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 一个“种族歧视”主义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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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信韵

中国的《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历史

林则徐《谕英国国王书》表明的那样：

“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惟念众夷尚知悔罪投诚……谅贵国王向化倾心，定能谕令众夷，兢兢奉法，但必晓以利害，乃知天朝法度断不可以不懔遵也。”


自称“大皇帝抚绥中外”，愣要做人家的上司，本身就已经是对人家的侮辱。还要硬代人家“皆称恭顺”、“感激天恩”、“悔罪投诚”、“兢兢奉法”，最后甚至还赤裸裸地以武力威胁：“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
、“力震华夷”。

除了给人家下命令
“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外，竟然还威胁要毁灭人家的国家：“王其诘奸除慝，以保艾尔有邦，益照恭顺之忱，共享太平之福”
， 悍然干涉人家的内政，要人家调查惩处本国“奸慝”！

第一任英国商务监督是律劳卑（Lord
Napier），此人于道光十四年（1834年）来华，但从未能履职，那原因现代人根本就无法理解。他到达广州后，给两广总督卢坤发了一封公函，说明自己是英国派来的商务监督。但这种作法伤害了咱们的“国体”，那原因是，蛮夷属国胆敢向大皇帝投书，乃是骇人听闻的僭越之举！


于是坚持民族大义的卢坤断然拒绝接受之，并命令律劳卑立刻返回澳门。律劳卑赖在广州商馆内不走，卢坤便命令封闭商馆，断绝供应，并中断贸易。律劳卑忍不下这口气，便率领两艘军舰攻进珠江。卢坤封锁了珠江，集合大批战船严阵以待。最后律劳卑身心交瘁屈服了，打着摆子黯然回到澳门，死于该地。


这“国体”最后竟成了全国无一人敢违背的“民族大义”，无论情况何等紧急都如此。战争爆发后，英军北上，沿途试图把巴麦尊的国书投递给地方官员，但无人敢收，那原因是，蛮夷属国胆敢向大皇帝投书，乃是骇人听闻的僭越之举！


和其他人比起来，林则徐的“原则性”有时还不算最死硬。按“国体”规定，天朝官吏不得与洋人会面，有事只能通过中国人担任的“行总”中转“谕”和“禀”。但林为了“知己知彼”，刺探敌情，曾破例接见过两三次外商，向他们打听外国情况。此举在当时惊世骇俗，在后世被历史学家们吹嘘为壮举。由此可见在中国当伟人是何等容易。


当然话说回来，林大帅敢接见鬼子也真需要点胆量，君不见郭嵩焘只不过是为了出使英法，就被清流们恶毒嘲笑，骂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那还是几十年后的事了。

林则徐的所谓爱国主义流露了相当浓厚的种族歧视主义气息，他在奏稿、日记、诗文中大量使用了侮辱异族的妖魔和动物名词。动辄使用“犬羊”作为英国人的代称，诸如“犬羊之性无常”
、“犬羊之性反复无时”，甚至在诗文中进行妖魔化谩骂：

“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难忘。”

“蛮烟一扫众魔降，说法冯公树法幢。域外贪狼犹帖耳，肯教狂噬纵村龙？！” （《次韵和解筠前辈》）

“尤赖明神昭示冥威，永祛妖物，驯彼犬羊之性，俾识撑梨；杜其蜂趸之萌，专输嫁布。”

甚至在奏折中淋漓酣畅地抒发了屠杀“异种”的豪情：

“杀之将如鸡狗，行见异种无遗。”

但必须指出，这种情绪在当时非常普遍，“犬羊”一词似乎成了公文中普遍流行的专用名称，无论是是“剿派”还是“抚派”，无论是道光，是琦善，是裕谦等人全都用过。这说明种族歧视乃是当时的普遍价值观，并不是林则徐的个人问题。


与种族歧视相伴生的则是强制实行的种族隔离。此乃天朝一贯的实践。

前文已经指出，天朝对外国野蛮人一贯实行隔离政策。当年英国使节马戞尔尼入京，请求乾隆爷同意他们派大使来华，就被乾隆爷一口拒绝：“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至于洋人传教就更不允许：“即在京当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准与中国人民交结，妄行传教。华夷之辨甚严。”因此，这所谓“华夷之辨”，其实就是种族隔离，不许来华西洋人“与中国人民交结”。就是为此，全国只有当时很不发达的边远城市广州才是唯一的通商口岸，洋人只能住在十三行中，不能随便进城，更不能随便与中国人来往。


林则徐到广州后管理更严格，甚至一度严禁中国人为洋人送信或捎物。在战争爆发后，清廷严禁百姓向英军出售食物，违者作为汉奸处死，为英军在攻破定海等地后大肆抢劫提供了借口。这种政策在我看来似乎没有什么道理。即使是在交战状态，又有什么必要去把与侵略军做点小买卖的普通百姓当成资敌汉奸严惩？莫非要逼得侵略军动手抢才是硬道理？


这种族隔离政策被鸦片战争打破，《南京条约》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城邑，通商贸易无碍。”因此，在战后英国人便依约行事，想进入这些口岸。在上海毫无问题，但到了广州和福州却遇到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道光二十八年，林则徐在得知广州绅民反对英人租地成功后，在致友人书中把这种违约行为的“道义依据”说得清清楚楚：

“岛夷欲强占粤东河南民地，犬羊之性反复无时。幸彼间民人义愤同心，意以《公启》止之，始不致卧榻前任人鼾睡。”（《复江南江宁府徐青照书》）


所以，说到底，还是因为“犬羊”不能和人睡在一室之中的“民族大义”，为此便可以不惜违反已经签订的国际协议，为国家招来更多战祸。


当洋人来到“五口”之一的福州时，林则徐已经退休了约一个月。经侯官县令允许，福州乌石山神光寺住进了一个传教士和一名洋大夫，这点P事却成了林则徐大脑中的高频放电点。他由此进入高度亢奋状态，认定英人可能武装侵犯福州海口，又是联合士绅致函责问县令（退休总督又怎会把区区县令放在眼里？），又是以人民的名义发出《福州士民致英国领事馆公启》，严词责令英人迅速撤出城外，还呼吁“调兵演炮”，招募兵勇，甚至亲自沿闽江考察海口地形，闹的跟真的似的。


福建巡抚徐继畬生怕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反倒引来外敌入侵，反对林莫名其妙的抽风，主张用“穿小鞋”的中国功夫让洋房客自动搬走。俩洋人租住的房屋十分破旧，入秋后阴雨绵绵，那房子到处漏雨，房客却怎么也雇不到泥瓦匠——巡抚大人早就发了话，谁敢去跟鬼子修房子？最后那俩鬼子只好搬出城外去了。此事终于圆满解决，并没有劳动林文忠公的兵与炮。


然而徐继畬与林则徐的策略争论却为他招来了不幸。林虽已退休，能量却非同小可，他联络福建籍京官和地方大员，诸如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湖广道御史何冠英、工科给事中林扬祖等人，接连严词参奏弹劾徐继畬与刘韵珂（闽浙总督），说他们“庇护汉奸”、“不知是何居心”，云云。最后害得徐继畬不但丢官去职，还被后人痛骂“妥协”、“卖国”百多年。气得徐继畲在家信中骂“巨绅林则徐”
“意在沽名，急欲驱逐”。（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0页）。

这小子也是不识做：既然知道老林是巨绅，那怎么还敢去得罪涅？岂不闻孟夫子有云：“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胆敢得罪，为政就很难了。由此观之，徐继畬才是真正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了不给国家引来毫无必要的战祸，甚至不惜得罪“爱国不仁”的巨室林则徐以及他能动员的一切清流高官，让自己身败名裂。


这种满清族隔离的传统也被咱们左翼民主人士继承下来了，直到改革开放才逐渐打破:
凡毛时代过来的人都该记得，北京的外交官们都给安排在特殊的公寓里，大众只能在街上炯炯围观之，决不能与之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