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和《论语》半月刊

少爷

1932年盛夏，在著名诗人邵洵美家的客厅里，十余个志趣投合的文人谈天说地，又讲起要办一本刊物。关于刊物的内容，谈得并不多。大家为刊物的名字而发愁，接连商量了好几个夜晚，提出许多刊名，却都被林语堂否决了，而他自己又提不出让大家满意的好刊名。在座的时代书店经理章克标颇着急，灵机一动，脱口而出：“就用《论语》的刊名！”这个提议博得满堂喝彩。大伙随即又公推有社会名望的林语堂为刊物主编。

有文学史家认为，林语堂所办的《论语》半月刊基本可称是《语丝》的延续和发展，不过是多了一块“幽默”的招牌。此言不无道理。《论语》创刊后的撰稿人大多是原来语丝派的骨干，如孙福熙、孙伏园、俞平伯、刘半农、章川岛等人。在《论语》创刊的“缘起”和“编辑后记”两文中，林语堂解释了命名《论语》的由来，坦然自承是假冒孔家店招牌。他又制定了《论语社同人戒条》共十条，其中有“不拿别人的钱，不说他人的话”，“不附庸权贵”，“反对肉麻主义”等，可说是继承了语丝遗风中的“自由思想，独立判断”的宗旨。但是，“不破口骂人”的戒条，却又反映了他“费厄泼赖”的主张。

《论语》创刊之初，宋庆龄、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著名左翼人士都为之撰稿。同时，投稿的也有蔡元培、胡适、周作人、吴宓、朱光潜等自由派人士，可说是中国文坛精英的大荟萃，包容了不同政治倾向的著名作家。那时，人们戏称《论语》的撰稿人为“三老”，即老舍、老向和老谈（何容）；“三堂”即知堂（周作人），鼎堂（郭沫若）和语堂。《论语》畅销一时，发行量为三、四万份，特别受到青年学生欢迎，在当时各种杂志中可谓是名列前茅。

不过，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论语派标榜绝对的中间立场是不可能的。《论语》杂志曾经刊出不少揭露社会黑暗的文章，使右翼方面颇为恼怒，例如在“半月要闻”中，报导了复旦大学的一位学生因手上生冻疮露出红色，竟被密探当做共产党人抓入巡捕房，还尖锐指责国民党当局对伪满洲国的暧昧态度等，这些文章用笑声去讽刺千奇百怪的病态社会。但另一方面，左翼作家也很反感《论语》中一些为玩笑而玩笑的作品，开始批判林语堂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并指斥其为“麻醉文学”。他们为对抗林语堂的《论语》杂志，由陈望道主编了《太白》杂志，专门发表杂文类作品。左联的文艺理论家胡风还写了《林语堂论》，认为林语堂是提倡资产阶级文学，并对他进行全面批判。而鲁迅与林语堂有多年交情，在《论语》创刊后曾经为该刊写过12篇文章，但他始终对“幽默文学”持保留看法，认为“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刻”，“榆关失守，热河吃紧”，因此，在国难当头之际，“我不爱‘幽默’。”鲁迅以后与林语堂越来越疏离，主要是林语堂未参加杨铨的入殓仪式（其实林语堂后来还是参加了杨铨的出殡下葬仪式），往后鲁迅与林语堂见面时，就常常让他碰钉子，给他泼冷水，以至彼此断绝了来往。

《论语》是时代书店办的一个刊物，林语堂后来却在经济问题与时代书店老板邵洵美及总经理章克标发生了矛盾，于是辞去《论语》主编的职务，又到良友图书公司以承包的方式创办了《人间世》。《人间世》与《论语》及后来又创办的《宇宙风》的办刊方针都是一样的，即标榜“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提倡“性灵文学”，号称是“自我表现的学派”，其艺术风格追踪晚明小品，如公安三袁、竟陵钟潭、张岱、徐渭诸家。而《人间世》和《宇宙风》也很畅销，后者发行量高达四万五千份。林语堂确已在散文园地别树一帜，其文学流派在现代散文史上有着重要影响。
1935年，中共中央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左联”伸出团结之手，并得到了林语堂方面的呼应。“文学社”“太白社”与“论语社”共同签署了《我们对文化运动的意见》，反对读经救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