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不是民族英雄而是民族罪人

yanzhao

真实的林则徐，真实的鸦片战争


最近国内网上流传着一篇署名“亦忱”的网文，该文认为，当时的英国领事义律是禁烟派，对鸦片贸易深恶痛绝，林则徐本来可以通过与之合作禁烟，却擅启边衅，挑起了鸦片战争。因此，林则徐不是民族英雄而是罪人。此文在网上广为流传，引起很大反响。

此外还有许多理由，但我觉得没有转述必要。作者不但对古人的内心世界缺乏了解，将古人“现代化”，以现代标准去裁判之，而且连基本史实都没搞清楚。例如他指责：

“道光皇帝已经于1月27日诏告中外，义正词严地对英国宣战了。……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军事冲突升级为两国战争。”

但据蒋延黻的《琦善与鸦片战争》：

“中、英双方均未发表宣战正式公文，并且忽战忽和，或战于此处而和于彼处。此种畸形的原因大概有二：一则彼时中国不明国际公法及国际关系的惯例。不但不明，简直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中、英的战争，在中国方面不过是‘剿夷’‘讨逆’。就此一点，我们就能窥测当时国人的心理和世界知识。第二个原由是彼时中、英两国均未预抱一个必战之心。”

其实亦忱先生若看过蒋延黻的《中国近代史》，也就不必费神写那篇招来无量辱骂的大作了。两者的史识相差太远，有了蒋评之后，实不必再画蛇添足，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诗在上头”。

话虽如此，窃不自量，仍觉蒋评或有可以补足之处，何况现代人不知道古代中国人的精神境界与生活方式是什么。没有足够的背景知识，似不能理解蒋用浅近白话写成的大著。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国人对鸦片战争似乎一直没有清醒公允的认识，无论是官方宣传，还是以亦忱网文代表的民间逆反心理，都是对这一标志着中国历史转折点的重大事件的漫画式描述。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欲作一全景勾勒，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
有关传统中国的一点背景知识


（一）忠臣与奸臣

所谓忠臣，乃是真正忠于皇帝的臣子，而所谓奸臣，就是蒙蔽欺骗皇帝、“逢君之恶”的臣子。前者是好人，后者是坏人，前者就是圣人褒奖的“君子”，后者就是圣人谴责的“小人”，两者分界如刀砍斧凿一般分明。

此外还有若干附带涵义：忠臣必须是清官，而奸臣必然是贪官。宋朝以后，似乎这忠奸之分又扩大到了和战问题上，主战者是忠臣，主和者是奸臣，划分同样是一目了然。

这就是古人的是非判别标准，表面上简单明了，其实很模糊，不但有时很难操作，而且会引出灾难性后果。

划定忠臣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如此。忠臣的判定，主要是看臣子在皇帝背离了儒教原则（天理），干出违反皇家长远利益的蠢事来时，是否敢于直言不讳地批评皇帝。以此标准来衡量，则忠臣辈出的顶峰时代乃是明朝万历中晚期。万历是个聪明人，亲政之初也曾励精图治，想有一番作为，可惜管闲事的忠臣太多，软缠恶骂，愣是逼得他赌气撂挑子，罢工几十年。

明朝立太子的家法是：父死子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无子立弟。那原则是尽量保证把帝位传给大老婆（皇后）生的儿子。万历皇帝没有嫡子，长子是宫人生的，他从来不喜欢，想把皇位传给宠妃郑贵妃生的儿子（后来的福王），为此迟迟不立太子，违反了祖法。大臣们竟把这事当成“国本”，日日夜夜纠缠皇帝。万历不胜其烦，只好称病不上朝，忠臣们非但不信，还上疏劝告皇帝节欲，隐射皇帝是沉溺酒色的昏君。万历只好接见大臣，表白自己确实有病，并不是装的。这很可能是实话，因为“解放”后挖开明定陵，发现万历是个驼背，而且一条腿比较短，乃是典型的“长恨人间路不平”。但大臣仍然不饶，最后皇帝一赌气干脆从此不上朝不理朝政，罢工几十年，各级官员缺额达三分之二都不填补。官员们只能靠抽签决定升迁。皇帝罢工更引来忠臣们的苦谏、嘲笑和恶骂，什么难听话都骂出来了。万历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被臣子群起侮辱谩骂的独一无二的君主。

万历年间之所以成为忠臣辈出的朝代，乃是作忠臣不但光荣而且安全。万历懒惰入骨，柔懦贪婪，但极聪明。他看透了苦谏乃是臣下沽名钓誉的捷径，用他的话来说便是“讪上卖直”，指望的就是被他惩罚后一举成名。所以他绝不成全他们，将侮辱他的奏章统统“留中不发”，更不惩办之，让忠臣们的如意算盘落空。如果他像嘉靖一样强横残暴，则无论他做什么，臣子们都决计不敢说三道四。嘉靖就曾将其生父追封为皇帝，生母追封为太后，这同样违反礼法，但嘉靖天性强横，臣子们最后只有让步。

即使是万历那种懒汉懦夫，偶作雷霆之怒之时，臣子们的忠肝义胆也就顿时烟消云散。“梃击案”发后，“清议”汹汹，咸指郑贵妃为指使暗杀太子的幕后黑手。他不得不破例召见群臣。御史刘光复不顾他多次喝止，还要大声发言，引得他破例大发雷霆，当场廷杖刘光复。群臣无不吓得面无人色，阁臣（相当于副首相）吴道南竟然吓得栽倒在地，大小便失禁。所以，万历年间忠臣多，完全是懦主骄纵出来的。满清皇帝个个精明强干，这种“忠臣辈出”现象就此绝迹。可笑的是这竟然被如今那些痛恨“满狗”的大汉族主义者当成了“清不如明”的倒退证据。

这“国本之争”足足争了30多年，不仅直接引出“妖书案”、“巫蛊案”与“梃击案”，就连万历之后的“红丸案”和“移宫案”都与此有关，最后更演成如火如荼的“党争”。一方是反对废长立幼的东林党，自称“清流”；另一方则是所谓浙党、齐党、楚党。魏忠贤得势后，浙齐楚党投靠之，变成了“阉党”，用极度残酷的刑法整死当权的“清流”们。朝野统统卷在酣畅内斗中，却置正在勃兴的努尔哈赤于不顾，终致女真崛起，不可复制。

这公案甚至延续到南明去。崇祯死后，太子下落不明，按祖法应该立最近的皇亲，亦即崇祯的堂弟、福王（亦即朱常洛的弟弟，分到洛阳作福王，后来被李自成吃了）的儿子小福王朱由崧继位。但东林党人余脉“复社”怕朱由崧报仇，坚决反对，主张立潞王。马士英效何进引董卓入京故事，引四镇军阀为奥援，立了小福王，是为弘光帝。清流们竟去勾结更大的军阀左良玉与之相抗，使得党争变成了武装斗争。左良玉率大军东下和马士英开战，使得史可法独自死守扬州，清军坐收渔人之利，不费吹灰之力便取了江南。

您说从事这些无聊内斗，置真正的国家大事于不顾，最终坑了国家的人，到底是忠臣还是奸臣？那当然无论哪派都不是好东西。可按孔孟之道，人家争的乃是“大义”所在，“废长立幼”违反了祖训，这可是圣贤之道坚决反对的事，乃是必须以性命殉之的神圣原则，岂能依违两可？

那“贪官”与“清官”的分界也模糊至极。费正清早就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乃是“贪污成为一种制度”，那意思是说，贪污被制度化，成了社会赖以运行的不可或缺的杠杆，把贪污除去了，社会也就必然陷于瘫痪。这涵义就是“有吏皆墨，无官不贪”，不贪污就无法做官。所谓清官和贪官的区别，只在于前者只搞“制度内贪污”，后者还要搞“制度外贪污”而已。

在费正清指出这问题后，国内学者吴思和易中天等人作了进一步阐发，吴思将“制度内贪污”命名为“潜规则”，易中天把它更名为“非典型腐败”。窃以为易先生的更名反倒有误导作用，让读者以为那不是典型做法。

所谓“制度内贪污”的表述仍然不是很准确，应该称为“贪污习惯法”或“腐败习惯法”。习惯法乃是为国家运转所需的不成文法，即使是在现代法治国家，仍然可有许多习惯法，英国的政治运作离开这些习惯法立刻就要瘫痪。我已经在旧作中举过许多例子了：全国必须在五年内举行一次大选，国王不得否决议会提案，等等，这些都是约定俗成的习惯法，并无明文规定。但若谁不遵守这种君子协定，国家政治运作马上就要乱套。

中国的“贪污习惯法”也是这种靠默契形成的习惯法。易中天先生在《帝国的惆怅》中解释得很清楚：朝廷对臣工的深恩厚泽，只在于赐给他们权力以及象征性的工资，并不负责支付他们的行政费用，诸如雇佣幕僚、师爷、文吏的工资，差旅费等等，这一切开支必须靠他们自己使用权力去获得，而官场上早就形成了层层分肥的习惯法，亦即由直接治理百姓的“父母官”去“开源”，把打上来的“水”，以各种名目层层传递给那些不靠近“水源”的上级诸如督抚大吏以及京官们。您若拒绝组成这贪污链条的一环，就要使得整个政治运作机制瘫痪，不但自己无法谋生，遑论维持行政开销，而且必然成为大众眼中钉被踢出局去。这就是吴思先生发现的“清官淘汰律”。

明乎此，则不难看出古人所谓“清官”“贪官”之分，其实说的只是程度上的区别，并不是如现代人理解的“清官就是不贪污”。如果真不贪污，那他根本连官都做不了，谈何清官？所谓“清官”，指的是“只按官场约定俗成的习惯法，收取为维持官位、维持行政经费等所需的最低限度贿赂，以及为使施政不受刁难阻碍而进行必要的贿赂的官员”。这种必需的受贿与行贿就是“必要的贪污”，而所谓“贪官”则是“除了‘必要的贪污’之外还要滥用权力疯狂聚敛财富的官员”。

忠奸两分法的最大恶果，还是在明朝达到最高峰并在晚清和文革时期再度达到高潮的祸国殃民的“路线斗争”。这种路线斗争过去被视为“忠奸之争”或曰“清浊之争”。在我看来，所谓“清流”多是教条主义死硬派，而浊流往往是（不一定如此）通权达变的现实主义者。

路线斗争常常围绕着某个孔孟之道（在后世则是毛式马列主义）的基本道义原则展开。如前例所示，“废长立幼”违反了孔孟之道，乃是原则问题，所以“清流”们必须誓死反对，而浊流则相对不那么重视道德原则，更强调利弊分析。和战问题也是这样，向夷狄求和有损于天朝上国的国威，步南宋后尘，必须坚决反对之。“浊流”们则比较尊重现实，看出了自己不是人家对手，还是讲和少吃亏些。但这些人的主张偏离了孔教特别是僵死的宋明理学规定的道义原则，因此天然居于道义下风，从来都是理不直气不壮，唯一希望是得到皇帝的支持，但就连皇帝也不能免于对背上“赵构式亡国昏君”罪名的恐惧，因此总是清流占上风。

这路线斗争贯串了从宋代以来直到今天的中国历史，每到民族危机出现时它就要大显神威。清流们的巨大压力使得崇祯不敢跟女真媾和，全力以赴镇压祸延全国的土匪暴乱，终至明社倾覆；晚清的清流自林则徐开始就主张“剿夷”，到甲午战争时清流坚决主战，致使中国承受了惨痛损失；到最后林则徐遗教“民心可用”竟成了老佛爷和顽固派们依靠拳匪对抗列强的指导思想，为此悍然向列国宣战，造成了无从补救的民族灾难；抗战爆发前清流们更“逼蒋抗日”，造成了同样无从补救的更加巨大的民族灾难。


奉行宋明理学“道德宇宙观”的另一恶果是，道德不但成了决定国策的考虑依据，而且成了遴选考核评价干部的唯一标准，对官员只作忠奸清浊两分法，不作“能臣庸臣”的鉴定。因为当“清流”并不需要什么过人才干，只需要“坚持原则”唱道德高调，许多废物便得以爬上高位。这种“任人唯贤”的最好结果，便是把史可法那种道德毫无瑕疵但也毫无才干的庸人捧成了南明“首席军事长官”，为他个人也为民族制造了本可避免的悲剧；最坏的结果，便是使得徐桐、四人帮之类废物点心得以弄权作祟，贻害国家民族。

最可笑的是，这种路线斗争不但在过去被理解为“忠奸之争”，在现代也被图解为“爱国与卖国的两条路线斗争”，林则徐和琦善就分别代表这一白一黑的正反面人物。这冤案本是当时的“清议”（清流们形成的舆论）制造的，但今日仍是“爱国主义”主旋律，不能不令人慨叹传统之牢不可破。


（二）林则徐生平事略


林则徐是传统文明能出产的最杰出人物，以传统价值观衡量，堪称完人。乾隆自称“十全老人”，那意思是他占尽了人生所有幸运，再无遗憾。林则徐大概也可称为十全臣子，虽然我没那心思去总结出他的十全十美来。

首先，林则徐宦途顺利，而这乃是传统士人的永恒追求。

林19岁中举，21岁任厦门海防同知书记，次年入福建巡抚张师诚幕，26岁中进士，选庶吉士。38岁就当上正三品的江苏按察使（即臬台，相当于负责刑名的副省长），45岁任从二品的湖北、河南布政使（即藩台，相当于负责财政的副省长），46岁任正二品东河河道总督，47岁任江苏巡抚，52岁任湖广总督，53岁任钦差大臣，于次年正月抵达广州禁烟。56岁被革职遣新疆伊犁充军，途中因黄河决口，奉旨往河南黄河工地治河，次年竣工后抵伊犁，协助办理垦务。60岁重新起用署陕甘总督，次年转任陕西巡抚。62岁升云贵总督。64岁因病辞职归籍。65岁奉旨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发匪暴乱，于途中病逝。清廷赐以空前殊荣，追封他为太子太傅，颁旨悼恤林则徐及亲属，开复任内所有处分，并授其三子官职。次年，咸丰帝赐祭葬，派员致祭，颁发《御祭文》和《御赐碑文》，亲写挽联，并赐次高谥号“文忠”。

林大帅位极人臣，达到了传统士人梦想的最高官位，死后还蒙受了次高谥号。即使有三年的时间被流放新疆，那也绝非大众想象的林教头式的犯官充军，而是史无前例的特殊犯人。他在赴新疆时，沿途各地官绅名流争相接纳款待，抵达伊犁后受到老友谪官邓廷桢、伊犁将军布彦泰及参赞大臣庆昌专派的兵丁欢迎，次日布彦泰还送来米面、猪羊、鸡鸭等等。就连道光都生怕他生活困难，特地赐给他封地。林则徐就此成了布彦泰和庆昌的高参。布彦泰让他阅读高官才可阅读的《京报》，并让他协办粮饷，此后又先后保举他负责兴修水利与勘荒。林则徐和邓廷桢庆祝苏轼冥诞，主客中竟有将军布彦泰、庆昌、五名领队、一名总兵、三名谪臣（包括邓廷桢、庆辰）。

不仅如此，布彦泰还向道光建议起用林则徐，说他“赋性聪明而不浮，学问渊博而不泥，诚实明爽，历练老成，洵能施诸行事，非徒托空言以炫目前者比，久经圣明洞鍳”，“平生所见之人，实无出其右者”，“然以有用之才置之废闲之地，殊为可惜。如蒙天恩，弃瑕录用，俾得及时报效，林则徐必倍深项感，再造生成，竭力图报，实可收得人之效。”一个满洲将军对汉人犯官如此推重，堪称史无前例。

这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如上所述，林赴新疆前，曾半道奉诏去河南协助军机大臣王鼎治理黄河决口。大堤完工后，王返回北京，向道光力保启用林则徐，道光不纳。王竟在家中自缢，以此进行“尸谏”（《清史稿"王鼎传》）。军机大臣以死相荐一个犯官，这在历史上似乎还闻所未闻。林就是不复出，有此佳话也足够享誉终生了。

其次，林则徐代表了传统士人的最高梦想——遭逢明主。其圣眷之隆，旷古少见。

林之所以宦途一帆风顺，在稍受挫折之后又重任方面大员，负天朝膺疆之寄，完全靠道光知人善任，特别赏识他的忠诚勤勉与才干。道光于他实有知遇之恩。道光元年，林在江南道监察御史任上遭受排挤，灰心仕途，辞职回家，旋因生计无着，又通过关系谋求复职。道光皇帝虽然即位不久，但久闻林的政声，特地破例召见一个待业中年，这在讲究身份制度的传统社会当真是千古未有的佳话。林的应对颇符圣心，道光赞不绝口，破格批准他复职，从此飞黄腾达。

道光十八年，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上时，因赞成鸿胪寺卿黄爵滋以处死吸食鸦片者的严刑禁止鸦片的建议，打动了道光。道光为此把林召到北京，连续十九次接见林则徐讨论此事。林应对称旨，皇帝龙颜大悦，赏穿黄马褂，并赏紫禁城骑马，还委派林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自我大清立国以来，还从未有哪个汉臣有此殊荣，受此重任。当时传为佳话，据说还引起了满臣的担心。

须知嘉庆道光年间乃是太平年月，比不得后来发匪暴乱，江南糜烂，八旗无人，朝廷不得不重用汉臣来平叛。即使如此，还需要肃顺竭力在咸丰面前替汉臣吹嘘，这才能使曾、胡、左、李等中兴名臣相继脱颖而出。在此太平年月，若非林则徐忠诚勤勉，政绩突出，才干过人，公关本事一流，绝无可能蒙满人皇帝破格垂青重用。

第三，林则徐乃是标准的忠臣和清官，是清流的代表人物。

林则徐从庶吉士开始他的宦途，终身勤劳王事，兢兢业业，踏踏实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办事认真，一丝不苟，两袖清风著称。在他出任江西以及云南乡试考官时，他办事公道认真，坚持看完所有的试卷，即使落选的卷子也要用朱砂笔详加批点，赢得士林交口赞颂。在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时，他敢于上疏弹劾河南巡抚琦善办事无能。在任江苏臬台期间，他整顿吏治，改革审讯程序，亲自审案，甚至微服私访，亲自动手验尸，四个月内就处理了大部分积案，被江苏百姓颂为青天。他担任河道总督时，从头学起，恶补水利知识，整肃贪官渎吏，每个料垛都亲自检验过来。怀疑贪官作假时，便把整个料垛拆开检查，使得贪官无可作弊，使得河道在洪水期间安然无恙，深受道光嘉许。在担任江苏巡抚期间，他协助两江总督陶澍，采取许多利国便民的经济改革措施。江苏旱涝灾情严重，他不顾朝廷斥责，上奏历陈民间困苦，坚请缓征受灾州县漕赋；致力兴修水利工程，疏浚白茆、刘河、徒阳运河等河道。为克服银荒和利于货币流通，他反对一概禁用洋钱，提出自铸银币的主张，为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先声。在署理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期间，他积极推行淮北“票盐”制度。他在赴新疆前又参加治理黄河决口，修复了大堤。在新疆期间，他主持领导了大皇渠的修建，在南疆勘地六十八万九千七百八十亩，行程约三万余里，还和黄冕一道改造了当地的卡井，命名为坎井，推广到各地，使得吐鲁番等地荒地化为沃野，还从内地引入了几万株树苗，教当地居民纺纱织布。

作为标准的忠臣，林青天两袖清风，从不利用手中的巨大权力聚敛财富。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不进行前文介绍过的“必要的纳贿与行贿”。从上文介绍可知，林公乃公关专家，否则他罢官后不会有那么多高官甘冒皇上之怒，前赴后继向皇帝举荐他。这当然首先是林的道德风骨与才干使然，但如果他是海瑞那样草不吃料不进的极端清流，在官场人缘一塌糊涂，很难想象这种事会发生，而在旧话中，“人情”的另一个意思就是“行贿”。

同样地，当清官并不妨碍他为了王事压榨百姓。他在广州整军讲武，准备“剿夷”时，斥重金修缮关塞炮台，以铁链封锁海口，进口西洋大炮，被言官指为“靡费”，这钱从哪儿来？当然不会从“节约闹革命古今第一”的补丁皇帝道光爷口袋里掏出来，也不可能从林清官家中搬出来，只能来自于广东“爱国商人踊跃捐输”。但林公和辛弃疾的本质区别在于，林把榨出来的钱全用在公事上，而辛弃疾则用来盖“带湖吾甚爱”的人间仙境。所以林从未如辛一样，以“贪刻”罪被言官弹劾丢官，言官顶多只能指责他“靡费”。

所以，按传统标准衡量，林则徐的确是模范清官。曾国藩对这位道德楷模非常敬佩，说林任方面大员二十多年，却没有多少财产留给子孙，这在督抚大吏中很少见。

作为标准忠臣，林也具备了清流必备的“嫉恶如仇”的道德风骨。他赞同清流好友黄爵滋严办吸毒者的主张，体现了
“善恶不两立”的坚定革命立场。在署理陕甘总督期间，他运用在广东“剿夷”时学来的西洋技术常识，下令用西式武器血腥镇压叛乱的黑错寺藏民喇嘛，首开动用西洋先进技术剿灭暴民的先河，远在李鸿章独立悟出该用洋枪洋炮收拾拳匪之前十几年，并焚毁名刹黑错寺，铲平村庄。在担任云贵总督期间，他血腥镇压弥渡回民暴乱，搜捕屠杀当地回民，“竭尽昼夜之力，杀斩无算”，以致“尸相枕藉”。在镇压保山七哨汉人暴乱时，他使出连古人尚且不齿的诱降杀降手段来，“初借渠魁以剪羽翼，继以羽翼而及渠魁”，杀了降将后还将余部四百余人分别处以凌迟、绞刑、斩首、流放等极刑重刑。在平定了保山汉人杀回暴乱后，他把招复的200余户保山回民强行安置到距城200余里的官乃山居住，派兵监视弹压。使得回民积怨难消，8年后终于爆发了大规模暴乱（所谓“杜文秀起义”）。对此林则徐其实也心中有数，私下承认“得好官镇抚可以稍安，否则不出十年必大乱矣。”

如传统清流道德家们一样，主张处决吸毒分子以及不择手段地血腥镇压暴民，并不妨碍林同时是一个典型的大慈大悲的旧式君子。虎门销烟前，他竟然考虑到水族的安全，效韩愈祭鳄鱼故事撰文祭海，通知乌龟王八鱼鳖虾蟹们，他就要把大烟放进大海了，请他们速速躲避，不要就此变成瘾君子，过后还在日记中写道：“以日内消化鸦片，放出大洋，令水族先期暂徙，以避其毒也。”

第四，林博学多才，乃是典型的“学者官僚”。

孔教提倡“学而优则仕”，把“学者”和“官僚”合而而一。林虽然不是曾国藩那类理学大师，但于“词章小道”颇为谙熟，对书法也很精通，其篆刻相当有名，而且精研佛学。以传统价值观来衡量，堪称模范儒官。

第五，林不但是忠臣，而且是能臣，乃是清流里难得见到的白乌鸦。

我已经在前文中指出，“清流”乃是世上最容易混的职业，什么本事都不需要，只需一张会唱高调的嘴，会演戏就行了。海瑞就是这种典型戏子。孔教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弊病，就在于“任人唯贤”，只考察干部的品德，彻底忽略其才干。八股文更把干部遴选变成了文字游戏大赛。如果不是遇到乱世，左宗棠便到死也只能是个举人。（作者：芦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