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钟书看林语堂

dota

钱钟书与林语堂都是幽默大家，但他们的幽默是大为不同的。我把钱先生的幽默称之为冷幽默，因为他的作品含有辛辣的批判精神；我把林先生的幽默称之为热幽默，因为他的文章有诙谐的歌颂在里面。

　　我羡慕林语堂的生活更甚于他的文章，林先生不仅到过欧洲，而且还到过美国，最后却在台北悠闲地写他的《无所不谈》。林语堂目睹过旧政府的腐败，投入过抗日的民族斗争；既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拥有西方的开明思想。他真有资本“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我羡慕钱钟书的学问而不羡慕他的生活，钱先生只到过欧洲而未到过美国，回国后的新中国几乎把他给忘了。但钱先生的文章却是顶呱呱的好。因此，要想做学问就必须学钱先生，回国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默默无闻地啃书本；相反，要想过好日子，我看最好还是象林先生那样满地球跑。所以，林先生没有用古奥的文言写《管锥编》，而只用英文写《京华烟云》和用幽默的白话写《无所不谈》，钱先生也不能总结“英国的花园、中国的菜和日本的女人”云云。

　　钱钟书与林语堂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的东西总得要有个出处才具有合理性，别人有过的东西他绝不会再去触动。他知道前人留给他的空间是有限的，也是他必须遵循的。屈原是楚国人，于是他觉得方鸿渐他们所奔赴的大学就应该是三闾大学。用僻典也成了钱先生的一大嗜好，至于读者的感受他几乎是从不考虑的。

　　林语堂则不然，他以自己是福建人为荣，以自己是一个学者为荣。他说福建只有诗人、学者和美人，但从不出产官吏。他最崇敬的人是自己的老师，自然也是他的同乡辜鸿铭。林语堂善于将不同事物的特点加以调配，以此物之长去类比彼物之短，从而将社会分化的角色重新归纳其原性。他掌握了这种原性，并通过它看到世上的差别。这也就是他的文章常常夹带有哲学辩论色彩的缘故。英国的花园、中国的菜、日本的老婆是这样，宽大、深刻、单纯在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的人性之间翻筋斗也是这样。唯其如此，他最终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赞赏他无所不爱的中国文化。①林语堂说：“中国重实践，西方重推理。中国重近情，西人重逻辑。中国哲学重立身安命，西人重客观的了解与剖析。西人重分析，中国重直感。西洋人重求知，求客观的真理。中国人重求道，求可行之道。”②现在看来，单独研究中国或是单独研究西方都是最难的，而最容易的恰恰是既谈中国又谈西方，因为中西方不仅是对立，而且是差别甚大。这就好比学语言一样，重新学一种外语容易，而学一种相近语系的语言就难其更难。不是吗？所以不必被林语堂中西两只脚所瞎倒，到要好好看看他是怎样一心作文章的。

　　林先生说：“中国衣服之好处，正在不但能通毛孔呼吸，并且无论冬夏皆宽适如意，四通八达，何部痒处，皆搔得着。”③语堂对西装的高论就象他的同乡前辈辜鸿铭对西方文化的高论一样，无不从指责西方的言辞中露出“中国一切皆好”的思想。其实搔痒固然因西服贴身难受有关，但身体痒痒往往还是由于本身不爱卫生所致。所以，为了搔痒方便而不穿西装当大可不必，到不如多注意一下个人卫生而中西装皆穿，这样岂不快哉？

　　和大多数学者一样，林语堂对社会问题也不屑一顾。他把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看着是同类，认为二者都一样，是政治精神的体现，是西方唯智论的产物，要上升到哲学高度是不可能的。林先生还喜欢在传统当中找幽默，他说：“中国人得势时都信儒教，不遇时都信道教，各自优游林下，寄托山水，怡养性情去了。中国文学，除了御用的廊庙文学，都是得力于幽默派的道家思想。廊庙文学，都是假文学，就是经世之学，狭义言之也算不得文学。所以真有性灵的文学，入人最深之吟咏诗文，都是归返自然，属于幽默派、超脱派、道家派的。中国若没有道家文学，中国若果真只有不幽默的儒家道统，中国诗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国人之心灵，不知要苦闷到如何。”④林语堂就此还专门论及到苏东坡，觉得他是典型的得势信儒，背时信道的，并且是一个接受玄学的佛教徒。他说佛教否定人生、儒家正视人生、道家简化人生。但说道家思想是幽默派则不够全面矣。

　　以人为中心看三家思想就不难理解：儒家是社会理想主义的，当时所需正视的残酷现实它都未能正视。孔子是一个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其借周朝之礼以演社会之盛世。这一思想是通过后来的统治者才得以实现的。孔子一生没有大的政治斗争实践活动，这也由他所处的时代所决定。因此，孔子为一代教育宗师更称其实。言其为思想家更是当之无愧矣。道家固然简化人生，但道家的“人”是自然之物，其人性与儒家是大为不同的。道乃最大限度地阐释自然之理，是天然造化，是跳出社会世俗的。而佛又不同于前二者，佛既阐释社会，也阐释自然，同时更阐释人之心性，即佛性与觉。特别是大乘佛教，更是将世出世间的一切了悟之后返回到人间。

　　林语堂喜欢幽默，此乃舶来品，想在传统当中找点根据实为困难。老祖宗那里有限的幽默只是零星一点，不足以为他开创幽默之国学增添点什么东西。从《无所不谈》中亦能感到，林语堂其实读的儒藉多于道藉，只是他在行为上更象是喜欢道家的东西罢了。严格说来，林语堂是一个现代逍遥派，现代的道家。他爱钱，因为没有钱的现代社会是逍遥不起来的。唯我所需，不触犯法律，你就可以象庄子那样自由逍遥，幽默人生了。

作家是时代的患病者，而文学作品则是患者身上的体温表，看体温表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患者的精神状况。如果把读者比作是患者的家属的话，那当政者自然就应该是医院的管床医生，两种人看体温表的心情自然是不一样的。

　　——2001年2月25日于秋水斋注：①《林语堂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61页。②同上173页。③同上298页。④同上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