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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选自林先生七十二年前所写《吾国与吾民》
林先生关于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特点之一“阴性三位一体”之“面子、命运和恩典”[“阳性三位一体”是主要由文人构成之士绅（gentry）的寄生性产生的官吏、士绅和财主或土匪对百姓之巧取豪夺]——
林先生认为面子、命运和恩典来自儒家的社会名分制度，如同天主教教规和美国宪法一样，成为中国亘古不变普遍适用的法律习俗。林先生写道，
“此（面子、命运和恩典）乃统治中国之三女神,至今犹然。惟一有价值之真正的革命,应是对此阴性之三位一体的革命。困难在于,三女子如此体贴而迷人，她们谄媚统治者，保护权位，引诱富人，麻痹穷人，贿赂冒险家，腐化革命阵营；她们使司法瘫痪，使各种纸面制度尽失效力；她们讥讽民主，藐视法律，嘲笑人民权利，破坏所有交通规则和俱乐部章程，肆意横行于人民的家园。倘若她们是暴君，或者丑陋不堪，她们的势力或许不能维持如此之久；但是她们声音柔和，仪态优雅，足音无声地践踏法庭，当她们爱抚法官时，无声而娴熟地令我们的司法机器失效。确实，拜倒在这三个异教妇女的神座前，令人神魄悠然。正因如此，今后一段时间内，她们仍将统治中国。”
关于恩典
“中国的政府与法律概念总会染上情感的色彩。中国人普遍地不信任法律、律师及高度机械化的社会。他们的理想是，保存上古淳朴之风的优良生活之社会。在这样的氛围中，才有‘恩典’的出现，也在此等环境中，才出现了与‘恩典’
相应之古代中国特性中最优美的‘感恩戴德’。”
“确实，没有宪法保护的人们只能指望地方官吏的恩典。如果县官宅心仁厚，则此仁慈比什么都更受人感激，因为它不须报酬。会有千千万万的实例，乡民围住行将离去的卸任县官的轿子，跪拜感泣，以表不舍。这既最好地表现了中国人的感恩戴德，也表现了中国官吏之恩典。因为人民只知这是恩典，不当这是正当的行为（justice）。”
关于命运
“可以补救（对‘恩典’施与受者的不平等地位）的是，如上所述，中国没有固定世袭的阶级和贵族。这使我们发现‘命运’，人们可以忍受社会明显的不平等，因为没人会永久地被践踏，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经常轮替。中国人相信，凡人也有得意之时，‘天道循环’，只要一个人有才干，意志坚定，抱负不凡，总有飞黄腾达之日。”
“这个命运原理赋予人们精力，也使人们知足，构成中国人灵魂中的温和沉着。既然没人能常交好运，而好运又不能降到每个人头上，于是人们愿意容忍这种不平等，当其是天然法则。经由科举之路，有才干有野心的人总能获得上进的机会。无论基于运气或因为才干，一个人可由非特权阶级升入特权阶级。这就轮到他了。一旦踏进了特权阶级，他便爱上特权；随着地位升迁，心理也不断变化，他开始爱上社会不平等和一切特权。…此种变脸，可从现代每个成功的革命者身上发现，他铁腕限制新闻言论自由，比他在革命初期所高呼打倒的军阀还要猛鸷。”
关于面子
“现在他有了‘大面子’，他超越法律与宪法，更不用说交通规则和博物院章程。面子是心理的，而不是生理的。中国人的面孔固然有趣，面子却更神妙动人。它不须清洁或刮须，却可以‘得’‘失’‘争取’，也可以‘当礼物赠送’。在这里我们达到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奇特的一点，抽象而不可捉摸，但却是最精细的规范。中国人的社交往来，无不依此为准则。”
依据林先生之描述，中国人的面子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可以不遵守甚至破坏法律和正常的社会规则，以显示其优越地位和宽大的面子。
“故面子虽无从下一定义，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在这个国家的每个人失掉面子以前，中国将不会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平民无论怎样是没有多大面子的，问题在于，官员何时才肯放弃他们的面子？等到警察面前不讲面子，我们才会有安全的交通；等到法庭之上不讲面子，我们才会有公平的审判。等到内阁各部不再讲面子，而面子政府让位于法治，我们才会有真实的共和国。”
林先生关于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另一特点“人治政府”——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最显著的特点是，没有宪法和公民权利之理念，或许仅仅因为我们特殊的社会政治哲学——融道德于政治中的道德和谐哲学,而不是心智力量的哲学。宪法的制定，乃假定统治者是恶棍，他会滥用权力损害我们的权利，我们需要宪法作为捍卫权利的武器。中国人对于政府的概念恰恰相反，只知道政府是‘父母官’或者是‘君子政府’——假定他们像父母照顾子女一样照顾人民的利益，因此给其一切权力并寄予无限信任。在他们的手中，我们托付数千万的资产，却不须他们提交开支报告，给予其无限的职权，却没考虑如何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当他们是君子。”
“依照韩非子的观点，政治智慧始于摈弃道德之陈腔滥调并放弃改进道德之努力。我也相信，只有及早停止谈论人民的道德改善，才能尽快给中国一个廉洁的政府。事实是那么多人热衷于讨论以改善道德作为政治罪恶的解决手段，不仅表明思想之幼稚，也说明不能/愿将政治问题看成政治问题（我注：偏与道德挂钩）。他们应该明了，过去的两千年我们持续不断的道德腐论未能从道德上改善这个国家，也未能产生贤明廉洁的政府。他们应该明了，倘使道德感化真有裨益，今日中国早已成为天使圣哲的乐园。依我之见，谈论道德改善之流行，特别是那些官吏们谈得尤为起劲，就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谈论无关痛痒。或许所有的道德鼓吹者良心都坏掉了。”
“如韩非子所言，‘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这就是法家哲学的道德基点。换言之，我们不以统治者为君子而冀其行仁义之道，应目之为潜在的罪犯而设计种种方法与手段以期阻止此等可能的罪行，如掠夺人民并出卖国家。显而易见，比之等待此等君子之良心改变，后者之制度更可能产生实效而阻止政治腐化。”
“《韩非子》中有一重要段落含有一现代新名词‘公民’，并描述人民对于国事之普遍的漠不关心。他郑重地说，‘民之故计，皆就安利而避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廨舍；廨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贿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至今如此，公民太少，而私人太多，原因在于缺乏适当的法律保障，与道德无涉。恶在制度。倘公共意识太丰富，就更有可能惹祸上身，人们自然对于国事取消极态度，倘对贪污官吏无刑罚制裁（我注：有效监督可能更胜于选择性制裁），又要期望他不贪污，实在是苛求人性了。”
林先生认为中国曾经存在两种政治观点，孔子及传人主张的人治和韩非子主张的法治（我个人看法还是不同于现代文明社会之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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