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眼中的《吾国与吾民》

牡丹湾

林语堂眼中的《吾国与吾民》






(摄影 辰木 )

林语堂（1895～1976），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及学者。一生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散文、小说、政论等作品及译著，主要著述除了本书要介绍的《吾国与吾民》外，还包括《生活的艺术》、
《剪拂集》、《开明英文读本》、《开明英文文法》、《大荒集》、《风声鹤唳》、《语堂文存》、《京华烟云》、《人生的盛宴》、《林语堂经典名著》、《无所不谈》、《语堂随笔》、《雅人雅事》、《林语堂幽默文选》、《新的文评》、《我的话》、《中国文化精神》等。此外还有《有不斋文集》、《俚语集》、《行素集》、《欧风美语》、《文人剪影》(与人合集)、《语言学论丛》、《平心论高鹗》和《赖柏英》等。

在林语堂诸多作品中，《吾国与吾民》是林语堂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在此书中以冷静、犀利的视角剖析了中国这个民族的精神和特质，大胆地向西方展示了一个真实而丰富的民族形象，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研究民族文化及精神内涵的参考书。
《吾国与吾民》一书，又名《中国人》，是林语堂先生的代表作，同时也是他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原书是用英文创作的，后来经郝志东、沈益洪二人将全书翻译为中文，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从此，中国的许多读者才看到了“留洋归来”的《中国人》。

这部全译本《吾国与吾民》补上了原著中的一些重要而颇有争议的篇章，如《蒋介石其人其谋》、《收场语》(初版)、《我们的出路》、《领袖人才的要求》等。在保持原著原有风格的基础上，作者又给此书增添了译者的附记、索引等内容，使得整部书的思想及内容更为完备。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是动荡的、混乱的时代，一个庞大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在错综复杂的时局中显得模糊而朦胧。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赛珍珠序)

《吾国与吾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该书的主体内容，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背景”。它包括了《中国人》、《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的心灵》、《人生的理想》四章。

林语堂看到了当时的中国“无疑是这个地球上最混乱、最受暴政之苦、最可悲、最孤弱、最没有能力振作起来稳步向前的国家”。当时从个人和周围人群对中国命运的忧患中，林语堂却又以新的理论和视角，探究了中国潜在和必然的希望，断言：中国是庞大而不会轻易分解的。

有很多的人在研究中国，而且在当时也出现了宣传和介绍中国人的著述。这时有人可能会问，林语堂为什么还要提笔撰文，淋漓尽致地让一部洋洋洒洒的《吾国与吾民》以洋面目（英文）出炉呢？他用心何在？他用自己的话“只是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来委婉地作了回答。

明眼人一听就知道这是林语堂的谦词，事实上并非那么简单。介绍中国的文章虽然不少，但是即使是所谓的“老中国通”（英文缩写为OCH）们，他们了解中国也仅仅局限于一些表面的事物。他们有的长期生活在中国，还被人们视为是中国问题的权威、专家。

但是他们在本质上和中国这个民族存在着深深的隔阂，也就是他们从来没有走进真实的中国，也就不能从根本上理解中国，因此也暴露出他们对中国的疑惑、恐慌，于是就远远地避开。

这就是当时所谓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是个不轻的大错。更有甚者，有些人以点求面，在几篇个人对中国问题的著述基础之上，一再强化对中国简单而呆板的论调。

这让在西方想一心求学的林语堂再也坐不住了，诚挚的民族感情驱使着林语堂，让他迫切地感到有必要站出来澄清淤积的历史偏见，主动担负起了客观评价中国的这一重大责任。

林语堂认为，要从客观公正这个意义上来分析和阐述当时的中国现状，就必须排除西方观点以及政治、经济、宗教等因素的干扰，摆脱主观意识、既成观念，不受武断思想的左右，让自己完全处于“像感觉自己心脏的跳动那样去感觉事物，用自己心的眼睛去观察事物”。


作者创作此书的态度是相当坦诚直率的，在揭露内在的真相时，难免会触怒某些人的敏感的神经，让他们在被揭开伤疤后的灼痛中感觉到羞耻。在《吾国与吾民》一书的自序中，作者说了这样的话：“……然而我欢迎人们为我辩护，也随时准备接受人们对我的批判”，然而，《吾国与吾民》真的是在亵渎吗?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作为一个学者，作者既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同时又有过西方高等教育的背景，可以说是，他是中国的林语堂，也是世界的林语堂。
这就是他林语堂为什么可以从两种“对立的忠诚”，即对“古老中国的忠诚”和“对开明与智慧的忠诚”的纠葛中解脱，站在公正的高度上审视和评价中国及中国人的原因。

作为一个外国人，赛珍珠在为该书所做的序中是这样评价《吾国与吾民》的：“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的骄傲，写的幽默，写的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

假意的吹嘘和追捧才是对中国真正的亵渎，林语堂这样认为。在此书中，毫不留情地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弊端和流毒，向世人翻晒旧中国的病灶。

整个国家的漠然引发了作者深深的思考，在极力探究中国的前途，找寻中国“成功地生存下去”的条件。于是林语堂在书中追溯了中华民族曾经的辉煌和坚强，他看到这是一个一度雄视世界的强国，是一头东方雄狮而非睡狮，并为全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艺术文化和生活领域，过去的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令许多国家不能望其项背。然而在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中，这个曾经充满活力与斗志的民族却显得异常漠然。

在《中国人的性格》一章中，作者从民主性的角度粗略地勾勒出中华民族的特点，这些特点包括了好的品质和一些十分糟糕的东西。而且有些特点粗略看来并无伤大雅，甚至会常常被误认为是优点，但很值得人们细细地去探究。在林语堂看来，中国人公认的“遇事忍耐”、“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思想就很要不得。
在《中国人》中，这种品质被过分的发展了，从而演变成为一种“恶习”，因而，对暴政的屈服和逆来顺受的普遍心理，使中国陷入了一个更为痛苦和艰难的谷底。“遇事忍耐”之所以会成为当时中华民族的一个主导思想，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传统的家族制度，在当时“遇事忍耐”被很快得以曲解为“识大体”、“顾大局”，从而扼杀了个人应有的地位和价值。


作者林语堂又列举了中国人“最糟糕最昭著”、“最恶劣”的另两个特点：消极避世和超脱老狡，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精辟的分析。“消极避世”暴露了“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的弱点及缺陷；“超脱老狡”应该是一种比“消极避世”更为“高明”的方法，故而大都掌握在阅历丰富、世故老成的人手中，这是一种麻木不仁和自私心理的集中体现。

书中还提到了“老成温厚”、“因循守旧”、“耽于声色”等特点。
“老成温厚”给人以某种保持镇定的毅力，使人归于平静。这是它的特点，于是，作者就这一特点来追根朔源，认为这是社会的压力导致了“老成温厚”的产生。的确，世故的冷雨过早的浇灭了青年人积极向上的热情，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们丧失了年轻人特有的“活力和浪漫”。

在当时的中国，和平主义并没有被提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被推崇，然而它的确充斥了中国人的日常行为和思想中，作者认为中国的百姓“永远厌恶战争”，并强烈指出中国历来的内战都缺乏战争应该具有的真正意义。


林语堂对中国人“知足常乐”的品质应该投赞许票。中国人能够随遇而安，在生活的辛酸或困苦中寻找快乐，而且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汲取生活中值得慰藉的东西，这实属不易。中国人又是幽默滑稽的，幽默可以让人从严肃的问题中得到放松和愉悦。“滑稽”也是幽默，是一种“闹剧性的幽默”。然而，滑稽在严肃的政治改革运动中却取代了严肃性，中国内战中的很多严肃的政治问题，说白了、看穿了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而已。


林语堂认为，在中国并不缺乏智慧，相反，过多的、泛泛的例如“超脱老狡”、“避世洁身”这样的“智慧”，便迅速地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极大隐患。作者对中国人的这种“智慧”表示了自己的担忧。


在《中国人的心灵》一章中，林语堂就将“智力”摆在了首位，因为尊重脑力劳动者是中国文明中的最显著特点。作者认为中国人的心灵严重地被“女性化”，这样说似乎比较抽象，用作者本人的话来解释，就是：“中国人的头脑，就像女性的头脑充满了庸见。”

这里的女性化并非指单纯的性别，而是指女性的某些思维特点，即局限于有形的世界，而反感对抽象事物的思索和分析。

在《人生的理想》一章中，作者阐述了中国的人文主义、宗教、中庸之道(儒家思想)、道教和佛教思想，详细地分析了这些因素在中国人思考人生意义的过程中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吾国与吾民》的第二部分是“生活”。包括了《妇女生活》、《社会与政治生活》、《艺术生活》《文学生活》、《人生的艺术》、《中日战争之我见》六章。

作者在《妇女生活》一章，也用非常独到的思维触角研究了“妇女的从属地位”、恋爱与求婚”、家庭与婚姻”、“缠足”、“理想的女性，“女子教育”、“妇女解放”等当时中国的普遍社会现象及问题。


在第六章《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作者回答了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的真正原因；揭露了家庭制度对社会的很多的负面影响，并具体探讨了家族制度下所造成的“裙带关系”、社会腐败及“礼俗”等社会诸多问题。对于中国的社会等级问题，作者还专门在“特权与平等”、“社会等级”等章节中做了详尽的剖析。
作者分别从中国的城镇和乡村现状出发，从而引申出中国城镇明显存在的“官、绅、富”三位一体现象；还有中国农村社会“官、绅、富、匪”四大统治者。以及由等级观念和等级内平等观念所造成的、具有权威性的“面、命、恩”三位一体的固性法则。此外作者还充分肯定了精神意义上的乡村制度，批评了几千年来虚伪的“仁政”思想。

中国人对文化的划分，中国人的语言与思维，中国人对学术的盲目推崇，还有中国的学府、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以及国内的文学革命和西方文学对中国的影响等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所有这些在《文化生活》中，作者做了很好分析。
《艺术的生活》通过介绍中国的艺术家、书法、绘画，尽量体现出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人生的艺术》中有“人生的乐趣”、“住宅与庭院”、“饮食”、“人生的归宿”四部分内容。书法、绘画和建筑，也充分体现出“人生的乐趣”、“住宅与庭院”等内涵。

在最后一章《中日战争之我见》中，作者以中日战争为出发点，探讨了日本失败的结局和中国发展的趋势及未来的前途，强烈地反映了中国对领袖人才的呼吁和寻求。

对于中国究竟能否继续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作者在《吾国与吾民》中说，要探讨这个问题，并且想要得到一个令自己和大家都信服的充分理由，远非像看菜园子那样轻松自如。正如作者所说：“这是长期痛苦思索、阅读和反省的结果。”

但是，作者对中国的命运抱有足够的自信，始终流露出乐观的情绪，作者在书中这样说道：“我可以坦诚相见，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公之于众，因为我并没有失去希望。……她会再一次地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这是作者在当时背景下的最精彩的点评。可见，作者的自信不是盲目的，他的乐观绝非是没有根据的。


《吾国与吾民》是一部思想与现实交相辉映的著作。此书在美国一经出版，便引起巨大反响、赛珍珠誉其为“最真实、最深入、最重要的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美国书评家甚至说：“不管是了解古老的或是现代的中国，只要读一本《吾国与吾民》就足够了。”
林语堂和该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同样受到了国内文学批评家、文学史研究者以及读者的普遍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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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出生于福建省龙溪县一个传教士的家庭，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及学者。林语堂，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还曾用过毛驴、宰予、岂青等笔名。林语堂自幼就接受西方文化，1912年，他考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
1919年秋又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文学系攻读硕士学位。1922年学业有成，终获文学硕士学位。为学有所精，同年继而又转赴德国进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
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分别担任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他非常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1924年后负责《语丝》的编撰工作。1932年任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后陆续创办并主编《语丝》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推动了小品文的创作，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

1936年旅居美国，面对风云多变的国际形势，在美国用英文创作了《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47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逝世。


赛珍珠(1892～1973)，女。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3个月时即被身为传教士的双亲带到了中国。她是在双语环境中长大，以中文为母语之一的著名美国作家。曾回美四年接受高等教育。自1919年至1935年，她与丈夫卜凯
(J. L. Buck) 长期居住在所执教的金陵大学分配给他们的两层楼房里。在这里她写出了于193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大地
(Gread Earth)
三部曲》等小说，并最早将《水浒传》翻译成英文在西方出版。一生著译作品70余部。她病逝后，按其遗愿，墓碑上只镌刻“赛珍珠”三个汉字。