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与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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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与林徽因
一、山西之行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出身名门：二人的父亲梁启超和林长民，一个是近代思想启蒙的先驱，一个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早在求学时期，他们就在父辈的支持下，游遍欧美诸国，在饱览其建筑艺术的同时，也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思想文化、社会体制和风土人情。回国后，为了创建中国现代建筑学，他们在教学之余，开始对国内古建筑进行全面考察。他们知道，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山西都有文物之乡的美誉，所以很自然地把山西作为考察的重点地区。

　　１９３４年夏，他们第一次来到山西，考察汾河流域的古代寺庙。按照他们的观点，凡是名胜古迹，最容易“遭‘重修’的大毁坏，原有建筑故最难得保存！”而较少遭受破坏的古建筑，往往在人迹罕至之处。再加上当时“同蒲铁路正在炸山兴筑，公路多段被毁，故大半竟至徒步……”（梁思成、林徽因：《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因此这次旅行的艰苦程度便可想而知了。

　　旅行的第一站是汾阳的峪道河镇。这是一个专为外国人开辟的避暑胜地。同行的还有他们的外国朋友费正清夫妇。随后，他们沿汾河向南，经孝义、介休、灵石、霍县、赵城，再返回汾阳。据费正清回忆，旅行中，“菲莉斯（按：林徽因的英文名）身穿白裤子，蓝衬衫，仪容整洁潇洒，与思成的卡其布服装形成对照。……（每到）一所寺院，思成用他的莱卡照相机把每一方面都拍摄下来，而菲莉斯靠我们的帮助进行测量，以便按比例绘制。”费正清还特别提到，梁虽然在年轻时因车祸留下足疾，但他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却令人感动。

　　考察中的风险随处可见。正如梁、林所述：有一次“入山深处，出手已不见掌，加以脚下危石错落，松柏横斜，行颇不易，喘息攀登，约一小时，”才找到一处庙宇歇脚；又如《费正清对华回忆录》所言：“我们的友谊是在艰难时刻同甘共苦所结成的，在空旷道路上的历险使我们４个人在难以忍受的环境中相依为命，不分你我，不分主客。……这是一篇顶着灾难取得成就的故事，而这场灾难已被勇敢地战胜了。”

　　梁氏夫妇第二次来山西是在卢沟桥事变前夕。此行的重大收获，是发现了被誉为“国内建筑之第一瑰宝”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五台山佛光寺，这使他们感到无比欣慰。


二、不游名胜
　　１９９６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梁思成、林徽因山西之行》的短文。那是读了《费正清对华回忆录》和梁氏夫妇的一篇文章后写的。文章脱稿时我就因为篇幅有限，感到未能尽兴；如今读了费慰梅女士的《梁思成与林徽因》，还想再说几句。

　　费慰梅又名维尔玛，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妻子。１９３４年夏，他们与梁氏夫妇一同到山西考察过古代建筑，因此她在书中专门辟出章节，详细介绍了这一经过。当时，他们是由太原到汾阳，然后沿汾河南下的，所以晋祠是此行的必经之处。

　　诚如一篇中学课文所说，晋祠是把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的旅游胜地。它不仅有“三美”――水美、树美、山也美；而且还有“三绝”：始建于宋代的圣母殿，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带围廊宫殿，围廊柱子上的木雕盘龙，是同类建筑中资格最老的艺术珍品，殿前的鱼沼飞梁，以其奇特的造型为建筑史所罕见。此外，殿内的众多宋代泥塑和殿外的一系列建筑小品，也巧夺天工，各具匠心。但是，梁思成夫妇却未把它列入考察范围之内，以至费女士在书中只写了这么一句：“当我们在汾州分手的时候，他们还要在回家的路上考察太原附近另一所漂亮的寺院晋祠。”

　　为什么他们不先来这里呢？原来，梁氏夫妇对于现存的古代建筑有一种看法：只要是名胜古迹，就很容易被世人重修，而每一次重修都是一次巨大的破坏。这就使他们在寻访古建筑的时候形成一个习惯：越是名胜越不能看。因此，尽管他们明明知道这里早已是“出名的‘名胜’，闻人名士由太原去游览之风气自古盛行”，也明明“知道晋祠离太原近在咫尺，且在太原至汾阳的公路上，”但是他们却甘愿与它擦肩而过。

　　这观点对于时下盛行的古建筑维修风不啻于当头棒喝。过去我也觉得那些修葺一新的名胜古迹不知是怎么回事，越看越别扭，越看越难看；如今才明白一个道理：“重修是一种破坏！”也许有人会说，眼看着名胜古迹即将坍塌或者已遭破坏，不维修怎么能行？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余秋雨说过的一句话来回答：也许是因为我们缺少一种“废墟”意识和“废墟”文化吧，所以这种对古建筑的维修，就如同想给马王堆出土的老太太植皮丰胸、重施粉黛似的，完全是一种拙劣的不必要的掩饰。

　　当然，仅仅用余先生的观点，也不能完全解释重修古迹之风愈演愈烈的原因。因为有许多事情与其说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如说被利益所驱动。在战争年代，军阀们有一个口头禅，叫作“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现在呢，弄权者也有一句心照不宣的话，那就是“工程一开，钞票就来。”在这种情况下，古代残留下来的那些文化遗产，包括在“文革”中被毁的历史遗迹，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学术理想
　　读美国学者费慰梅写的传记——《梁思成与林徽因》，不能不为费正清和梁思成的友谊所感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费正清和费慰梅来到中国，结为伉俪。由于他们与梁思成住在同一条胡同，所以很快便成为最好的朋友。费正清说，他的名字就是梁思成起的。费正清初来中国时曾起了个范朋克的汉名，梁觉得不好，就解释说：“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中国话‘番邦客’。而费正清的意思是费氏正直清廉，且‘正’‘清’两字又跟你的原名johnking谐音。使用这样一个汉名，你真可算是一个中国人了。”难怪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会有这样的话：“我们在中国（或者在别的地方）最亲密的朋友便是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他们是两个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的人。……中国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而梁氏夫妇在我们旅居中国的经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梁思成与林徽因》是费女士晚年的一部力作。她介绍说，从这本书中，美国读者不仅看到一个陌生的中国，也为梁氏夫妇的理想和毅力所感动，有的人甚至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我读了这本书之后，觉得他们的理想和毅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古代建筑的考察，二是对学术事业的执著，三是对北京古城的保护。

　　对古代建筑进行实地考察，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关于这一点，仅仅从书中的二张照片中就可以看出。照片是1934年这两对夫妇在山西考察时拍的。崎岖的小路，爬行的驴车，荒凉的景象，记录了旅途的艰辛和劳顿。至于落后的食宿条件（碗筷上的病菌、火炕上的虱子、厕所里的蛆），险恶的社会环境（可能会遇上土匪抢劫和军队阻拦），书中均有翔实的描述。另外，费正清也在回忆录中说：这次“历险使我们4个人在难以忍受的环境中相依为命，不分你我，不分主客。……这是一篇顶着灾难取得成就的故事，而这场灾难已被勇敢地战胜了。”看到这里，我不禁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梁氏夫妇出身名门，生活优越；当时既没有上山下乡的任务，也没有评职称的压力，他们何苦要这样自讨苦吃呢？何况，梁曾因车祸而留下残疾，林的身体也比较虚弱……想来想去，除了费女士说的理想之外，我找不出第二种解释。正是理想的力量，才使他们在那短短的几年里，就考察了蓟县观音阁、宝坻广济寺、云岗石窟、应县木塔、赵州安济桥、洪洞广胜寺、龙门石窟、五台山佛光寺等一大批古建筑的瑰宝，获得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遗憾的是，“七七”事变的爆发，使考察被迫中断，以后也几乎没有进行。

　　抗日战争中，费正清再次来到中国。当他看到梁氏夫妇虽然被可怕的通货膨胀、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疾病所折磨，却仍然执著于学术研究时，不禁感慨道：“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在这种情况下，费除了向他们赠送药品、奶粉、自来水笔等贵重物品（据说一支派克笔相当于一个教授一年的工资）外，还帮助梁思成将其《中国建筑史》制成微缩胶片，以便保存出版。费慰梅说，当时，梁思成正在被脊椎关节炎所困扰，体重也降至102磅。为了完成书中需要的绘图，他不得不在油灯下彻夜工作，并用一个花瓶支住自己的下颌，以减轻头部对脊椎的压力……

　　看看当年学者的这种治学精神，再看看如今的学术界，真让人感慨万分。有人一点功夫都没有下――也不想下，就敢――也就能――以专家学者自居。在评职称的时候，有人全然不顾学术的尊严和学者的良知，居然连无耻、无赖的手段都敢使用；有些评委在半公开索贿后，也到了是非不分、指鹿为马的地步。学术研究是纯洁高尚的事业，它容不得半点儿虚假和丑恶。如果学术都被践踏到如此地步，那做学问的人只能向隅而泣了。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内容大多取材于作者和传主的通信，但自从他们分别属于两个世界之后，通信便被迫中断，所以费女士对梁思成在50年代保护北京古城的情况，特别是他的内心痛苦和真实思想，写得比较简略。所幸这些事已多有披露，比如梁思成哭城墙之类，似可弥补书中不足。遗憾的是，当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费正清第三次来到中国时，林徽因早已病故，梁思成也于几个月前溘然长逝。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我国现代建筑学的奠基人。如果说高尚的理想和顽强的毅力使他们在学术上能够卓有成就的话，那么频仍的战争和频繁的运动却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打击，特别是经历了文革劫难的梁思成先生。耶鲁大学的史景迁先生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说：“这是一个浪费惊人的世纪，浪费掉了机遇，浪费掉了资源，也浪费掉了生命。”可见在即将告别２０世纪的时候，重新认识、总结、反思这个世纪的历史是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