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林徽因

知侠

曾经想过要为林徽因做传的，想来有一点不可思议，我可能没这个资格吧。只是觉得这样一个优秀的女性应该有更多的人知道她才好。不是因为她的美丽，不是因为‘太太的客厅’，更不是因为她与徐志摩的往事，她看问题的方式，对事对人的态度，她的价值观都很值得我们现在的人学习。她受的教育是传统的，但接受的却是西方的思想，看问题能一下子看到实质。

我对林徽因的了解，也只是基于我所看到的关于她的书，别人给她做的传，其他人写的回忆录，最重要的还是她的作品。二十年代她写过一些诗，很清新。而感觉很不错的大多是31年左右她在香山养病时作的。那时徐志摩经常去看望她，鼓励她写些诗，其中一部分作了发表。从这些作品中可以体会到她的一些心境，她对感情的理解，对徐志摩，对家庭。林徽因也作过散文，其中较好的是《窗外》，还有小说，戏剧等。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应该还有她的谈话，三十年代林徽因在清华教书，家里经常聚集一批很有思想的人每天下午喝咖啡，聊天，像沙龙一样，此即所谓的太太的客厅（冰心的一篇文章，据传是影射在林家的聚会）。在这样的聊天中，常常是林徽因一人在主导谈话的内容。她敏捷的思维，锐利的见解，率直的性格，怎么会不主导谈话呢？也只有她这样崇尚性灵的人，才会那样思考的透彻，也说的透彻。一旁的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有频频点头的份，可能只有徐志摩能与她交谈的上。他们俩个是很相似的，不过徐志摩好像更感性一些，对人对事更真，也许是他受西方思想影响更深的缘故吧，而林徽因骨子里还是一个较为传统的人。但我想，徐志摩也不会过多的说话吧，他宁愿在一旁静静看林徽因在那儿不停的说，发表自己的看法，认真的和别人争论。一般在这样的谈话中会有很不错的思想迸发出来，会有灵感涌现。所以我觉得很遗憾，他们当时的谈话没能记录下来。

看林徽因的传记，我觉得有很多部分作者说的都不太好。好像传记国内人做的大都不够好。看有些传记，我有时就觉得很生气，传记这样的书，要的是真实，这个真实是指能很真实的刻画出这个人，你要保证你刻画出的是个真实的人，是个有着真实人性的人。可我看，自从孔子给世人塑造了像尧舜禹这样近乎不沾人间些微污浊的圣人形象，那些为人做的传记就很难真实的刻画出一个人，写出的形象显得很单薄。古代人做的传，一是历史书中的，一是逸闻趣事性质的。这些都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传记，历史太严肃，而且中国的历史做的也不是很好，对历史的态度值得考虑，太简单，对人的评价除了好就是坏。中国历史看重的是事，不是人。这可能很让人感到疑惑，因为给人的印象，好像中国一直以来都是着重于说人的，像礼义道德之类的，其实不然，中国并不是以人为本，而是强调为人之本，他强调的是怎么做才是一个“人”，他的出发点是怎么做，而不是人的需要，所以儒家用那些礼义道德来塑造人，并拿一些榜样说明具备了那些品质的人才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一个君子。儒家预先给人设定了做人的规则，可以说在当时的春秋战国时代他们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但后来就不好了，我觉得所有的规则都要以人的需要为本，本来独尊儒术时已经有些错了，到了朱熹那批人就是错到了极点，礼义道德本来是给人自由的，却成了束缚人的工具。因为他们考虑的不是人们需不需要这样做，而是这些礼义道德对不对。这些礼义道德当然是对的了，所以就要遵守。相对而言，西方人倒是以人为本的，从文艺复兴以来，他们就一直在追求个性的解放，是以人的需要为考虑的出发点，他们是先有需要后又规则，规则能使人的需要得到相对较大的满足。我想，西方人之所以这么早就得到个性的解放，是因为，文艺复兴时压制他们个性的是宗教，是虚无的神，宗教拿神来约束人，那是很容易打倒的，因为神的虚无；而中国则不然，儒家是拿那些礼义道德，拿那些被鼓吹起来的极有道德的君子来约束人，这是很难被打倒的，很难被推倒的，因为那些礼义道德，是无可挑剔的，你永远不能指出他们是不对的。并且，那些君子们都是古人，那些儒家祖师们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你总不能拿一个古人来对质吧。所以我说孔子真的是很聪明，他不说是神灵的启示，而是以圣人作为榜样教化世人，至于那些圣人的德行如何你是说不过那些儒家祖师们的，是不容任何人亵渎的。所以，在中国就很难挣脱那些礼义道德的约束，很难有个性的解放。说远了。再来说传记吧，那些逸闻趣事也算不上传记。传记更应是一种文学形式，要有作者的理解在里面。说到这，我又想到电影电视，张艺谋确实是一位不错的导演，不管他的片子如何，他对电影的理解很对。前几年有人批评其家丑外扬，我不明白怎么会有这种言论，电影是电影，不是政治的宣传品，你只看我的电影就好了。

另外，中国人做传，往往先定好感情基调，先把对这个人的评价设计好了，对中国的传记作者来说，这是极重要的一步，也是极关键的一步，而这也正是我最讨厌的部分，一点价值都没有。像徐志摩，自从那位茅盾先生给他定了资产阶级的成分，看那些传记类的书无一不沿着这条路线来收集资料，来评价，在对他的作品一番赞扬之后，总不忘加上一句，‘。。。但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诗人，有其一定的阶级局限性，思想颓废，落后，腐化，甚至有点反动，读者要分辨清楚。。。’我不明白，是谁说资产阶级文人颓废，落后，腐化的。又是谁说徐志摩是资产阶级诗人的，他就不能只是一个诗人吗？好像中国人很喜欢给人加个头衔，然后就或大肆批判，或大加赞扬，我觉得这时候他们批判或赞扬的已不是这个人，而是这个头衔。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行为，先给人扣一个大帽子，然后就大加评论，这是文革时的常用手段。我觉得现在对一些人还是这样，就像胡适，单就对文学的贡献而言，胡适比鲁迅的作用要大，若说鲁迅是一个斗士，而胡适更像是一名统帅。可现在，实在是文学界的遗憾。
意犹未尽，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