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笔下的王安石和宋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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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理想主义者，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他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总有二难选择：理想，还是现实？激进，还是妥协？正义，还是罪恶？完美，还是瑕疵？他总会在不停的选择中迷失，被世界撕裂成两半，最终找不到真正的自我。

王安石就是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


初中的历史教科书上告诉我们，王安石变法是“成功的改革”，“缓和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极具政治色彩的评价。


后来看到宋代大儒们对王安石的质疑、不屑、攻讦，其中不乏司马光、苏家父子这样的名人，我就不免诧异了。再看看变法的成效：似乎北宋一朝并没有因为王安石变法变得国富民强，甚至连一点缓和的迹象也看不出来——王安石变法于1068年起，历时八年新政，以王安石自动下野终；北宋一朝于神宗之后迅速陷入小人当政的局面，最终灭于金人之手，离变法仅70余年。


事实上，对王安石变法，乃至于对王安石的评价，历来都是众说风云。梁启超和梁实秋父子对王安石评价甚高；反之林语堂就是坚定的拥苏反王派。作为苏东坡的忠实粉丝，林语堂在写英文版《苏东坡传》的时候用了一些很有趣的手法：比如把旧派（包括司马光、范仲淹、苏东坡等）写成“宋仁宗自由开放政治环境下拔擢培养出来的敢于发表见解的知识分子”（我敢打一块钱的赌，绝对不是这么回事，司马光砸再多的缸也不知自由主义为何物），把新派（王安石）写成“宋代第一个经济学家”、“极权政治和特务统治”（注意林语堂写此书的年份：30年代），把王安石变法写成“国家资本主义改革”（同样注意年份，想想凯恩斯、罗斯福、希特勒和斯大林）。有意思的是他把宋代的党争和近代政党政治拿来做的比较。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党治的组织，使之具有大家公认的权力，也有当政党与反对党大家公认的责任。没有计票、举手、表示是否，或其它确定公众意见的方法。中国人在集会时，只是讨论问题，然后同意某一决定。

所言如是。

新旧两派在各种细枝问题上纠缠不清，水火不容，原始的问题反而不顾了；后来甚至到达了王安石说东，司马光说西，王安石说好，司马光说坏的地步。世人（包括林语堂）都说王安石滥用小人，可为什么会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激进的改革家，结局只会是这样。当然这是今日看来的盖棺定论，然而性格决定命运，总不会错的。

一个理想主义者，首先对现实是不满的。在他的眼里，世人都是污浊的，只有自己是崇高、无二的。这样，不可避免的，他会和从文官制度中层层选拔上来的旧体系、旧官僚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发生在王安石的身上就变的不可挽救，几乎把所有的当朝文武全部得罪，一个不剩。如此一来，堵塞了第一条任用贤良的道路。

一个理想主义者，是对世界有热情的——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世界的热情。世界应该是这样，完全可以变成这样；当事实和心目中的理想冲突时，他会抛弃现实相信理想。所以王安石在下面的官吏报上来新政推行不利的消息之后暴跳如雷；以至于官吏们之后全不管事实，只按着“大老板”的意愿回报政绩。阿谀奉承的人得到重用，秉直进言的人被放逐，王安石就在对自己美好理想的称颂声中堵塞了第二条任用贤良的道路。

一个理想主义者，是不关心手段的。他只关心理想能不能达成，什么时候达成。所以当王安石上任之后，把忠于旧派的御史大夫们全部撤职，换上自己的亲信——不考虑这些人能否担重任，不断流放旧派文人，以为如此一来，皇帝就能无条件支持自己，自己的理想就能推行到全国。林语堂在此也比较了御史制度和新闻舆论：

这种监察作用，在政府的人事和政策上可以引起变动，不过其方法并未明确予以规定，其作用与现代的新闻舆论大致相似。……但是像现代，总有对公众抱有责任感的新闻杂志编辑，不惜冒监禁死亡之险而向极权政权挑战的，在过去也总有御史受皮肉之苦、鞭答之痛，甚至死亡之威胁，而尽其于人民之职责。尤其在东汉与明朝两代，当时有御史，写好弹劾奸相的本章，自料必死无疑，在本章呈递与皇帝之前，先行自缢身死。

第三条任用贤良的道路如此被堵塞。下在“青苗法”对民众的无理压迫中不断动摇统治基础，上在党争中流失统治人才，于是赵宋王朝就日益衰微，最终在金人的入侵面前一触即亡。

而理想主义者，在现实面前必然以碰壁告终。重用的人才出卖了他，亲友用死亡告别了他，皇帝远远避开了他。

这位相国对政治与人生的虚幻，大彻大悟了，他感觉厌倦，呈请辞官归隐。皇帝允许他在熙宁九年(一○七六)十月辞去职务，但仍保有若干最高爵位，王安石并非遭受罢黜。数年之后，有人在金陵附近的乡间，看见他骑着驴，嘴里喃喃自语，听不清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