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林语堂最为得意的一副对联,也可以说是林语堂在文学史上的成功之道和独特贡献。
林氏于1924 年和1932 年两次倡导幽默,将英语Humour
译作汉字“幽默”,并做了科学的解释。他说,之所以用幽默之语,而不用“诙摹”、“语妙”、“幽妙”等词,是有所考究的。“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稳,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显露的笑容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故译为幽默,以意义言,勉强似乎说得过去。”这就表明,幽默一词既是Humour
的译音,又是确切地表达了某种独特的内涵和本质特征的称谓。
中国人之生活艺术久为西方人所见称,而向无专书,若不知内容,到底中国人如何艺术法子,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观山,如何看云,如何鉴石,如何养花、蓄鸟、赏雪、听雨、吟风、弄月??夫雪可赏,雨可听,风可吟,月可弄,山可观,水可玩,云可看,石可鉴,本来是最令西人听来如醉如痴之题目。
林语堂对西方典范的幽默理论曾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对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康德、哈勃斯、柏克森、弗劳特和麦烈蒂斯(今译作梅瑞狄斯)
、萧伯纳等人的幽默理论和小品进行过清理。他认为柏克森所说的“不得要领”,弗劳特所说的“太专门”,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康德所说的大同小异,即幽默“就是心情紧张之际,来一出人意外的下文,易其紧张为和缓,于是脑系得一快感,而发为笑。”他最欣赏的是英国小说家麦烈蒂斯在其《喜剧论》中关于幽默的论述,认为论说的很“透辟”。对西方的幽默小品,林氏认为或文字清淡,境界高远;或长于议论,汪洋恣肆;或专事描绘,曲尽其妙;或舒卷自如,在清新自然的叙谈中,宣传了他自己的货色,如萧伯纳。可谓各有千秋,各臻化境。
他指出《诗经》中的某些诗篇“就含有幽默的气味”,失意时的孔子有幽默感,庄子可称为议论纵横幽默派的始祖,道家是超脱的幽默派,道家的文学是幽默文学,陶潜是幽默的大诗人。可以这样说,庄子和陶潜开创了中国幽默文字的两大源流。以庄子为代表的以狂笑为主要特征的“议论纵横之幽默”;以陶潜为代表的以微笑为主要特征的“诗化自适之幽默”,或叫“闲适怡情的幽默。”正统文学没有幽默,有些文人偶尔戏作的滑稽文章不过是游戏之作。性灵派的著作中有幽默感很强的议论文。如龚定庵的《论私》,袁中郎的《论痴》,袁子才的《论色》等。非正统的文学中,如宋代的话本,元代的戏曲,明代的传奇,清代的小说,大都有幽默的成份。《水浒传》描写李逵、鲁智深,使人“或哭或笑,亦哭亦笑,时而哭不得笑不得,远超乎讽谏褒贬之外,而达乎幽默同情境地。”《西游记》描写美猴王,猪八戒,使人“于嬉笑之外,感觉一种热烈之同情,亦是幽默本色。”《儒林外史》则“几乎篇篇是摹绘世故人情,幽默之外,杂以讽刺。”林氏对这一线索的清理,足见中国文化是有幽默传统的。对其抉微探幽的发掘,也足见他的独具慧眼和真知灼见。
关于幽默的内涵。林语堂指出幽默的3 个特征: (1) 幽默是“会心的微笑“
,并表示“心灵的光辉和智慧的丰富。”在《会心的微笑》中说:“‘幽默’二字,太幽默了,每每使人不懂,我觉得这‘会心的微笑’的解释,是很确当,而且易解。”在《论幽默》中又说:“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灵的光辉和智慧的丰富’,”这“心灵的光辉”应当是“温厚的超脱而同时加入悲天悯人之念”,因此它常常是“笑中带泪,泪中带笑。”(2)
幽默的文章则表现为“轻快自然”,“淡然自适”,介于豪放与婉约之间。(3)
幽默与讽刺极为相似,但不以讽刺为目的,去掉讽刺中的酸辣与火气,才能成为冲淡自然之幽默。
关于幽默与人生的关系。林语堂指出:“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幽默到底是一种人生观,一种对人生的批评”“,
人生是永远充满幽默的,犹如人生是永远充满悲惨、性欲与想象的。”可见,他认为幽默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因此,他主张“凡写此种幽默小品的人,于清淡之笔调之外,必先有独特之见解及人生之观察。”这就表明,欲求幽默,必先有对人生、社会的真知灼见。
关于幽默的功能。林语堂指出:“如果中国人明白幽默之意义及其在吾人生活上之重要,国中的景象就不会如目前这样了———言语不会这样的空疏,滑稽不会这样的荒唐,诗词不会这样的悲郁,文章不会这样的呻吟,士气不会这样的懦弱,道德不会这样的虚伪,风俗不会这样的浇漓,生活不会这样的干燥。”他又说:“无论哪一国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润的。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论幽默》)
这些不能不说有几分夸大其辞的论述,是林语堂对幽默功能的独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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