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水蓝天林徽因(一) (附图）（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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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友按：最近，我所敬重的学者、作家韩石山先生出版了《民国文人风骨》，这是令人高兴的事。作家的作品我几乎收集全了，这本新著虽然还没有见到，但从先生的博客上看到了此文，就转到了这里，这是第一部分。）

韩石山先生2008年9月在阴山秦长城：




碧水蓝天林徽因

—— 摘自刚出版新书《民国文人风骨》

韩石山


第一讲 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


谈林徽因，应当抱着一种敬仰的心情，不能光想着她多么的美丽，还应当想到她多么的高大，虽然她的身材并不高大，只可说是娇小玲珑，她的名头并不显赫，只不过是个普通教授，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是，这个人物，绝对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可望而不可及的那种敬仰。



假设这样一种情景：一个中国的杰出的知识女性，在碧海水蓝天间，款款地向我们走来，我们感到亲近，感到震惊，也迎着她走过去，然而，不管她怎样不停地走着，也不管我们怎样不停地迎着她走着，我们永远也走不到她跟前。这不光是因为我们和她之间隔着时间的距离，还因为，我们和她之间隔着时代的文化的距离。


可以说，只有她那样的时代，她那样的文化环境，才能产生她那样的人物。那样的时代过去了，那样的文化环境过去了，再要产生那样的人物，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或许就是她的无穷魅力的所在。


在杰出人物产生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现在也是，总是过分强调个人的奋斗，认为只要努力奋斗，没有达不到的目的。一般地改善生存状况，可以这样说，若说产生一个杰出的人物，怕不是简单的个人奋斗就能解决问题的。像林徽因，出身于福州的名门望族，她的父亲林长民，民国初期是一位呼风唤雨的人物，也是一位功在国家的人物，连“五四运动”的发起，都有他一份功劳；她的公公梁启超更是声名显赫，早年参与戊戌变法，晚年倡导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功垂史册，彪炳千秋。她少女时期，就随父亲在伦敦上学，漫游欧洲大陆，年轻时留学美国，上的是一流的大学。她自己曾说，她是双重文化教育下长大的。回国后，又恰逢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高涨时期。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的时代和社会所可比拟的。历史上的好时期没有几个，谁赶上了是谁的运气。


但是也别泄气。我们不可能成为她，但我们可以了解她，学习她，学习她的精神，学习她的品格，借以开阔我们的胸怀，高尚我们的品质。



很早以前，我就注意这个人物了。1995年夏天，知道林徽因夫妇曾来过山西汾阳县，且在峪道河的磨坊别墅住过一段时间，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那儿看过，回来写了篇文章叫《寻访林徽因》。后来出一本集子，收录了我那几年写的关于现代文学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的文章，书名就叫《寻访林徽因》，好些人以为我写过林徽因的传记，大概是这个书名引起的错觉。前些年，确实有家出版社想让我写本林徽因传，合同都签了，我没写，因为我觉得，我对林徽因的了解还不深刻，写不出什么新意来。这次，厦门电视台让我谈谈林徽因，是谢泳先生提议的，盛情难却，只好来谈谈。


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又一次认真看了许多资料，觉得还是有可谈的。这也与这些年林徽因的资料整理，比以前丰富多了有关。文集出版了，年谱出版了，回忆文章也结集出版了，且不止一种，让我们能更全面地看清林徽因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知道要作这个演讲，我想找一句话，或是一段话，来概括一下林徽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三个人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是她的丈夫梁思成先生的，一个是她的儿子梁从诫的，一个是和她相知二十多年的美国朋友费慰梅的，都是跟她最亲近，对她了解最深入的人。这三个人也代表了三个层面，丈夫，朋友，晚辈。


林徽因是1955年4月1日去世的，只活了五十一岁。生前夫妻两人有个约定，就是，谁先死了，另一个要给他设计墓碑。两个人身体都不好，要说年轻时的身体状况，梁思成更差，二十出头遭遇车祸，从三十二三岁时起，上半身就箍着钢架子。谁先死，谁后死，真还说不定。现在林徽因死了，梁思成得兑现承诺，给妻子设计墓碑了。当时梁思成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主任，有个学生叫杨鸿勋的，一天下午去了梁先生家，见梁正伏案工作，在一块图版上，用丁字尺、三角板聚精会神地画图。看到这种情景，杨鸿勋急忙说：“梁先生，画什么呢？让我来画吧。”梁思成停下来，回答说：“我在为林先生作墓碑设计，在她生前我们俩曾有约定：谁先死，活着的要为他设计墓碑，连图都要亲自画，不能找别人代替。”大概是见学生有点尴尬，又说，你来得正好，请你提提意见。说着指指图上的字说，“我正考虑碑上的字，上面并列四个头衔：文学家、诗人、舞台美术家、建筑家；下面是：林徽因先生之墓。你看怎么样？是不是头衔太多了？只要一个？两个？”（杨永生编《记忆中的林徽因》）


后来立的墓碑上，只保留了一个头衔，写的是“建筑师林徽因墓”。这个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文革中，墓上的字叫清华的红卫兵砸掉了，前几年又重修了。你们到了北京，有兴趣的不妨去看看。看的时候细心点，会发现墓碑上的纹饰跟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雕饰差不了多少，一点都不奇怪，确实就是纪念碑雕饰的刻样。林先生参与了雕饰的设计，她死了要立碑，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就把这个刻样送给梁先生，作了林徽因墓碑的纹饰。再就是，这块纹饰左上角的边上，少了一块，就是叫清华红卫兵砸的。


是碑上的地方太小了，也有谦虚的因素，要是地方足够大，梁先生又坚持一下，那四个头衔会全刻上去的。也就是说，在丈夫的眼里，妻子在这四个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说她是文学家、诗人、舞台美术家、建筑师，是当之无愧的。后面两个好理解，前面两个连在一起，不好理解，说了是诗人，为什么还要说是文学家且放在前面？按我的理解，梁先生该是这样考虑的，光说诗人，说明不了林徽因在文学上的全部成就，她写过诗，还写过小说、散文、剧本、评论文章，应当说是个文学家，而诗歌的成就最突出，这样，就将文学家和诗人并列了。


再看看她的儿子梁从诫是怎样说的。在一篇文章中，梁从诫说：


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界里，母亲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带有一些“文艺复兴色彩”的人，即把多方面的知识才能-——文艺的和科学的、人文学科和工程技术的、东方和西方的、古代和现代的——汇集于一身，并且不限于通常人们说的“修养”。而是在许多领域都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同时，所有这些在她那里都已自然地融会贯通，被她娴熟自如地运用于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得心应手而绝无矫揉的痕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


请注意，说一个人带有“文艺复兴色彩”，这是极高的评价。文艺复兴，指的是十四到十六世纪欧洲，主要是意大利的一个文化思想发展的新潮流，代表人物是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人，这些人的最大特点是，一个人同时在文学艺术、雕塑绘画、数学、医学诸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中国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也正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外国就是这样翻译的，胡适就说自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可以说是人才辈出，但还没有听说哪个是带有文艺复兴色彩的。胡适和鲁迅，该说是名气最大的了，也只能说是在人文科学方面有大成就，不能说是带有文艺复兴色彩的人物。


梁从诫这样说，也有他谦虚的地方，不说她的母亲就是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而说是多少带有一些文艺复兴色彩。如果不考虑做儿子的谦虚，那么，可以说，在梁从诫的眼里，林徽因就是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


再看看费慰梅是怎样评价的。费慰梅是费正清的夫人，费正清这个人很了不起，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学专家，长期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两人还没有结婚，一起来中国学习中国文化，一到北京就跟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成了好朋友，费慰梅的这个中国名字，就是林徽因给起的。此后十多年，一直跟梁林二人保持着亲密的友谊。抗战前回国，抗战中间还来过中国，并且到李庄看望过梁林夫妇。晚年，曾为梁林二人写过一本传记。在为一本《林徽因文集》写的序言里，她说：


当我回顾那些久已消失的往事时，她那种广博而深邃的敏锐性仍然使我惊叹不已。她的神经犹如一架大钢琴的复杂的琴弦。对于琴键的每一触，不论高音还是低音，重击还是轻弹，它都会做出反应。或者是继承自她那诗人的父亲，在她身上有着艺术家的气质。她能够以其精致的洞察力为任何一个艺术留下自己的痕迹。（陈钟英
陈宇编《林徽因》）


说林徽因是个大钢琴，只要轻轻地碰一下，都会发出不同凡响的声音，这个比喻是新颖的，中国也有类似的说法，叫“小叩而大鸣”。该注意的是后一句，“她能够以其精致的洞察力为任何一个艺术留下自己的痕迹”。也就是说，只要她染指的事业，就能留下自己的痕迹，留下骄人的成绩。世上有这个本事的人，绝不会很多。


把以上三人的评价综合起来，就是：她有着过人的才华（费慰梅），在几个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梁思成），可说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梁从诫）。


但我以为，这样的评价，还是不完全的，就是没有把她惊人的美丽，高雅的气质包括进去。如果将这两点包括进去，再加上前面的评价，就完整了。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完美的天才，是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女神。全面地认识这个人，包括象征意义，不光是对过去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价值的肯定，就是对中国往后的文学艺术，甚至社会的和谐进步，也是有启示作用的。


这样说，并不是说这个人就没有缺点。她的缺点，跟她的优点一样的突出，一样的鲜明，可说是优点的另一面。比如她的自负，“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李健吾语），都是很明显的。但是，这些缺点，并不影响她的气质与品质。大致说来，仍是个完美的人。


但是，令人痛心的是，就是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天才，这样一个不世出的杰出人物，她的整体的命运却是悲惨的，并没有完成她该完成的事业，至少也是没有完满地完成她该完成的事业。以她的才华和学养，她应当完成更伟大的事业，在前面提到的四个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在看林徽因的资料的过程中，有一个小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有意味。


1940年抗战期间，林徽因一家住在昆明附近一个叫龙头村的村子里，离龙头村不远有个叫瓦窑村的村子，村里有不少陶器作坊，林徽因对工艺美术有兴趣，就带着她的八岁的儿子梁从诫去瓦窑村，看老师傅在转盘上用窑泥捋制各种陶盆陶罐。她站在一旁，看得很专注，只见老师傅手下的转盘转着，泥坯也不断地转着，一瞬间，突然出现了一个美妙的造型，她大呼小叫地要师傅：快停！快停！但是老师傅根本不理睬这个疯疯颠颠的外省女人，仍不动声色地照样捋他的，直到最后完工，将那泥坯捋成了一个他要捋成的器皿，什么呢？痰盂！


我不是说林徽因最后成了一个痰盂，我是说，跟那个制陶的过程一样，她的人生的“最美的造型”，只是一瞬间，只有短短的几年！也就是从1928年回国，到1937年抗战爆发这不到十年的时间，主要还是1931年到1937年这六七年的时间。短暂，坎坷，成就巨大，几乎是中古今中外所有天才人物的共同命运。“天妒英才”，这话如果剔除其迷信的意义，那是一点都不假的。天都妒，人怎么会不妒，天和人一起都妒，怎么能长时期地安享人生，怎么能不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然而，毕竟是天才，只要给他一个短暂的时期，他就会做出常人难以做出的丰功伟绩，让生命之火，像彗星一样闪亮地划过历史的长空。


林徽因早年的文章中有一句话，可以借用来说她，说是：“让我们共同酸甜的笑纹，有力地，坚韧地，横过历史”。这话稍作改动就成了，伟大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让自己的笑纹，有力地，坚韧地，横过历史。简略点说，就是，他嘴边的笑纹，会横过历史。看林徽因的照片，你会发现她的嘴边经常浅浅地流溢着动人的笑纹，往后再见了，你不能光是欣赏她的笑纹，腮边的的酒窝，要想着我的这句话，她的笑纹，有力地，坚韧地，横过了历史。


看看下面这个基本事实，就知道这个人的一生，是怎样的悲惨了，怎样让人感慨万千了。


她的母亲，是父亲的第一个小老婆，没几年父亲又娶了第二房小老婆，母亲备受冷落。在她二十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可说是身世凄凉吧。


在她二十六岁的时候，患了肺病，休养好了，但是到她三十四岁的时候，在由长沙去昆明的路上，旧病复发，而且越来越严重，直到五十一岁去世，后半生多半时间是在病床上度过的。去世的前几年，体重只有五十多市斤，形销骨立，只剩下一把骨头了。真可说是半生磨难，与鬼为邻！


这都不算什么，少年时的苦楚，晚年的病痛，谁也会有的。有种说法，“工作着是美丽的”，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最想望的，就是找到一份好工作，或是毕业后有正式工作，这可说是现代人的一种最为正常的心理。一个知识分子，没有工作，不一定就是衣食无着，而是一种人生的遗憾，有时甚至可说是一种人生的耻辱。如果说这个道理成立的话，我们应当对林徽因表一番同情。


我算了一下，她一生真正意义上的工作，也就是我们说的有名分的工作，挣工资的工作，时间不过三年。就是刚回国，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授三个多学期，1928年秋天到1930年冬天学期没结束的时候，不到两年的时间。再就是1935年，应北平女子大学文理学院之聘，教过一学期的“英国文学”课。再加上抗战时期在昆明，曾在云南大学教英语补习课，不会超过两个月，合在一起，顶多也就是三年的样子。


好多人都知道，她和丈夫梁思成一起去河北、山西、河南、江南考察古建筑，那她的身份是什么？是梁思成夫人。


1930年冬天，林徽因患病辞去东北大学的教职，第二年春天在协和医院查出肺结核之后，就再也没有去沈阳，住在北平养病。梁思成呢，太太回到北平，加上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局势一直不稳定，第二年春夏间，也辞职回到关内。正好前一年，有个社会贤达叫朱启钤（桂莘）的，在北平成立了个中国营造学社；这个人民国初年曾任交通总长，代国务总理，喜好研究古建筑，退出政界后兴办实业，很有钱。梁思成就参加了这个学社，当研究员。有的传记上说，林徽因也在营造学社任职，我想不会的，因为这个机构是个纯民间机构，是朱启钤一个人独力支撑的，不会聘一个病人当研究员。就是朱启钤不说什么，以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品格，也不会想到在这么一个民间机构里支一份干薪。


抗战期间，朱启钤已经破产，负担不起营造学社的开支了，梁思成还要支撑这个摊子，就当了学社的社长；过去是朱启钤挂名的。这样，筹措资金的责任，就落到他的肩上了。这个机构，还是一个民间机构，顶多可说是个准官方的机构，也就是说，教育部会补贴些钱，或是给个项目，但绝没有常年的经费。整个学社，不过五六个人，在这样的一个机构里，梁思成绝不会再给林徽因一个职位。再说这些年，林徽因一直卧病在床，绝不可能胜任正常的工作。


有人会说，抗战胜利后，梁思成去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解放后，林徽因参加国徽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能没有名分吗？能不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吗？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但也不是弄不清楚。


确实有资料可以证明，在设计国徽期间，林徽因是清华大学的教授。1949年建国前夕，全国政协将设计国徽的任务交给了清华大学营建系，当时不叫建筑系而叫营建系，营建系给全国政协提交的《拟制定国徽图案说明》的落款中，在“集体设计”的名目下开列了两个人，分别是林徽因、莫宗江。又以“参加技术意见者”的名目，开列了四个人，分别是邓以蛰、王逊、高庄、梁思成。这个名单的排列很有意思，只有老派文化人，才会这样排列，就是真正主其事者，排在最后。梁思成是营建系的主任，将他的名字排在最后，肯定是他的主张。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注明身份，有的还有专业名目。林徽因和莫宗江的名字后面写的都是：雕饰学教授，做中国建筑研究。那么，林徽因该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了？


我仍然认为不是。这是为了给全国政协一个交代，说明我们的设计阵容多么强大。林曾有过教授的头衔，现在要设计国徽，国徽属于一种雕饰艺术作品，林有这个专长，挂个雕饰学教授的头衔就是了。实际上，她当时肯定不是清华大学的教授。这种情况，搁在这现在，是要出事的，保准会有人告状，说轻点是以权谋私，见利忘义，说重点是欺骗中央，作乱犯上。梁思成加上林徽因，借给他们个胆子也不敢做这种事儿！


但是，知道了清华大学建筑系是怎么成立的，知道了老派知识分子的品格，这样做就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了。


抗战期间，中国营造学社可说是艰难支撑，到抗战胜利，已无法维持，只剩下两三个人了。梁思成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建议，将中国营建学社并入清华大学，设立建筑系，将来扩展成建筑学院。正好清华大学没有建筑系，也想成立建筑系，梅贻琦听了很高兴，同意了梁的建议，并上报教育部批准。这样，中国营建学社复元的时候，就由清华大学安排飞机，回到了北京。可以说，1946年清华设立的建筑系，就是营造学社的班底，梁思成既是营造学社的社长，又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主任。两块招牌，一套人马。这样设立的建筑系，梁思成怎能把自己长期卧病在床的夫人，聘为建筑系的教授？


可是到了北平解放（尚未建国），中央给了这么个任务，总要组织一个班子，林徽因又有这个特长，当然要参加了。要参加总得有个名分，给个就是了。只要要把握一个原则，就是不支清华的薪水。这就是老派知识分子做事的方式，也是老派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


世上还真有较真的人。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在《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一文中说，全国解放后他母亲“被正式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有人就给清华大学人事处写信，要求从档案里查清林徽因的正式身份。清华大学人事处的人，真还叫档案室的人查了，没有林的档案。又让建筑系人事科的人，在系里的档案里查，也没有。“后经建筑系人事科查证，林徽因确不是清华大学的正式工作人员。有一段时间曾为我校客座教授，故而没有她的档案材料。”（《林徽因寻真》第277页，陈学勇著，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


但是在林徽因去世的讣告中，又确实写着：“清华大学兼任教授”。


客座教授是按钟点支薪的，兼职教授得有本职，林徽因只有一个本职，就是梁思成太太。总不能说以太太之本职兼清华教授之兼职吧？所以，我认为，不管是给全国政协报告上说的雕饰学教授也好，清华人事处说的客座教授也好，讣告上说的兼职教授也好，都只是一个名分。不管她参与创办建筑系也好，给建筑系上过课（讲座），指导过研究生也好，做这些事的到时候，她都是没有薪金的。最能说明她在建筑系的地位的，该是这样一件事。五十年代初期，清华建筑系开系务会议，常在梁思成家的客厅里开，林徽因病不太重的时候，常参加这样的会议，“她思维敏捷，说话节奏又快，她的激情亢奋很有感染力”。后来病重了，只能躺在床上。客厅在西边，她的房间在东边，西边开会时，她听到什么，想发表意见，就隔着过道喊：“思成！”梁思成听到后，马上赶过去，过一会儿回来传达林的意见或建议，开一次会，梁先生要来回跑好几次。林先生的思想太活跃了，主意太多，大家有点吃不消了，就作了个决议，以后开会就在系办公室，不在梁家开了。当有人将这个决定告诉林徽因时，她马上就意识到大家是嫌她烦，很是委屈。也就是说，她在建筑系的地位，只是梁思成的夫人。如果她是教授，建筑系只有一个主任没有副主任，以她的资历，就是二把手了，开会不让她参加那还了得！


也就是说，林徽因一生真正有名分的工作时间，只有三年。虽说正式的教授身份只有三年，一点也不影响她一生中，对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一点也不影响她作为一个文艺复兴式人物，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再看看她一生的成绩。我们只说数量，不说质量。


作为一个文学家，不说诗歌，说其他文学门类的著作，在梁从诫编的，收录最全的《林徽因文集·文学卷》里，有散文十篇，小说六篇，剧本一部（未完，缺第四幕），译文一篇。其余全是书信。


作为诗人，在上书中，收有各类诗作六十六首。


在她生前，没有出过一本著作集子。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出了一本不太厚的文学作品集。以这样的数量，别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了，就是参加福建省作家协会，怕也不够资格，当个厦门市作家协会会员还差不多。


再看作为舞台美术家的成绩。林徽因确实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美术系毕业的，毕业后，又到耶鲁大学戏剧学院著名的帕克教授工作室学习了一个学期，成为我国第一个在国外学习舞台美术专业的留学生。梁思成所以想在墓碑上写上“舞台美术家”，主要的是从林的学历上着眼的，毕竟这才是她的专业。但说起成绩，也十分可怜。一是1931年8月写过一篇《设计和幕后困难问题》，是一篇剧评，批评一出戏剧舞美上的不足。二是1935年，为天津南开学校演出的戏剧《财狂》，作过舞台美术设计，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舞台美术设计。此外，就是为《学文》杂志设计过封面，为陈梦家的书《铁马集》设计过封面，还为中国在英国的一次展览设计过广告画。这些都很难说是舞台美术设计了。


再看作为建筑家的成绩。《林徽因文集·建筑卷》倒是厚厚的一本子，但真正作为林个人的有分量的著作，并不多，最有分量的几篇，几乎全是与梁思成联合署名，有的干脆就是梁思成的著作，比如《中国建筑史》第六章宋辽金部分，只是因为梁思成说这是林徽因写的，现在才算到林的名下，全书只署梁思成一个人的名。这是著作，实际参与的建筑设计，虽有多件，但都是与梁思成一起完成的。当然，林是参与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纹饰的设计，但这些设计，严格来说，不能说是某一个人的功绩，只能说她是参与了，有的还是主要设计者，比如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的纹饰。


就是这样在常人看来微薄的成就，我仍要说，一点也不影响她作为一个杰出人物的形象，就像她后半生的形销骨立，卧病在床，一点也不影响她的天生丽质，超凡绝俗一样。甚至不妨说，正是这许多的缺憾，这许多的未完成的美丽，使她具有一种更为巨大的魅力。如果她真的在某一方面，有了世俗的成就，比如就是一个完全的建筑师，也不过是一个伟大的建筑师而已，就不会有这么大的魅力，也不会对后世有这么大的启示作用了。能让人想象的业绩，是最大的业绩，再没有比想象更大的东西了。


这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不是我们平常的人生理念可以规范的，也不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社会理念可以理解的。要真正理解这样一个人物，必须深入到她的社会环境，她的情感世界中去，就这，还不能完全理解。虽说长期收集她的资料，研究她人生中的一些事件，我也不敢说我对这个人物有了透彻的理解。只能说隐隐约约地，也是大致清晰地，有了自己的看法。


基于以上事实和理念，我对林徽因其人的总体的看法是，她的一生，是一个美丽的形象的毁灭的过程，也是一个更为美丽的形象的重塑的过程。摧残这个美丽形象的，是疾病，战乱，不健全的体制，还有无法理清的情感纠葛，难以抚平的心灵创伤。同样，重塑这个更为美丽的形象的，也是疾病，战乱，不健全的体制，还有无法理清的情感纠葛，难以抚平的心灵创伤。


说的再简单点，是繁华孕育了她，是苦难造就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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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人，以其个性学识改变了“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说法，更以其“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刚烈书写着风骨与担当。
本书作者韩石山先生潜心研究现代文化，熟知民国文人的经历与掌故。他书写民国文人，不被既有的定论所囿，不人云亦云给人物贴标签，而是从翔实的史实，从生活中的小事、细节处剖析人物个性，展现人物全貌。十四位民国文人由他娓娓道来，细致生动，鲜活有趣。可敬、可佩，可亲、可感，读后只会觉得，他们不是活在历史里，而是我们中的一员。

作者简介
韩石山，当代作家，学者。一九四七年生，山西临猗县人。一九七。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曾任《山西文学》主编，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徐志摩传》《李健吾传》《寻访林徽因》《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谁红跟谁急》等著作三十余部。《民国文人风骨》系作者近年来所写现代文化名人文章的结集。无论史料的爬梳，还是人物的品评，均有不同流俗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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