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西安之行及其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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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３年秋，抗日战争已至最后阶段，寓居美国若干年的幽默大师林语堂先生，继１９４０年回国之后，再一次回到他魂牵梦绕的父母之邦，并在重庆当局的安排下，或长或短、随情适性地游历了川、陕、黔、滇、桂、湘、粤诸省的某些地方。西安是他从重庆出来的第二站，也是他此次陕行逗留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前后约１０天时间。当年，西安各界曾像过节似地欢迎这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莅陕的“中国萧伯纳”，但是热闹过后，一切复归沉寂，曾经鼓腾起伏的浪花在历史的长河中渐远渐逝，早经逸出人们记忆的视线，除过少数研究者外，古城似已不复有人知道这段掌故，一如未曾发生过一样。


一、林氏此行的名义

林氏此次西安之行，具体时间是１１月４日至１４日，翻开当时的地方报纸，几乎见天都有关于他的报道。然而关于林氏此行的名义，报道一直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游历”（如１１月７日秦风工商联合版之《林语堂昨游览胜迹》），有的说是“视察”（如１１月７日秦风工商联合版陈廷瓒之《会见林语堂先生》），而临时本人则说是“游览和看看朋友”（如１１月５日秦风工商联合版之《本报记者访问记》），“就便参观陕省国防建设”（１１月７日秦风工商联合版之《林语堂今日游城南》）。这显然是角度不同所致。但是有一点必须说清楚的是，此次回国也许是他主观意愿，回国后走的几个地方也许由他提出，可是一路上却享受着中枢给与的种种方便，到西安后的一应日程也是陕西当局特意安排的，官方的味道明显要重得多。因为与上次回国不同，此次回国他顶有一个上次返美之前所接受的蒋介石“侍从室顾问”的头衔。虽然只是一个不干活、不拿薪水的荣衔，更不能说就已经成为“御用文人”，但却确实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作家，不再像上次一样是作为一个知名作家的私人旅行，而更像是一次半官半民、亦官亦民、官重于民的活动。因此，此行并不是像他说得那么轻松和简单，否则，他断并不会住在陕西省府的招待所，也断不会刚抵西安，“胡副长官”（宗南）就去寓所探望，“侃侃而谈”，隔一天由省主席熊斌在省府（一说私邸）晚宴招待，后来游览名胜都有省府考核委员会委员龚贤明全程陪同。明乎此，再回过头来看当初不尽一致的报道，原来这“游历”、“视察”诸词，都是有依据、有来头，不是随便乱用的。


二、林氏此行的主要活动

１０天时间，自难说长，因此林氏此行的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凑：

１１月４日晚乘陇海列车由宝鸡抵西安。刚在省府招待所住下，即接受“胡（南宗）副长官”移驾探望，并欲参加陇海路局欢迎会，中间又插空接受了秦风工商联合版记者的采访。

11月6日“……晨八时许，由省府考核委员会龚委员贤明等陪同，游览（兴教寺、林公祠、武家坡、大雁塔、兴善寺等）南郊名胜，并参观兴国中学。下午返城，至卧龙寺等处游览，晚六时。熊（斌）主席特在私邸设宴招待，继由夏声剧校演剧欢迎”。

11月7日“……晨赴临潼游览骊山，并沐浴华清池，下午五时许还省”。

11月8日上午在陇海路特别党部礼堂扩大纪念周上发表题为《科学与人生观》的演讲，“首述科学发达的新记录，演讲科学对于人生的影响，批评唯物主义思想的不尽适于人生。最后谓应运用科学方法，调和物质与精神，而确立正当的人生观”。

11月9日“……晨由龚贤明陪同赴咸阳、兴平，游览周、茂陵，下午返回西安，并游览近郊名胜”。晚间应邀赴易俗社观看甲、丙两班学生表演的《杨氏婢》、《黛玉葬花》、《三回头》、《新婚别》、《谢安游山》、《史可法训弟》、《京兆画眉》等“新编国防教育戏曲”。

11月11日上午在新城大礼堂对西安中等学校师生发表题为《学问的道理》的演讲，谓“读书必求通达”，勉励听众“不做通人亦应做一好学深思之士”。晚上应邀在西安国际扶轮社发表演讲，“首对扶轮社所表现之国际友谊精神表示钦佩，次述由美返国旅途情形，继述在渝及旅行西北之观感”。

11月12日上午赴夏声剧校参观并“对学生训话”，讲述中国戏剧与欧美戏剧之比较，称该校这种组织，“不独在国内罕见，即在欧美亦‘绝无仅有’，如能到国外表演，定能博得世界之佳评”，并为学生“题词多种”，“参观学生就餐及课堂情形”。

11月13日上午由谷正鼎等陪同参观西北青年劳动营，并对全营官佐及学生发表驳斥唯物论的演讲，与学生座谈。下午应三青团陕西支团部邀请在青年堂发表题为《中西哲学之不同》的演讲，从和平与斗争、情与理、科学与中道三点不同阐述中西哲学各自的特点。讲毕又出席西安文化界座谈会，并解答与会者提出的各种问题至上灯时分。

11月14日因为“旬日来游览西京近郊名胜，并出席各界欢迎会，酬酢极为忙碌”，赶上星期天，“特在旅次休息一日，晚十时许搭陇海快站离西安赴潼关，参观国防线后，攀登华山，将作三日之游览”，然后“即由华阴乘车径赴渭惠渠参观后，至宝鸡赴蓉”，途中又在武功农学院有短暂的逗留。

除过5、10、14三日，其他一个礼拜，不是游览观剧，便是演讲座谈，林氏确是忙得不亦乐乎。这也难怪，粘着“官”字，礼数自然就多，必要的酬酢不能不讲；既是出来“游览”，再辛苦也得把想跑的地方能跑的都跑一跑，免得留下遗憾。而从社会各界的角度讲，林氏为知名作家，尤其是久居美国，抗战以来“一直在国外从事没有名义而有实际的工作，对国家无形的贡献太大”（5日访问记），虽然此时此行带有较多的政治色彩，人们总希望通过他的演讲知道一些想知道的东西；而作为一个文化名人，学贯中西，一支笔，一张嘴，就是他安身立命的本钱，林氏自然也愿意通过演讲向人们传达他的所思所想，更何况还有“侍从室顾问”这个特殊而又神秘的身份！其中可记之处，各报均有适时报道。游览看戏不说，几次演讲有些后来在别的地方也讲过，有的后来整理发表出来，报纸报道，仅三言两语，如上列日程所述，也可以不说，只有其4日晚答记者问和14日在西安文化界座谈会上的答问，稍详细些，尚能依稀窥见其此行的大概，想见其当日的风采。且看：


本报记者访问记（节录）


（1943年11月5日秦风工商联和版）

昨日报上突然传来了林先生由宝鸡抵西安的消息，虽然短短一节新闻，却深深地印入每一个关心时事的人的脑中。今天大家想知道的不仅是林先生的风度和林先生的幽默，而是要知道林先生用幽默而深刻的眼光考察的来的世界大势。记者把握住一般的心理，开始访问林先生，经过三次拜会，终于在昨晚七时会见了林先生。这是在省府招待所的一间大客厅里。

记者到招待所时，正由一位客人在和他侃侃而谈，由笑声中听出这声音是胡副长官。他们二人谈得非常融洽。记者在另一个客厅候他们谈话的结束，这是客厅非常寂静，时时传出胡先生的笑声和林先生的擦洋火声。约经半小时，始有脚步声向林先生告辞。

这是林先生本欲即赴陇海路局欢迎会，因为记者的声请，仍坐下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记者和林先生也是第一次见面，从握手时，即感觉他有一种明快的态度。他穿的是长袍马褂，身材不高，虽近五十岁的人，而面貌不现苍老，脸部的轮廓有点近乎瓜子形，从眼镜中透出来的目光，在辉煌的电光下□□□精明有力，只有从他□□的头发上□，他是一个思想过度的人。这些条件的配合，积成十足的学者风度。

因为时间的限制，记者只能作开门见山地问话。首先问他返国后的印象，他说“回到祖国自然是快活的！”言词非常爽快。记者虽然知道他是福建人，而他的国语说得很纯正。

“陕西以前来过吧？”记者接着问。“没有。这是第一次，觉得陕西的一切对我都很新鲜。”他一面说话，一面擦洋火，燃着他没有吸光的半支雪茄。

“那末林先生这次来陕西的任务是？”“不，我是来游览和看看朋友的。不过这里有二星期的耽搁。”

“离开西安是不是再要到兰州去看看？”记者想用常情来推测他的行踪，可是他的答复正相反。他说：“不预备到兰州去，离西安仍回宝鸡而去成都一趟。”

记者觉得时间有限，应该赶快找点大题目问问，于是把话锋转到国际大势上去：“林先生在国外很久，接触的都是国际要人，观察一定比较确实，据你看战局的前途如何？”“同盟国的胜利，那是不成问题，不过胜利以后的世界和平问题，我个人认为未可十分乐观。因为世界的强权政治不取消，世界的和平机构决无法建立。过去的国联机构，都是装点门面的玩艺。‘法西斯的侵略，造成世界的变乱，实由于主要强国的怠工破坏’，这个结论是对的。”

“同盟国的胜利虽无问题，胜利的时间有没有方法推测呢？”这个问题，虽然有许多专家加以推测，或说明年秋天，或说后年春天，我以为这个问题希特勒也不知道，只有天晓得。”林先生的谈话逐渐风趣起来。

“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究竟如何？”记者把问题又转了一个方向。“美国大部人民对中国抗战六年，都认为了不得，都十分钦佩。我认为这个代价是中国官兵留血六年换来的。”他接着又说：“不过，在华盛顿偶尔仍有不利于中国的宣传。这是另有作用的，但大部分美国人对中国的友谊是深厚的。”

记者想要问的问题，还没有十分之一二，因林先生另有约会，那方面已一再用电话来催，只有把谈话告一个不是段落的段落。假如林先生有什么抱歉，不如说是记者十分抱憾。因为未能畅聆林先生的妙论，所以介绍于读者的，也只是一鳞半爪而已。

　　　
文化节座谈会林氏应对如流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１４日中央通信社报道）

三民主义青年团文化运动建设委员会，及省党部文化运动委员会，昨（十三）日下午三时，假支团部礼堂，举行西安文化界座谈会，欢迎林语堂先生。席间提出许多问题，请林氏一一详加解答，兹择要志后：

问：美孤立派最近情况如何？

答：珍珠港事件后，美孤立派已销声匿迹，而孤立派之根苗仍存在于美国。

问：美国现在出版界情形及其发展原因为何？

答：美国出版界无论报纸杂志，编辑均较中国“负责”，必经详细研究审查，而后付印，其发展原因系印刷、装订、发行互相竞争之结果。

问：美国战时新闻如何统制？

答：美设有新闻管制处，凡军事秘密系新闻，禁止披露。不是所有新闻均经检查。

问：中西幽默有何区别？幽默对人生有何意义？

答：中西幽默多少有点区别。幽默对人生极有意义，可以说幽默是人生观，世界的道理看透了都是幽默。真正的幽默是入情入理的，油腔滑调不是幽默。

问：林先生所倡之语录体，是否可代替白话？

答：以往之古文拘于之乎者也，今日之白话又拘于的、吗、呀，我认为文体在求词能达意，清顺简单，不应拘于形式。

问：听说林先生在美稿费收入甚丰，使吾人甚为羡慕，请林先生告诉我们美国稿酬情形。
林氏含笑答曰：说我稿费收入甚丰，未免言之过实。不过我在美乃靠笔墨为生，生活并不富裕。一般说来在美靠笔墨生活者，亦甚困难。

问：林先生作品在美国销行最多者为何？

答：以《瞬息京华》与《生活艺术》两部出销数最多，均在三十万册以上。

至上灯时，林氏因另有约会退席，尚有林著剧本《子见南子》内容是否幽默还是滑稽，及庄子与孔子学说有何冲突两问题，为及解答云。


三、林氏此行的两个问题

前几年出现“林语堂热”，有人有书也曾提到林氏此次西安之行，但是有些问题的有些细节，却说得并不准确。

壁如林语堂收养女童金玉华的问题。应该说，收养金玉华，是林语堂此次西安之行的意外收获，当时就在颇为沉寂的西安引起不小的轰动。因为此时的林语堂已然是三个女儿的父亲了，此次陕游竟又收养一个女孩，本就出乎一般人之意表，难免招致人们的好奇与议论。但金玉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孩？收养的过程如何？万平近《林语堂评传》说：

林语堂这次陕西之行，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在西安观看战时孤儿收养所孩子表演歌舞，他看到一个12岁的女孩，非常活波可爱，会唱会跳也会弹钢琴，虽然不是最漂亮，但林语堂非常喜爱，连看了几个晚上，知道女孩的名字叫金玉华。他向收容所领导表示要收养这个女孩。收容所领导郭夫人征得女孩母亲的同意，但收容所规则是不能马上带走，可以先资助女孩上学，等到战争结束再说。后来金玉华真的成为林语堂的养女，到了美国。

施建伟《林语堂传》也说：

玉华姓金，原由一家孤儿院抚养。１９４３年林语堂回国时，在孤儿院观赏了她的歌舞表演和钢琴演奏，十二岁的玉华，以她可爱的容貌，优美的舞姿和多才多艺的文化修养吸引了林语堂。他觉得自己的三个女儿已逐渐长大。他希望经常有天真烂漫的儿童与他作伴，所以就决定把她上收为养女，带她去美国。玉华和她的母亲在惊喜中答应了林语堂的提议。但孤儿院的规矩，林语堂可以认她为女儿，并为她提供教育费，但不能离开孤儿院。抗日战争结束后，林语堂费尽心机，总算把玉华弄到了美国……

这是近些年关于林语堂研究方面有影响的两部著作，虽然文字表述各有千秋，但基本事实上持论却惊人的一致，即都认为金玉华是个孤儿院（或收容所）的孤儿，因为孤儿院（或收容所）规矩的限制。林语堂未能将孩子带走。

然而事实却似乎不是这样。请看民国三十五年（１９４６年）二月十六日《西京平报》的一则报道：

陕西第一儿童保育院女生金玉华，年仅十四岁，具有音乐天资。三十二年林语堂来陕时，极为赏识，□拟携其出国深造，后一未获蒋夫人允许，未果。近以该院结束，蒋夫人特□许可，该生乃于昨（十五）日随谷主任委员（正鼎）乘机飞渝，再行转美，专事音乐学习。

再看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年）十一月二十日秦风工商联合版的一则报道：

（本市讯）林语堂前晚由华阴返省，定昨日下午五点〖西〗去，将至武功农学院参观，同行者有音乐天才儿童金玉华。金送林至宝鸡后，仍回西安，俟林出国时，再行随往，现正办理出国手续中。

原来，金玉华并非孤儿院（或收容所）的孤儿，而是“陕西第一儿童保育院的女生”；林氏当时并未立即就想将金玉华带走（因为有出国手续要办），后来返美时也没能将金玉华带走，并非是孤儿院（或收容所）的规矩作梗，而是蒋夫人宋美龄没有“允许”！想想看，孤儿院（或收容所）与“保育院”有多大的差距，孤儿院（或收容所）孤儿与“保育院女生”又有多大的差距？

再想想看，林语堂是谁？“文化大使”、“中国圣人”、“幽默大师”、“著名作家”，当时他头上这那一顶桂冠不光芒四射，而其蒋介石“侍从室顾问”的头衔，又有谁敢不给足面子？倘若林氏执意要将已收为养女的金玉华带出国外，孤儿院（或收容所）的规矩真就能阻挡得了？

何况，金玉华还有母亲，甚至按照施著下文的叙述，她还有个很爱脸面（认为给人当养女丢脸）的哥哥。怎么能够想象这样家庭的孩子会放在孤儿院（或收容所）？又怎么能够想象孩子的母亲都同意让孩子跟林语堂出国，而孤儿院（或收容所）竟然不尽情理、了不知趣地横加干涉？

两人两著的说法，显然有点理亏。

再说林语堂在西北青年劳动营演讲的情况。西北青年劳动营，许多人也叫它“集中营”，其前身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干四团”特训总队，是国民党当局为了与共产党争夺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所设立的干部学校。其教育内容以政治思想为主，军事训练为辅，受训学生多为被捕的去陕北或从陕北出来的青年。林氏此次西安之行，确曾去过该营参观并在该营发表过演讲，但演讲的题目和详细内容已不得而知。姚允恭《林语堂胡正之的巧妙“训话”》曾这样写道：

林语堂先生为“幽默大师”，面对数千名的在押学员，他绝口不谈政治，而大讲英语中的语态，长达三个小时详细列举许多例句，反复强调说明：主动语态（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ｖｏｉｃｅ）表示主语是动作的执行者，而被动语态（ｔｈｅ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ｖｏｉｃｅ）则表示主语是动作的承受者。因此结论是要把被动语态变为主动语态，只有改换主语才行。在刺刀警戒下聆听此番“训话”的青年囚徒，都默默咀嚼这意味深长的“改换主语”的启示，其后果不言而喻。（见《新编文史笔记·风雨长安》）

文章甚至说，“蒋介石为青年劳动营规定的‘感化’目标是‘觉迷至速，迁善至勇’，而林语堂的讲话却‘王顾左右而言他’……与‘觉迷’、‘迁善’的宗旨大相径庭”，“实非集中营当局始料之所及”。

不知姚文说的是否就是这次演讲？思来想去，答案只有“是”而不会是“否”。因为抗战之前，西安尚没有这个劳动营，林氏也没有来过西安；抗战期间，林氏两度回国，来西安也就１９４３年秋这么一回，短短的几天，没有，也不可能几次去该营参观“训话”。可就这么一次演讲，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年）十一月十四日的秦风工商联合版却这样报道：

（中央社）昨日上午八时，林语堂氏参观军事委员会西北青年劳动营。先由该营主任谷正鼎及高级官佐陪同参观营内之诸般设备，林氏对该营之整齐、清洁、秩序及学兵之饱满精神，倍加赞许，对于各队部之中山室内所陈列之学生写作、绘画栏表，认为具有艺术价值之创作。继向全营官佐及学生讲演，对于唯物论加以分析驳斥。林氏以幽默巧妙的方式，阐述其高深之论点，词意精辟，听者动容，讲毕，召开学生座谈会，询问甚详。林氏态度亲切，一般学生对之均具好感。

面对半个多世纪前的这则报道，笔者看了又看，想了又想，甚至不惜充分展开自己“想象的翅膀”，碧落黄泉地上挂下联，好歹都得不出个林氏“绝口不谈政治“的结论。也许鄙人愚钝，可是请问高明的读者：
唯物论是什么？谁都知道它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和内容之一，恰为共产党所信奉和坚持。演讲中林氏是如何“分析驳斥”
批评唯物论的，“文献不足征也”，对照１１月８日他在陇海路特别党部礼堂所作《科学与人生观》的演讲曾“批评唯物主义思想的不尽适于人生”，估计这次意思也差不多。面对营员这样的听众讲这样的内容并切是公开的“分析驳斥”，其政治指向难道还不明白吗，怎么能说他“绝口不谈政治”
呢？

林氏何许人也？一般人光知道他是著名美籍华人作家，殊不知如前所述，他还有一个１９４０年离渝返美前所领受的蒋介石“侍从室顾问”的头衔。那次回国，他不仅到渝的第二天就“晋见”了蒋介石夫妇，稍后还在《新中国的诞生》一文中，称蒋“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他的智慧及道德观念，足以应付日本的侵略以及国共的纠纷”，表现出明显的亲蒋倾向。此次回国，他是随访美结束的宋子文一起乘机，从美国到重庆的。“在重庆，他先住在熊式辉将军家里，后来住在孙科家里。在这段时间，他晋见蒋介石及夫人六次，有时是三人谈话，有时是有别的客人在座。政府安排他访问国家要人”（林太乙《林语堂传》语），并相继游历了宝鸡、西安、成都、桂林、衡阳、长沙和韶关等地方。其身份本身就文化与政治兼而有之，甚至后者的成分似乎更为突出一些，怎么可能设想他“绝口不谈政治”呢？

再说，此次林氏西安之行的日程，是“当局拟定”的；其中有数的几次演讲安排的地方，有些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而西北青年劳动营作为“改造青年”的地方更是无庸赘言。选这样的地方演讲，当局自有其政治上的考虑；林氏接受这样的安排，也不会没有政治上的考量，他又怎么可能会“绝口不谈政治”呢？

答案不言而喻。事实也是，打从１９４０年回国起，林语堂就已然表现出明显的“亲蒋”立场，再也不是早年那个只谈幽默，不问政治，与蒋介石政府保持着一定距离的“幽默大师”了。１９４３年的这次回国，来西安前，他在重庆讲了《东西方文化与心理建设》及《物质主义与世界和平》，到西安后，他又讲了《科学与人生观》和《中西哲学之不同》。重庆的演讲，他是要人们坚定对“现政权”的信心，与当局宣扬的“四维”、“八德”相唱和；西安的演讲，他也不过是“批评唯物主义思想的不尽适于人生”与夫申说中国传统哲学的优长。不能说他就是“卖身投靠的帮闲请客”，也不能说这些演讲都关乎政治而没有学术的成分，然其政治倾向已非常明显当是不争的事实，否则也不会引起郭沫若、田汉、秦牧、曹聚仁诸左派作家的强烈批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他这次回国前出版的《啼笑皆非》，和他这次返美之后出版的《枕戈待旦》，也都在大谈其早年曾经保持距离现在其实仍然不甚谙熟的政治斗争，大谈他对国际时事政治的观点主张和对国共两党的印象，甚至还在美国的广播电台上公开为蒋介石国民党张目，宣言“现在重庆的那批人，正是以前在南京的那批人。他们正撸胳膊，挽袖子，为现代的中国而奋斗”。凡此种种，让人怎么能相信他在西安竟然“绝口不谈政治”呢？

至于此次演讲中林氏如何大讲英语的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如何“意味深长”地反复强调“改换主语”的重要，这则报道没有提到。姚文自称“余曾在此（指劳动营）关押四年”，经查档确是如此，故其所谓对林氏的此次“训话”“仍然记忆犹新”，当非游谈无根。而且档案显示这位先生林氏来陕前既为西北青年劳动营营员，林氏来陕时又适为西安《青年日报》记者，其英文水平亦洵非一般（“文革”劳教时，随身带有英文小说《双城记》、《金银岛》和英文《毛选》等）。因此，此君所记林氏这段轶事本身的真伪，笔者并无异议，但其文中欲言又止，可意思谁都看得明白的林氏大讲两种语态并强调“改换主语”，弦外之音就是暗示要“推翻现政权”的说法，则私衷碍难表示苟同。如上所述，林氏此次演讲不可能“绝口不谈政治”，也不必和不会“王顾左右而言他”，更不会如姚氏所谓的“意味深长”，有什么“策反”的暗示，与劳动营“觉迷”、“迁善”的宗旨大相径庭。相反，如果不是为“幽默大师”金光耀眼的巨大招牌所蔽，或真的听不懂林氏“训话”的意思（以他的英文造诣和记者身份，这怎么可能）的话，我想这位先生一定是把话听反了或是撰文时已经老糊涂了——变被动为主动，关键是改变主语，林氏不过是借英语语态的变化，“巧妙”地帮助国民党当局进行政治说服工作，劝营员变被动改造为主动改造，放弃原有的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共产党的信任，接受当局要求的“觉迷”、“迁善”而已。斗胆说一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姚氏对林“训话”中“这意味深长的改换主语的启示”理解尚是如此，如果不是记忆出了毛病，那可真是只知大师，不知大事，只知幽默，不知政治，让其对大师的固有认识和印象把心迷严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