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式传记——评林语堂《武则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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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式传记——评林语堂《武则天传》
近日，笔者于木文堂购得林语堂先生大作《武则天传》一册（群言出版社09年四月出版）。因为以前读过林先生的《吾国与吾民》，对先生的构思与文笔相当欣赏，且木文堂乃大连公认的存书有品位的书店之一，故对此书抱有较高期望。
4月18日购书，19、20两日阅毕。首先，笔者要对群言出版社的工作态度表示遗憾，全书明确可知为印刷校对错误的至少三处；句意牵强，不合常理，疑为校对失误至少一处；全书不合史实且前后矛盾的至少两处。虽然笔者不了解图书出版行业的规则和程序，但是通过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版本比较，全书四十五章章节题目几乎全部有异，据此推测，编辑同志应该有权对书稿进行适当修改，那么于此明显有失误之处为何不加修改？若因为是先生中文原稿而不肯妄加雌黄，那么笔者只好对先生写作之时的精力投入与众编辑的工作责任心表示怀疑。如是先生的英文稿翻译而成，那么译者的工作投入又有几何？至此书价飞涨，经济萧条之时，打出“国学大师林语堂”的旗号，出此质量不足之书，既是对大师的不尊重，也是对出版社信誉的玷污，实在可悲可叹。此为观书后第一感想。
第二感想来源于书籍本身。首先从书目结构上讲，四十五章，数量吓人，总页数却并不甚多，每章一般只有四五页的篇幅，划分过于细碎，全书连贯性不足，乃是小品文的做法。传记完全可以合并一些内容相类的部分，以小标题形式出现足矣。从写作视角上来看，全书采用邠王李守礼（章怀太子李贤次子）的视角来叙事。这种做法在位人物做传时固然少见，却是小说家的常用手段。以小说的手法做历史传记，合适么？文章中夹杂了大量的对话，甚至于剧本式的描写，用词稍显随意。笔者虽然没有研究过有关武氏的原始文献，却无论如何不能想象一名皇后敢对皇帝颐使气指、随意训斥，宫禁之内的皇帝与皇后对话更不会像市井小民之夫妻吵架一般。林先生硬是将宫廷斗争以此种诙谐的笔法付诸笔端，颇有些“说事儿”的味道。若说此为历史人物传记，既失之严谨，又流于形式，没有客观公正的反映历史事件。若就此归为文艺作品，既非散文也非杂文的内容，冠以“武则天传”四字，更像是一部真实的历史小说，故我宁可称之为小说式传记。
下面细数一下内容。首先，笔者很佩服林先生驾驭文字的能力，也承认他收集了很多资料。但是，从头至尾，先生对武则天都在进行批判式记述，史学作品，理想状态是将“史迹集团”（梁启超语）完整、公正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是非曲直交由读者自己去评判咀嚼，即使非要表明作者态度，也应在客观列举史实后说明，尽力避免在行文句式中片面取证，诱导读者接受自己的好恶倾向，这一点，从林先生以邠王的角度来写就难以保持了。

另外，给人做传，对于其人的家庭与成长就几乎无一介绍，好似传主凭空出世一般，既突兀又不合情理。对武氏一族的人物谱系也缺乏介绍，虽然给出几个武氏子弟姓名，终究不明武氏一族的地位和出身，又如何能很好的理解武则天其人以及后来的斗争？除此以外，全书的关注重点并不在朝政上，除了“杀人”问题上稍有涉及外，对鸾台凤阁六部名称的更改等也无综述，有刻意隐瞒武后政治改革的前后痕迹，进而回避武后执政能力之嫌疑，只让人觉得武后执政如小儿游戏一般，此非事实。那么全书主要侧重点在哪？竟然是武后的后宫生活！对武后的政治作为不加描写，反将所谓“淫乱”问题大肆宣扬，其中原因，恐怕在于性别的不同，不过笔者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费唇舌，只是说明此一现象。关于后宫问题，若写史固然不可不写，却绝不能大书特书，更不能加以发挥，将传记变成野史、艳史。抓住这一点而不断强调，显然是有片面宣传武氏的荒淫，甚至迎合一部分人兴趣之嫌，若如此，还不如直接将书名改为《则天秘史》好些。
当然，此书作为小品文或者一种文艺作品来看，还是很有可读性的，先生本人也确实是以此见长。不过此种笔法，更适合《吾国与吾民》一类的书稿，而不适合《某某某传》这种严肃性较强，历史感较重的书。否则，不仅大师地位有损，国人史观亦可能误矣。

【附】
关于两处矛盾的分析


两处都和武则天晚年的政变有关，第一处是“狄仁杰推翻武则天统治”；第二处是“姚崇与桓彦范、张柬之、敬辉、袁恕己、崔玄暐合谋发动政变”。而后面后分别写明狄仁杰死于政变之前，领导政变的也是除姚崇以外的五人，杜文玉老师的《狄仁杰评传》提到过“政变五人，出公（狄仁杰）门下”。那笔者就吹毛求疵的分析一下这两处。


第一，虽然是“政变五人，出公门下”，毕竟狄仁杰死在了前面，充其量是为政变继续了力量，打下基础，不能说狄公推翻武则天的，况且，五人也不是按照狄公的“遗嘱”或者既定计划进行，也就是说狄仁杰在身后也无指导谋划之力，如此，只因为五人同与狄仁杰有巨大联系就认为狄仁杰推翻武周甚是牵强。


第二，前面是六人并称，后面变成五人。这个很明显后面的符合史实，那为什么前面要硬加入一个姚崇呢？因为他参与了之前的谋划？如果是，那么姚崇当时已经官居高位，作为谋划者之一，政变过程中为什么没有他的影子？如果没有参与谋划，仅仅因为是“名相”的原因就加入他，那么其他重臣如张说、魏元忠为何都没提及？


所以，笔者认为此两处无法说通，应该是全书的两处明显漏洞。如果非要将其加入合理性，只能是林先生的文艺气质使他信笔而出，并没有考虑到严谨问题。或者，当初这个题材林先生根本没想做成历史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