睁着大眼睛的林则徐

牡丹湾

这几天读萧一山《清代史》，关于林则徐，有许多议论，我觉得可以谈一谈。
在一部近代史上，林则徐是开其端的人物，众所周知的鸦片战争，就是由这位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是非功过，早已千秋论定，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世人只知道他的“清廉刚直”，对于他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可能还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这正是我这篇小文“重拾旧题”的原因。
我在很少的时候，就读过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后来我还读过许多有关近代史的书籍，因为作为一个对汉唐的辉煌抱有仰慕之情的小孩子，我始终对我们从一八四八年后屈辱的历史感到压抑，感到这段时间历史的学习简直是对我这个既幼小又狭隘的人文主义者心灵的摧残，所以，我有时简直不敢翻开这方面的书籍，但是人是矛盾的动物，当我有一天看完《火烧圆明园》那部历史片时，我的屈辱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愤懑，当我看到咸丰皇帝在他“精锐”的八旗子弟的簇拥下，迤迤逦逦向热河进发时，盔甲鲜丽，军容整饬，人人高头大马，个个服饰华鲜，禁卫军的派头十足，我的热血都沸腾了，那是于连在《红与黑》里瞅到龙骑兵时那种青年人自然的骄傲；但是另一幅画面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一队队高大英武旗帜鲜明盔甲闪亮的威武之师或弯弓射箭，或挥舞着大刀长矛向排成一行的洋鬼子冲锋陷阵的时候，那个画面却一点都不蒙太奇，真是太真实了，我看见敌人是那么从容不迫的严阵以待，一点也不慌乱，一点也不惶恐，如果又一队所谓八旗的劲旅未至中途就炮声一响，继而翩然落马之时，我还能清楚地从洋鬼子的指挥官嘴里捕捉到一声叹息，这叹息声真是清晰可闻。我看到他又一次举起了指挥刀，于是第一队后移，让荷枪实弹的第二队上来换防；我估计他们早已等得不耐了，只等有人前赴后继地上来送死。这让我沮丧至极，因为我是多么想看到另一幅不同的景象啊！但我就是看不到，我只是看到一次次勇猛的冲击，呐喊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然后又是一个个地相继落马，消泯于马蹄溅起的尘埃里，应和着那种“马革裹尸”的壮烈，但我就是再不解事，也知道这种壮烈是一点意义也没有的，比邓世昌“致远舰”的同归于尽还不如，那个至少还惊破了敌人一身胆；这个则纯粹如一场闹剧，一堆笑料，简直太黑色幽默了，无论你怎样义无反顾地向着你的目标冲去，但你就是近不了身，因为你中途就要落马，你注定要落马，即使偶尔个把个冲进了那一字排开的某处缝隙，仿佛不过是让这场不对等的战斗变得更有趣，更为刺激罢了，因为你的大刀还没有落下去，“砰”的一声，你被定格了，大刀在半空中定格了，你被滑稽地“青史留名”，虽然你很可能只是一个找不到尸体却又莫名其妙消失在历史天空中的无名英雄，你的悲壮，你的怨怼，你的无奈，此时犹如你的热泪，与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孩子融为一处，哗啦啦地流淌在这个电影院里，恐怕只有你——是这个暗暗往心底抹泪的小家伙唯一的知己了，他真的郁闷啊。
稍知史事如我的都知道，在鸦片战争之前，我们是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等到这场大英帝国所谓的“通商战争”以后，我们逐渐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其中的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难辞其咎”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还是先看林则徐。
据萧一山《清代史》第五章“民族革命之新对象”中介绍：清人入主将二百年，在嘉庆、道光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已露出衰靡的气象。本来正是“光复大明”，还我汉人江山的好时机，不料西洋帝国主义的狂澜，却像“海鲸波山”一般的涌进来了。但是我们士大夫还是昧于世界大势，我们的朝廷还是以“天朝上国”自居，不知道这时我们已处于帝国主义的“馋吻”之下，还大做其“天朝”的迷梦呢！我们还依着惯性的思维定势，把西洋人当作朝鲜人、安南人、琉球人看待。根本不明白那时的世界情形，更不知道什么是外交了。所以当英国人要求与我们“平等通商”的时候，我们还用这种鼎盛时对付过葡萄牙、荷兰、俄国的自大态度去对付如日中天的海上霸主“英吉利”，并不知道我们的“海关勒索”及“行商掯偿”的陋习已使“英国的监督及商人，虽然一时仍安于现状，但暗中都上书英王，谓非诉诸武力，不能获得平等的待遇，打破中国自大的观念。”
当后来的鸦片贸易逐渐危及大清帝国的根本，成为国计民生的大患时，林则徐禁烟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
所以当他赶赴广东查禁时，对邓廷桢说“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邓廷桢也回答的慷慨。“所不同心者有如海。”
于是这场禁烟运动就轰轰烈烈展开了，在禁烟之前，林则徐不同于一般的基于意气的士大夫，他知道这是任重道远的事情，西洋人不会轻易就范的，所以他早有准备。“虎门防务，自经则徐整顿以后，略有起色。但水师势力薄弱。”所以当敌方“屡率印度派来之兵船二只，向九龙及穿鼻攻击，索取食物，勾结汉奸，阻止英船入口，与我水师冲突，两方互有胜负”时，我方“亦未敢出洋攻击，仅召募渔艇蛋户，烧毁‘济夷匪船’，并对于海口一带，严加防备。”
后来英方又大举进攻。在获得国会九票的微弱优势通过后。“就派全权代表懿律和海军司令伯麦统率战舰十六艘，武装汽船四艘，运输舰一艘，输送船二十七只，共大炮五百四十门，军器完备，战士四千人，在道光二十六年六月间，就到了中国海面。”他们仅用四艘兵舰封锁海口，大部的主力舰去占领定海，驶到大沽口。有些人以为是畏惧林则徐，但萧一山认为这是敌方攻心为上的战略。
于是这场大战就彻底打响了，结局当然是以我们“丧权辱国”而告终。道光帝也是首鼠两端，没有定见。起初奖誉有加，这时又埋怨林则徐起来。最后把林则徐、邓廷桢遣戍伊犁。但是在遣戍的途中，林则徐仍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还致书友人。说“余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计熟胆壮心齐而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不仅如此，他对当时的世界大势，虽不甚彻底明了，也下过一番相当的工夫，把所译外人的《四洲志》交给了魏源，“魏据以作《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计以制夷’”。他的世界眼光和外交政策，都不是琦善、耆英、伊里布这些贪生怕死抱着看家婆怕事心理的旗人所能望其项背的，这些人只见到外国的船坚炮利，“便失却了自信心，畏难苟安，敷衍了事，那能当得起外交家的责任？”
萧一山还引左宗棠的一上联来挽林则徐。“附公者不皆君子，问公者必皆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并且还在下文说，“当时的主战派及主和派，对外交的智识都差不多，不过主战的全是汉人，如王鼎、林则徐、裕谦等，主和的全是满人，如穆彰阿、琦善、耆英、伊里布等。汉人无权，具有士大夫的骄矜习气，所以唱高调，但究竟是劲骨亮节，虽然也一样倴事；满人主政，仍系看家婆怕事的心理，所以能下气，但究竟是体软心怯，虽然‘欲了天下事’”
林则徐不仅是“劲骨亮节”，他是真有自己一套“御敌”的方法，所以咸丰即位后朱笔宣示穆彰阿、耆英的罪状说“伪言荧惑”，“其心阴险”，“数言夷如何可畏，如何必应事周旋”，“贻误国家，厥罪惟均”。而林则徐死后，谥曰“文忠”，且悼祭之文有云“林则徐平素办事认真，不避嫌怨。”
最后萧一山还总结全文。说魏源御敌的正确意见完全是秉承林则徐的主张。“这完全是代表林则徐的意见，他何尝又想用‘中国的古法’，自信是‘百战百胜的’呢？他虽非‘太上先时’的人，总求‘智者能不失时’。但后来人过时而不悔，悔而不能改，那就不是林则徐的责任了。总而言之，我们的智识太落伍，不仅当时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就是事后论事的士大夫也还看不清楚，琦善、耆英诸人，自然是更不足责的。”
现在我们中国已逐步走向繁荣富强了，应该看得清楚了吧，我想要真正复兴中华民族，我们还非睁大眼睛，放眼世界不可，在这全球一体化的经济一统的大时代，向林则徐学习，争取把眼前的世界看清楚，看得再清楚一点，不要整日活在梦里，如坠五里雾中，聪明人的眼睛里——还掺着沙子，按理是应该掺不进的，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