能攀得上的。有意归有意,并未付诸实行,只能说梁家这边还犹豫不定。当得知徐志摩正在“快马加鞭往前行”,要“销魂今日回燕京”时,一切都来不及了。

因为梁启超这时在南京讲学,而且更不巧的是,又因酒醉而患病,转到上海沧洲旋馆休养,想赶在徐志摩之前到北京,给两个孩子举行个简单的仪式堵了徐志摩嘴,都来不及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徐志摩这个疯子,心急火燎地去了北京,北京会怎样处置,那就全看林长民的本事了。相来这几天,北京上海之间,定然是函电交驰,心急如焚。

林长民毕竟是老政客,对付这样的突发事件,还是有一手的。他知道,这样的事,只能智取,不可力敌,只能消气,不能加温,总之是只能化干戈为玉帛,稍有不慎,火上添油,那就不可收拾,说不定会折了女儿又赔了兵。于是在志摩到京的当天,便差仆役送去了请吃饭的信件。

送到哪儿呢,送到东板桥妞妞房胡同,瞿菊农的住处。徐志摩死后,瞿有悼念文章,其中说:“从上海同到北京来,沿途谈的是罗素,是高士华绥是康桥,是志摩朗读康桥再会吧!是爱恩斯坦,是梁任公,胡适之,泰戈尔;到北京之后,志摩就先在我那局促的小里,那时我住在东板桥妞妞房——住了好几天”。(瞿菊农《“去吧”!志摩》)

从信上看,志摩还在南京的时候,就给林徽因去了一封长信,内容是什么,现在当然不知道了,但从林长民这封既是邀请信也是回信的信上看,表示的感情是真挚的,也是激烈的,甚至是让人害怕的,要不林长民就不会说“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想来志摩信中还说了别的话,意思是,他这种做法林徽因一定要mockry,林长民赶忙说,没有的事,女儿看了信,一点也没有mckry的意思,足下你误解了。只是她年龄小,没经过这样的事,一时惶恐,不知该怎么办,才由我来代为作答。什么都不说啦,后天来我家吃顿饭,好好谈一谈,保证让咱们的友谊永远像刚开放的花儿那么新鲜!

还要注意一下,信的左下角,有“徽音附候”四个字,不像是林长民的手迹,林是书法家,字迹苍劲老练,这四个字,规矩而稚嫩,一看就是林徽因这样的中女中学生写。会是怎么写上去的?不妨作个推断。一是林长民写信,让女儿看看合适不合适,毕竟他是代女儿作答的,女儿看了表示满意,父亲总觉得从情理上说,有些对不起志摩,便让女儿写上“徽音附候”四个字,算是给志摩一些温馨。二是林徽因看了,觉得两个年轻人之间通信,况且在伦敦时曾通过且不止一封,怎么一回到国内连通信的自由也没有了,还要让父亲代为作答,实在太对不起志摩,便主动要求写上这么几个字,多少也算是表示了她的态度,几分缠绵,几分无奈。

林长民的安排是很周到的,怕吃饭商榷中谈崩了,特意请来陈博生夫妇作陪。陈与林长民是好朋友,跟志摩的关系也不错。志摩在英国的时候,陈也在英国,有交情,陈比志摩早些从英国回来,现在是《晨报》的总编辑,这面子不能说小。

他们这样如临大敌的安排,志摩自然也感受到了。只是他们小看了志摩,你们这样仁义,我徐志摩能任性而为吗?毕竟这是感情上的事,要理智地面对,毕竟林长民是亲爱的徽因的父亲,岂能鲁莽对待?当天傍晚,志摩就回了信。说不定是林长民知道志摩到京就傍晚了,赶紧派仆役将信送到东板桥妞妞房瞿家,志摩看了当即回的信。证据是,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二十九册里,还有林长民一封十二月二日的信,也是手迹影印,只是排在前一封的前面了。信上说:

得昨夕手书,循诵再三,感佩无已,感公精诚,佩公莹洁也。明日午餐所约戚好,皆是可人,咸迟佳宾,一沾文采,务乞惠临,从此友谊,当益加厚。虽云小聚,亦人生一大福分,尚希珍重察之。敬致志摩足下。长民顿首。十二月二日。

他们安排的宴席,志摩肯不肯赏脸还在两说,现在收到志摩的复信,不仅肯定光临,且语气温和,态度谦恭,林长民的兴奋可想而知。第二天又修书一封派人送去,就是这封信。“循诵再三,感佩无已,感公精诚,佩公莹洁”,给人一种喜不自胜,磕头如捣蒜的感觉。从“所约戚好,皆是可人”上看出,作陪的不光是陈博生夫妇,还有林家的亲戚。陈博生只能算是好友,不能说是亲戚。

餐聚第二天如期举行。效果呢,不管志摩多大的气,多烈的情,只要林小姐在跟前一站,就化作了满面春风,满脸脸容了。大家都是朋友,哈哈哈,往后常来常往,哈哈哈。想来从景山后街雪池林家出来,徐志摩心里不定怎样的高兴呢。只要能是朋友,只要能常来常往,天长日久,凭着自己的好身手,还愁徽因不是他徐志摩的小娇娘吗?

这次餐聚唯一办的一件实事是,陈博生听说徐志摩住在瞿菊农家,知道地方很是逼仄,要志摩搬到他家去住。志摩也就痛快地答应了。前面提到的瞿菊农的文章中,在说完上面引用的那句话后,接下来的是:“后来他搬到博生那里去。”在瞿家住了好几天,就算五六天吧,正是在餐聚后的一两天。我相信这个推论是正确的。

林长民这头的任务,只是打个狙击战,削弱徐志摩的锋头,腾出时间来让林梁两家从容布置。这时,梁思成仍在上海养病,事情都在信函交驰中进行。直到1923年1月5日梁启超从上海回到北京,才一锤定音:林长民的长女林徽因,许配给梁任公的长子梁思成。
真就这么玄吗?真就这么玄。

有梁启超的信为证。1923年1月7日,梁思成在给大女儿思顺的信上说:“思成和徽音已有成言(我告思成和徽因须彼此学成后乃定婚约,婚约定后不久便结婚)。林家欲即行订婚,朋友中也多说该如此,你的意见呢?”看过《梁启超年谱长编》的都该知道,梁启超视这个女儿为宝贝,家中大小事,均要征求思顺的意见,平日直可说书信不断。其时思顺正随夫君在澳大利亚公使任上。也就是说,林梁许婚(就用这个词吧),的事,就在1922年月12月3日到1923年1月7日这三十几天中进行的。从平日梁启超一有事便写信的习惯上推测,搞掂只会在1月5日到7日这两三天。只有刚许了婚,才会马上写信征求女儿的意见,不会说早就许了婚,再给女儿当新闻去说。

我们还要知道,梁启超是很爱徐志摩这个弟子的。知道林梁两家暗里做的这些事,迟早瞒不过志摩,而志摩知道了,感情上会受不了,说不定还会生出什么枝节,这就不好了。与其这样,还不如将一些隐患都消弭于无形。再就是,梁启超是个很自信的人,相信自己说上一番话,志摩还是会听的,还在上海的时候,就给徐志摩写了封长信。主要的两点,一是不可以他人之痛苦换取自己的快乐,这是替张幼仪说话的。二是男女相恋是神圣的事,可遇而不可求,强扭的瓜儿不甜,不要徒增一辈子的烦恼。这是暗指,与林家的事到如今,该见好就收,别弄得大家都不愉快。最后感慨万千地说:“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若尔尔者?”

这封信连同信封,都以影印的形式收在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徐志摩全集》第一辑里。信封上写的是“北京丞相胡同晨报社张博生先生收下转致徐志摩先生启”,左上角特意标了个“快”字。因为他5日就要到北京,怎么也要这封信在他到北京的时候,转到志摩手里。真也难为了他老人家,那封信的落款是“一月二日夜三时”,也就是说已是三日凌晨了。四日他就在动身赴京,极有可能这封信是他带到北京,派人送到陈府的。

梁启超为徐志摩办的一件实事是,让生活与工作都还没有着落的徐志摩,来他主其事的松坡图书馆当个英文秘书,吃住都在馆里。

一个徐志摩,哪里是梁启超、林长民两个老政客的对手。软硬兼施,连骗带哄,一天到晚还乐呵呵的,以后胜利在望昵。很快,也就尝到了苦头,品出林长民头一封信说的“友谊长葆”,第二封信说的“从此友谊当益加厚”是什么滋味了。松坡图书馆两处馆舍,一处在西单附近的石虎胡同,一处在北海里头的快雪堂,徐志摩住在石虎胡同,梁启超办公的地点在快雪堂,闲暇时节,梁思成常约了林徽音去快雪堂玩,有时志摩去了,也不回避。志摩呢,觉得大学在一起玩玩也挺好的。有次听说徽因去快雪堂,他也去了,只见大门闭着,门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用英文写着:
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
汉语意思是:情人不愿受干扰。
志摩见了,只得怏怏而去。

这一段说的太长了。这一段,实在是太有意思了,由不得就多说了几句。我想说的是,一件史料的订正,对一个史实的呈现,有着多么巨大的意义。再就是,爱情之火,是压抑不住的,只要有机会,还是要爆发的。

转眼到了1924年的春天。

这年春天泰戈尔来华访问,两个人都参加了接待,接触多了,旧情复萌。这时,林与梁思成正式许婚已
一年多些,夏天就要一起出国留学了。

为什么说是旧情复萌呢,证据是,1924年5月20日这天,在北京火车站,是西车站,不是现在的北京西站,徐志摩要陪泰戈尔到山西太原参观,车下是送行的人,有梁启超,也有林徽因。列车马上就要开动了,徐志摩还在车箱里写信,车开动了,信还没写完,不写了,抓起还没写完的信要冲过去递给车下的林徽因,泰戈尔的英文秘书恩厚之知道徐林之间的恋情,知道这一来要出事,冲过去夺过信,将徐志摩推回车箱。事情过后,徐也没有再要这封信,恩厚之就收藏起来。再后来,恩厚之回了英国。当时谁也不知道有这么回事。这封信,七十年代时,有个学者去英国,见到恩厚之的家人,拿了回来。信上有这样的话:“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有了这封信,至少可以说,林徽因在决定与梁思成一起出国之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6月初出国),还与徐志摩有过一次幽会。时间是大前天晚上,即1924年5月17日。而这天晚上,两人可以说的话,只会是“佳人从此别矣,郎君多多保重!”

从跟徐志摩通信,还要父亲代笔,到深夜里两人坐在马车上缓缓而行,便是这一时期林徐二人情感的轨迹,也可说是牵手之后又无奈地分手。不管怎么说,这总要算是一种男女之间的恋情吧?

事情还没有完,还要往前发展,这就到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1930年冬天林徽因得了肺病,从东北大学回到北京,直到1931年11月徐志摩坐飞机失事这一段时间。

这一阶段,林徽因和徐志摩的感情发展,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为什么用实质性这个词呢?就是说,他们不仅是相爱相恋,而且有可能结为夫妻。证据之一是,梁从诫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一直替徐想,他在1931年飞机坠毁中失事身亡,对他来说是件好事,若多几年对他来说是个悲剧,和陆小曼肯定过不下去。若同陆离婚,徐从感情上肯定要回到林这里,将来就搅不清楚,大家都将会很难办的。”

这话是《人间四月天》播出后,梁从诫写的一篇文章中说的。当时我就写了文章,批评梁从诫的这种说法,说,作为一个晚辈,说这样的话太不应该了。为了自己的家庭声誉,竟说另一个长辈叫烧死了是好事。这话不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应该说的。要知道,在他母亲和徐志摩的关系上,梁从诫一直认为她母亲只是喜欢徐志摩,而绝不会跟徐结合,就连在英国时相恋相爱,也不会有,说他母亲后来跟他说过,“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的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到了1931年,就更不会了,“这时的母亲当然早已不是伦敦时代那个梳着小辫子的女孩,她在各方面都已成熟”。

既然说林徽因不会爱上徐志摩,而徐志摩又不是土匪会绑票,为什么说若徐志摩不叫烧死,将来就会 “搅不清楚”,“将会很难办”呢?这话背后的意思,还不是说,徐志摩不死,就有可能跟林徽因结合吗?

在自己的母亲跟徐志摩的关系问题上,梁从诫就不如他姐姐梁再冰聪明,梁再冰1929年生,梁从诫1932年生,前些年,姐弟两人都写过关于母亲的长文,姐姐的文章中根本就没有涉及母亲跟别的男人的事,而弟弟的文章中,处处都在为母亲辩护,什么事都要辩一下。这是为什么呢?总不能说弟弟跟母亲感情深,姐姐跟母亲感情不深吧?不会的,两人跟母亲的感情都很深。那是为什么呢?我以为,这是因为梁从诫是个男的,而梁再冰是个女的,比弟弟更理解女人,更理解自己的作为一个女人的母亲。比如,梁从诫说他母亲在伦敦时,年龄小,又是旧伦理熏陶出来的,不会嫁给一个大自己八九岁而且有了家室的男人,这还说得过去,但是接下来说,到了1931年,更不会这样,就没有道理的了。年龄小的时候不会做的事,未必年龄大了不会做。哪个女人当姑娘的时候,都会想着自己将来的丈夫跟自己一样,是个第一次结婚的人,可是这世上,大姑娘嫁给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结婚的男人的,还少吗?哪个女人不姑娘的时候,都想着自己大了只嫁一回,可这世上再嫁三嫁的女人何止千千万万?

既然这么相信自己的母亲,为什么还要担心徐志摩不死,事情就难办了呢。可见还是担心这样的事会发生的。这是第一个证据。也就是说,连她的儿子,都担心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徐志摩很快就死了,当然不会再有这样的危险。按梁从诫的道理推论,徐志摩死了,他们家就安宁了,就不会有什么难办的事了。这就要说到我的第二个证据,就是徐志摩死了之后,林徽因的一次感情危机,这次感情危机,差一点让这对夫妇离了婚。

这次感情危机的主角,当然不会是徐志摩了,他已经死了,这次感情危机的主角是金岳霖,清华大学的哲学教授,这个人原是徐志摩的好朋友,是徐志摩把他引进梁家,成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好朋友。徐志摩去世后,林徽因精神非常苦闷,这时候,金岳霖跟林家前后院住着,不时过来聊天,安慰,就在这样的交往中,两人产生了感情,而且到了论婚嫁的程度。1932年6月中旬,梁思成去河北宝坻县(现在属天津市)考察古建筑回到北京,大概到了晚上,林徽因哭丧着脸对梁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听了这话,梁思成当下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半天说不出话来,血液凝固了,呼吸都困难了。他自然知道妻子说的另一个男人是谁。但他仍很理智,感谢妻子没有把他当成傻瓜,对他是坦白的,信任的。他想了一夜,把自己、金岳霖和妻子放在天平上,反复比较,最后的结论是,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是缺少金岳霖的哲学家的头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第二天,他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妻子,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说完,他哭了,林徽因也哭了。可是,当林徽因把这个消息告诉金岳霖的时候,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

现在不说金岳霖,只说林徽因,只说林徽因与梁思成的关系,有这么一件事,也就足可以证明,林徽因 是可以为了真正的爱情,与他的现任丈夫梁思成脱离关系的。林与徐志摩的感情,比与金岳霖的时间更久,程度更深。为了金,能和梁离婚,怎么不会为了徐而和梁离婚呢?只能说徐的命不好,快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死了。

那么林和徐之间的感情到底有多深呢?现在能看到的事实是,林回到北京(当时叫北平),天气暖和以后,就去北京西山疗养,徐志摩和朋友们,常去看望,有时朋友们回去了,他还要住几天,最长的一次是1931年九一八以后,住了两个星期。有人说林徽因在西山住的是双清别墅,不是的,是住在双清别墅外面,一个斜坡上的几间平房里,她住一间,她母亲住一间,孩子住一间,还有一间是厨房。徐志摩去了,住在离这儿不远的甘露旅馆。徐志摩来看林徽因,一般是下午三四点到四五点,有时也出去到附近散散步。这些说明了不了任何问题,只能说是一个男老朋友来看看一个女老朋友。但是,看看徐志摩死了之后,林徽因做了什么事,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徐志摩死后,梁思成、金岳霖和张奚若马上赶到济南,处理徐的后事。在失事地点,梁思成知道妻子与这位老朋友的感情,就捡回一个飞机上的残骸,一块烧焦了的木头片,那时的飞机跟现在的飞机不同,是有木头东西的。梁思成拿回来后,林徽因将这个烧焦了的木头片,衬上黄绸子,挂在床头。另一说法是,放在一个盒子里,摆在客厅。这也不算什么,对老朋友的纪念嘛。能看出两人当年感情深厚,已达到实质性程度的是此前此后两人的写作发表的诗作,这样说有语病,应当是,看看徐志摩还活着的时候,两人写了些什么诗,徐志摩死了后,林徽因又写了些什么诗。

有个叫蓝棣之的学者,仔细研究过林徽因的诗作,得出的结论是,1931年和1936年是林徽因诗歌创作最重要的两个年头,两个高潮,或者说是两个中心。1931到1932年,是第一个高潮,共写了五首诗,“看起来属于同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白了,就是跟徐志摩的故事。第二个高潮,也是有故事的,是跟金岳霖的故事,这儿就不说了。

第一个高潮期间的五首诗,写于1931的四首,题名是:《那一晚》、《情愿》、《仍然》、《山中一个夏夜》,写于1932年的是《别丢掉》。看看这些题名吧,那一晚,情愿,仍然,山中一个夏夜,别丢掉,光这些诗名连在一起,就是一首短诗。那深厚的感情,就不言而喻了。我们不可能一一地分析这些诗,挑两首,一首写在徐志摩生前,一首写在徐志摩死后。写在生前的,挑《那一晚》,是这样的:
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
澄蓝的天上托着密密的星。
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
迷惘的星夜封锁起重愁。
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
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
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飘,
细弱的桅杆常在风浪里摇。
到如今太阳只在我背后徘徊,
层层的阴影留守在我的周围。
到如今我还记着那一晚的天,
星光、眼泪、白茫茫的江边!
到如今我还想念你岸上的耕种:
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的生动。

那一天我希望要走到了顶层,
密一般酿出那记忆的滋润。
那一天我要跨上带羽翼的箭,
望着你花园里射一个满弦。
那一天你要听到鸟般的歌唱,
那便是我静候着你的赞赏。
那一天你要看到零乱的花影,
那便是我私闯入当年的边境!

据蓝棣之教授分析,这首诗的前半部分,写的是林徽因对十年前情景的回忆,也就是林与徐都在英国的 时候,林要回国了,两人有天晚上在一起深谈,后半部分的意思是,“如今我在感情上已经成熟,已有勇气闯入十年前的不敢去闯的边境”。我觉得,前半部分的时间,不会那么遥远,这个情景,和诗人的心境,更契合1924年5月17日晚上,他们两人在北京的那番深谈。“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是说她就要随梁思成出洋留学了。“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说的是从此我们要各走各的路了。实际上这首诗,写了三层意思,一是过去我们怎样,二是现在我怎样,三是我将要怎样。怎样呢?就是说不定,“那一天我要跨上带羽翼的箭,望着你花园里射一个满弦”。三十年代,人们用“那”和“哪”是不分的,这里的“那”,应当是带口旁的那个“哪”,不确定的意思,也就是说,说不定哪一天,我会勇敢地大胆地爱你的,我们是有可能成为夫妻的。当然,也可以是这个不带口字旁的,那就成了,等着吧,我一定会这么做的。

这首诗发表在《诗刊》第二期,这样的诗当然不能用真名发表,用的是“尺棰”这个笔名。尺棰,就是一根短木棍,这是有出典的,古语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暗含的意思是,我对你的感情,是永远不会穷尽的。同一期刊物上,发表了徐志摩的《两个月亮》,作为对林的表示的回应,诗中说:

“我望见了两个月亮,一般的样,不同的相”,一个是人们惯常看到的月亮,“她那样的玲珑,那样的美,水底的鱼儿也得醉!但她有一点子不好,老爱向瘦小里耗”。“有时满天只见星点,没了那迷人的笑脸”。另一个呢,就是他心里的月亮了,“还有那个你看不见,虽则不提有多么艳!”“可贵是她无边的法力,常把我灵波向高里提”。最后说,“只要我闭上这一双眼,她就婷婷的升了天。”

这样一唱一和,可说是相当大胆的。有人会说,两人的诗怎么会发在同一刊物同一期呢,说清了一点也不奇怪,这份刊物就是徐志摩主编的。极有可能是他向林约了稿,看了林的诗,忍不住就也写了一首。

1932后夏天写的《别丢掉》,是在徐志摩去世以后写的,可说是写出了林徽因对徐的最真挚,也最明确的感情。全诗是这样的:
别丢掉,
这一把过往的热情,
现在流水似的,
轻轻,
在幽冷的山泉底,
在黑夜,在松林,
叹息似的渺茫,
你仍要保存着那真!
一样是月明,
一样是隔山灯火,
满天的星,
只有人不见,
梦似的挂起,
你问黑夜要回,
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
山谷中留着
有那回音!

就这么短短的几句,但是,低低地读一遍,就能感到诗中那种沉痛的感情,那真诚的表白。有个小错误 要纠正,在《林徽因文集·文学卷》里,那句“只有人不见”,成了“只使人不见”,这个文集是梁从诫编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梁先生改的,若是梁先生改的,就不对了。因为改成了“只使人不见”,成了使动用法,意思就不一样了。请注意“满天的星,只有人不见”,是怎样的一句悲怆的叹息。而最后几句,“你问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等于是说,我问我要的那句话,我现在就回答你吧,你听听山谷里回荡的声音吧,那就是我的回答!要知道,林徽音原来的名字叫“徽音”,这里的“回音”可说是“徽音”的谐音。再冬烘一点,把前面“松林”的那个林字加上,就是,仿照《红灯记》里李铁梅的那句话就成了:这就是我林徽因对你的回答!
好了,关于林徽因与徐志摩的感情关系,就说到这儿。
与金岳霖的感情,更有它动人的地方,不专门说了,在下面的演讲中,还会涉及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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