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钱玄同给林语堂的复信(2009-03-26 19:47:43)
我说我话/杂文杂谈
引者言：将近100年来,一些有识之士，就发出了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的呼号，庶几乎100年过去了，统治政体依旧、民族精神依旧、民族思想依旧、皇权意识依旧、奴才意识依旧。就像马克思说的：中国没有历史，只有轮回。在此转发1925年4月20日《语丝》第25期刊载的钱玄同先生复林语堂先生的信，以期唤醒民众的精神。
回语堂的信
钱玄同
语堂先生：
你说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真是一针见血之论；我的朋友中，以前只有吴稚晖，鲁迅，陈独秀三位先生讲过这样的话。这三位先生的著作言论中，充满了这个意思。所以常被“十足之中国人”所不高兴。我觉得30年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老主意，现在并没有什么改变，不过将用的材料加多一些而已。他们以为“用”虽可以加多，而体则断不能动摇。试略言之。中国人不懂科学，不会制枪炮，不会造洋房，不会修马路，他们是可以承认的；他们说，这些都是“形而下之器”而非“形而上之道”，不及人家，（旧式拼音，略）好在我们的精神文明是冠绝全球的。说中国的政治法律不及西洋，他们也可以承认的；他们说，政法是末，道德是本，政法窳败，不算丢脸，好在我们的道德是天下第一的。所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要造枪炮，要造军舰，稍微明白的人也认为当务之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要开议院，要改官制，稍微明白的人还来附和响应。到了陈独秀胡适等人要戳穿“冠绝全球的精神文明”的丑相，要撕破“天下第一的道德”的鬼脸，明明白白地提倡新文化，新道德，则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外，无论顽固党与维新党，亡清遗奴与西洋博士，老头子与小孩子，都群起而攻之，誓不与之共戴天了。这是什么缘故？就因为动摇了他们的“体”呀。
八九年来，我最佩服吴、鲁、陈三位先生的话；现在你也走到这条路上来了，我更高兴得了不得。我要把我心中的话信笔写处，想到哪里，便写到哪里，乱七八糟，毫无条理；反正我是不会做文章的，写得没有条理，乃是当然之结果。
从前倡言革命的人们（孙中山吴稚晖数先生除外），其目的仅在救亡。救亡固然是极应该的，但革命的目的决不在此。以此为革命的目的，实在是根本大错误。若因救亡而革命，则转亡为存以后便可以不革命吗？假使中国现在的国势还是很强，武力足以御外，便可以不革命吗？假使中国国势虽弱，武力虽不足以御外，而别国也与我们同样的不济，或他们没有侵略我们的野心，我们便可以不革命吗？我以为现在的中国，无论国强国弱，国危国安，国存国王，革命总是不可以已。吾人一息尚存，革命之志总不能少懈。何以故？以中国人为根本败类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故。至于一时的国势危殆，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以此为革命目的，真是目光如豆，宁有是处！
革命这个词，“十足之中国人”——无论智愚贤不肖——都恶之如蛇蝎，畏之如虎狼。据我看来，真是寻常而又寻常，当然而又当然的一件事，用不着这样瞎起恐慌。革命本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的，但是竟弄到“圣人亦有所不知’,岂非大奇!人们吃饭，本为养生，但如吃得太多，或吃了不消化的东西，或吃了不卫生的东西，或因别种缘故，以致胃肠中作起怪了，那便须吃蓖麻油，补丸，泻盐，硫苦这一类药品，使它泄泻，这就是革命。这种革命都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的。推而至于一个民族的生活样法，彼此或是明约，或是默契，定了许多条目，如所谓道德彝伦礼乐刑政等等，拿来共同遵守，过了些时候，因为生活的改善和知识的进步，旧的这些条目有毛病了，不适用了，或更有独夫民贼和桀黠之徒把持它，利用它，来欺悔大众，那便须用嘴，笔，枪炮，把那些坑人的条目撕毁，践踏，摧烧，这也是革命。这种革命就不免弄到”圣人亦有所不知“了。中国近年来的革命实行家，唯孙中山先生深知此意。他自己的思想，是时时进步的。（略）所以它能够以革命为终身事业。这样以革命为终身事业的人，不是“十足的中国人”——无论智愚贤不肖——所能了解的，所以他都认孙中山先生为敌人，所以他们都痛恨革命，害怕革命，所以中国近年来虽有革命之名而丝毫没有收到革命之效，所以根本败类的民族依旧还是根本败类。
讲到现在的中国人，工艺与政法固然很坏，固然应该革命，而道德与思想则更糟糕到了极点，尤其非革命不可。不说别的，单看近年来十足之中国人的反革命论调，便可窥见其糟糕之一斑。随手举几条为例：
甲曰：你们说外国文明吗？外国也有臭虫，也有娼妓，也有流氓，也有盗贼，……
乙曰：你们说科学好吗？科学足以杀人，你看，外国人现在也明白了，他们知道东方文明的好处了。她们的物质文明破产了，他们要来研究我们的精神文明了。
丙曰：你相信西医吗？孙中山先生肝癌，西医终于医不好；而胡适之的肾脏炎却是中医医好的。你还说西医好吗？
丁曰：你说外国男女平等吗？中国人才是能尊敬女子的人格呢。你看，中国人结婚，新郎须到坤宅去亲迎新娘，这是多么平等阿。恐怕外国女人听见了还恨不得来做中国人，受男子这样的尊重呢。
戊曰：《原富》有什么稀奇，《大学》第十章“生财有大道”早已谈过经济学了。什么民治主义、什么共产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这又算得什么！不是《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一节早已把“大同学说”发挥尽致了吗？
己曰：洋鬼子文明，我偏野蛮！洋鬼子要卫生，要清洁，我偏要随地吐痰，自由放屁！中国人生成就是这么脏的！
庚曰：你们太新了。就是外国人也没做到这样，不要说中国人了。
看这几类人的话，把不肯向上，不肯服善，不自知其丑，妄自尊大，以丑自豪种种糟糕的道德与思想都表现出来了。
这种糟糕的道德与思想，可用一言以蔽之，“不拿人当人”。他们不拿别人当人，也不拿自己当人。先生所反对的“中庸，乐天知命，让，悲观，怕洋习气，不谈政治”，这一类都是不拿自己当人的。说到中国人的中庸，我以为鲁迅先生的话最痛切了：“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利，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做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利以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中国人对于外国人，那种不拿人当人的古怪心思表现得最为深刻。自己兵力强的时候，称外国人曰“夷狄，逆，寇还要把人家的种名国名加上“犬”旁，如果把外国人打败了，处置俘虏，那是什么残无人道的待遇都会想出来施行的。可是自己打了败仗，那便马上会把“夷狄，逆，寇改为爷爷，爹爹，叔叔的，到了外国人长驱直入，做了中国的皇帝，则立刻就会天朝，圣上叫得应天响的；一旦这位外国圣上和他开起玩笑来，把他绑到菜市口去伏诛，他还要向阙谢恩，而后引颈就戮，据说这叫“雷霆雨露，莫非天恩”，又叫做“罪臣当诛，天王圣明”。——这一怪现象，大概可以作为我们这个根本败类的民族种种糟糕的道德与思想的代表了。
回到本题来说，根本败类当然非根本改革不可，所谓根本改革者，鄙意只有一条路可通，便是先生所谓“惟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我坚决地相信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人所私有，不过欧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倘不甘“自外生成”惟有拼命去追赶这位大哥，务期在短时间之内赶上；到赶上了，然后和他并辔前驱，笑语徐行，才是正办。万万不可三心二意，左顾右盼，以致误了前程，后悔无及。至于所谓“复兴古人之精神”，我也持反对的态度；先生所说两个反对的理由，我都完全同意。我以为若一定要找中国人做模范，与其找孔丘墨翟等人，不如找孙文、吴敬恒、胡适、蔡元培等人。
现在另说几句闲话。有一点我与先生所见微有不同。我不以“唐宋不如两汉，两汉不如周末”之说为然。大家对于宋明很讨厌者，因为那个时代出了几位理学先生而已。我则以为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化，就要全体观察，不能专看几位“正统派学者而下断语。依我的研究，中国的历史的却也是进步的，汉唐实胜于晚周，宋明实胜于汉唐。自然从董道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两千年中，思想被压，不易发展。但聪明的人们仍能在脚镣手铐之中挣扎，留下许多活动的成绩。艺术家不待言。学者之中，如王充、刘知几、王安石、郑樵、朱熹、陈亮、黄宗羲、颜元、戴震、章学诚、崔述这些人的思想，比孔丘孟轲要精密的多。（略）
咱们俩过屠门儿大嚼，开口“欧化的中国人”，闭口“三中七洋的中国人”这种理想要它实现，谈何容易？也只好套先生《谈理想教育》文中之笔调曰：“然实现与不实现都不相干，我们在此奄奄待毙的中国人所能求得慰安是一种画饼充饥望梅止渴之办法而已。”（以下略去三个自然段）
复颂“十”安，并候“洋”祉，不备。
弟玄同
1925年4月13日午前3：04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